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媒体“如何绕开中间层的阻挠”这一疑问，王石如此回答：
“中国的改革是自上而下的方式，在遇到中间阻力时，只有争取政府的支持，做上级公司老总的思想和观念转化。记得当时通过朋友介绍，结识了在政府领导身边工作的秘书班子，他们能理解万科的处境，并积极帮万科疏通渠道。当时的市委书记还特意安排他的秘书不定期地约见三家公司的老总，听取公司改制的进展，这种安排完全避开上级主管公司、政府有关部门，属于市委书记的秘密渠道，有点地下工作的味道。感觉到市委书记在暗中支持，心里有了底。”
但是，随着股份化改造进程的加快，万科同主管公司的矛盾也公开化。
王石说，“当上级公司得知市政府准备下文同意万科股改方案时，派了一个请愿小组到市府办公厅，强烈要求办公厅撤回股改文件，理由：政府越权干涉企业内部的正常管理。鉴于上级公司的强烈反对，办公厅只好暂停下发同意万科股改的文件。事后上级主管公司的老总公开得意地表示：你王石能耐再大，也跳不出如来佛的手心。”于是，也就有了我们在第一章里的相关一节内容了。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才有了后来媒体所称的“王石向市领导告状”一事。
按王石的说法，当时的他只有硬着头皮去找市委书记兼市长李灏求援。
“这是我第一次面对面同市里的一把手对话。市委书记的办公室很小，李灏坐在办公桌后面，手握一支毛笔，边听汇报边练习书法。听我们倒完苦水，他把笔一搁，一字一顿地说：‘改革是非常不容易的事，你们年轻人不要急躁，要沉得住气，困难越大，就越是要注意工作方法和策略。’市委书记还暗示：
我的上级公司老总有北京的背景。当时年轻气盛，并不满意市委书记原则性的回答和含蓄的批评，现在回想还是老的姜辣。”
随后的一个多月时间，是王石倍感煎熬的日子。“我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为了股改能进行下去，我们也开始疏通北京的关系。最后是市委副书记秦文俊亲自做上级公司老总的工作，老总才勉强同意。”
令王石及其同事们也没有想到的是，自他们申请股份制改革以后的几个月里，一向名不见经传的万科公司，却成了当时舆论界关注的一大焦点。
当时仅《深圳特区报》上关于万科的文章就有近四十余篇之多。
对此，王石做了如下说明：“当时的万科在深圳还不是一家很有影响的企业，自身的能量还不足以造出那么大的声势，主要是当时的特区报非常敏锐，一捕捉到万科要搞股份制改造的信息，马上意识到这是一个意义重大的社会题材，由当时负责头版的五个编辑全部投入组稿、选题材的工作。这五位编辑号称特区报的‘五虎上将’，对一个选题投入这么大的力量是很少见的。”
而王石后来在自己的书中，也就此写下了一段话：“在这段时间里，我带着万科的孙路、冯佳经常和编辑们聚在一起，通宵讨论宣传策略，度过了激动人心的日日夜夜。”
那个时候，为了配合股份制改造，同时在得到市委领导的支持下，万科的招股书得以免费在党报《深圳特区报》上刊载。媒体则称之为“这大概也是深圳历史匕绝无仅有的一次了”。
4.万科股份横空出世
风雨过后见彩虹。对于将自己已融人改革大潮之中的王石来说，更能体会其中的意境。
1988年1 1月，经深圳市政府“深府办[1988]1509”号文批准，深圳现代企业有限公司改造成为股份制企业，并更名为“深圳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原现代企业公司以净资产1324万元折股1324万股人股。
当年12月28日，万科向社会公众发售新股2800万股，每股1元。深圳证券公司和中国银行信托公司作为包销商和承销商，两家各自承担了600万股。然而，即使是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前沿，