战国末期最年轻的策土，要算是“十二拜上卿”的甘罗了。甘罗是秦相吕不韦门下之客，年方十二，小小年纪出使赵国，赵王嘲笑他：
“秦延年长者，不足使乎？何以及先生。”甘罗答道：“秦王用人，各因其任。年长者任以大事，年幼者任以小事，臣年最幼，故为使于赵耳。”
赵王马上不敢小看他。
他运用“连横”之计，使秦与赵合兵伐燕。赵得19城，秦得ll城，于是，秦王拜甘罗为上卿。
值得重视的是《战国策》中崇尚智能、推崇策划的强烈意识。书中记载的许多奇策异智，形象而生动地反映了策士英雄们在战国乱世中举足轻重的作用。
《战国策》、《史记》等历史著作里策士们是如此大智大勇，如此出神人化，以致一国之尊的国君在他们的对比下黯然失色。而统治者依靠策士计谋在权力角逐中获胜的事例，在书中则屡见不鲜。
苏秦、张仪，这两位“合纵”、“连横”的发明者，可以说是那个年代的顶级策划大师。他们在七国之间穿梭来往，向各国君主进行眼花缭乱的巡回演说，使那些庸碌无能的君主们头晕眼花，无所适从，甚至唯唯诺诺，跪而求教。
特别是苏秦，简直成了智能的化身、计谋的代号。“合纵六国”，就是他的一大策划，结果是六国联合结盟抗秦，苏秦还当上了“合纵长”——即“联合国秘书长”，“佩六国相印”。他“伏轼撙衔，横历天下，延说侯之王，杜左右之口，天下莫之能抗”，于是“天上之大，百民之众，王侯之威，谋臣之权，皆欲决于苏秦之策”。可见，策士的谋智承当的是关系一国之生死存亡的国策大谋。
最有意思的是苏秦“死后报仇”之策。苏秦之死，是被人刺杀。
“匕首人秦腹”，苏秦以手按腹而走，找到国王留下遗言：“臣死之后，愿大王斩臣之头，号令于市日：‘苏秦为燕行反问计，今幸诛死，有人知其阴事来告者，赏以千金。’如是，则贼可得也。”言毕，拔去匕首血流而死。国王依计而行，号令苏秦之头于市，果然有一人揭榜领赏，说：
“杀秦者，我也！”结果是，“尽昨主使之人，诛灭数家”。后人赞道：
“苏秦虽身死，犹能用计自报其仇，可为智矣！”
可见，在战国这个纵横家的时代，策略不仅用之于国与国之间，也用于人与人之间，往往立竿见影，其效自见。计谋不但决定国家的兴衰成败，也决定人的贱贵荣辱。
更值得注意的是，纵横家当时已经把智力当商品一样出售，所谓“待价而沽”。他们以名利双收为追求的目标，载千金为游说的资本，以实利为诱人的钓饵，求扬名为杀身的报偿。“国可重，利可得，名可尊”，几乎成了策士们的口头禅。
战国时代对智能、策划的崇尚以及策士尊贵的社会地位，在中国历史上构成一种奇观，它标志着人们的初步觉醒。随着社会的发展与生产力的提高，国与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再是赤裸裸的武力较量和蛮力相搏，更大程度上取决于智力的较量。因此，人的价值，智能的价值、策划的价值就不能不受到重视。
（2）世界著名“脑库”
1950年初，朝鲜战争已到了剑拔弩张、一触即发的地步。战争爆发前8天，美国对华政策研究室接到一个秘密情报：欧洲有个德林软件公司集中人力，投下大笔资金研究了一个课题：“美国如果出兵韩国，中国的态度将是如何？”第一个研究成果已经出来了。德林公司通过秘密渠道打算把这个结论卖给美国，据说只有一句话，却索价500万美元（大约相当于当时一架最先进的战斗机价格）。
用500万美元买话？美国佬认为这简直是发疯，他们一笑置之，当做无稽之谈。
几年后，美国在朝鲜战场一再惨败，美国国会开始辩论“究竟出兵韩国是否真有必要”的问题，才有人想起德林公司的研究成果。此时虽已时过境迁，但在野党为了在国会上的辩论言之有理，仍以280万美元的代价买下了德林公司这项过了时的研究成果。成果的内容只有一句话：
“中国将出兵朝鲜”，但附有长达328页的附录分析资料，详尽地分析了中国的国情，有丰富的历史材料和有关数据，并有充足的论据证明中国绝不会坐视朝鲜危急而不救，且断定一旦中国出兵，美国将以不光彩的姿态主动退出这场战争。
当记者问从朝鲜战场回来的美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将军对德林公司的研究成果有什么看法时，他不无感慨地说：“我们最大的失策是：舍得几百亿美元和十万美国军人的生命，却吝啬一架战斗机的代价。”默默无闻的德林公司自此声望大振，扬名四海。
德林公司的经理是马德森，本名马克·克劳斯，其父曾当过中国著名军阀吴佩孚的顾问。马德林本人生于中国，长于中国，还取了个中国名字。他回到欧洲后不久，便组建了德林公司。这家公司既没有实验室，也不生产什么商品，而是搜罗了大批各类的专业人才，专门给人出主意，提建议，做方案，搞咨询，纯属“思想库”、“智囊团”之类的组织。特别有意思的是，由于创建之初，就特地聘请了17个极有造诣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从而使公司具备了向一切需要关于中国问题资料的人提供这方面资料的咨询服务能力。
朝鲜战争一触即发之时，德林公司成了“智力就是财富”这一现代公式的绝妙证明。
无独有偶，这种智力策划成果不被重视的悲剧，几乎在20多年后又重演了。这回，悲剧的主角是美国电讯业垄断巨头贝尔家族，而策划的一方是著名的未来科学者、《筠荨三次浪潮》的作者阿尔温·托夫勒。
在一个精心的安排下，贝尔家族与托夫勒进行了一次秘密会谈，委托他对这一家族的前景进行分析预测，并提出策略性建议。
托夫勒进行了一番全面深入地调查后，提出了一份秘密报告。这个报告的中心论题只是两个字：“分家！”为什么贝尔家族要求教于托夫勒，托夫勒又为何提出“分家”的主张呢？
贝尔家族是从贝尔电话公司发展起来的，演变为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垄断电讯，称雄于世。当这个家族庆祝贝尔发明电话100周年的时候，它已经拥有资产1500多亿美元，雇员100多万，附属于它的下设子公司达200余家，平均每天传送电话6亿多次，拥有电话和电缆长达10亿英里。像这样实力雄厚的庞大家族，不但在美国，即使在世界上也是屈指可数的。
贝尔家族之所以一度称雄于世，一是由于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垄断是得到官方认可和保护的；二是这个家族既处于垄断的地位，又凭着垄断的地位建立了自己的独立产销体系，不需承受市场竞争的压力，因而它的利润是有保障的。
然而，正是由于它没有外来的竞争压力，靠垄断得来的利润开始慢慢地腐蚀了这个家族。公司的经理人员逐渐染上了那种垄断公司内部几乎是无法克服的惰性，不求创新，唯上是从。
而且，树大招风，财大欺人，贝尔家族侵犯他人的经济利益，为此而打了数不清的官司，使得家族的元气大伤，土气大挫。
危机四伏，八面挑战，迫使这个家族的高层决策都不得不面对现实，寻求出路。托夫勒的秘密报告就是在这个紧要关头提出的，然而这个家庭为了顾全面子，对“分家”之说难以接受，因此托夫勒的高见未能发挥作用。
直到1975年，贝尔家族在内外交困的陷阱中越陷越深时，终于回过头去又采纳了托夫勒的建议。1982年．家族的高层决策者开始着手实行大改组，大分化，使整个家族化整为零，各自为政。这项美国历史上最大的公司改革，经过两年的努力，终于在1984年1月1日正式宣布。
竞争，发挥了神奇的作用，创造了起死回生的奇迹。改组公司不到一年，贝尔电话的股票价格上升了12.2％，股票所有者的收人在一年里则上升了18.8％。
托夫勒的策划，被称为“挑起了电子电讯领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而贝尔家族在大分家、大改组之后，重新焕发了青春。
这就是现代策划的魔力，这就是当代策划家的魔方。
著名的《晗佛企业管理通-书》，对现代策划赋予了明确的定义：
“策划是一种程序，在本质上是一种运用脑力的理性行为。基本上所有的策划都是关于未来的事物的。也就是说，策划是针对未来要发生的事情作当前的决策。换言之，策划是找出事物的因果关系，衡度未来可采取的措施，用为目前决策之依据。即策划是事先决定做什么，何时做，谁来做。策划如同一座桥，它连接着我们目前之地和我们要经过之处。”
因而，当代的策划业，往往是通过“智囊团”、“顾问团”的形式发挥其作用的。
这种高层次的大型的“智囊团”在美国被称为“大脑库”。1984年，香港当局委托美国“斯坦福国际咨询研究”做一份大型的预测分析报告，实质上就是策划香港的未来。“斯坦福”研究所为美国50大脑库之一，向港府索价500万美元。报告的结论为“重建繁荣”。
美国另一“脑库”——著名的波士顿顾问公司，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从事“公司策略”（即市场分析和竞争策略）的机构。它曾经为中小企业提出一个“猴子斗象”的战略，即“大象的体积越大，猴子的胜算也越大”。
最低收费标准高过百万美元的策划大师罗宾斯，以向社会名流达官显贵提供策划而著名。他发明了一套“估评自我赋值体系”提供全方位治疗和策划，要求名人每天认真填好一份详细询问表，向他传真日进度报告，他由此指导求诊者在状态最佳时该做什么事，并“重新设计”求诊者的生活方式。
在美国，“脑库”行业一年的营业额已达四五亿美元。
（3）策划家时代，策划无处不在
在智力制胜时代，这种现代策划无处不在，大到一个国家元首的选择，小到一个产品的更新换代。
1992年美国总统大选，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克林顿在竞选的第一关——新罕布什尔州党内预选前夕，就遇到了严峻的考验。
1月17日，《明星》周刊载文披露：克林顿曾有5桩“婚外情”。
克林顿当天断然否认了这一报道。
1月23日，《明量勤又发表一篇相关文章，有名有姓地称克林顿曾与夜总会歌星吉尼弗·弗劳尔斯有过12年之久的婚外情，并声称有两人在1990年12月至1992年1月中旬的电话录音为证。舆论顿时大哗，克林顿在民主党内5个竞争对手中本来遥遥领先的支持率陡降，而此时离关键的新罕布什尔州预选只剩8天了。
面对危机，克林顿将世界级的策划大师科维和罗宾斯，用飞机接到他正在度假的一个秘密地点，向他们请教化解危机的良策。
于是，一个巧妙的反击策划登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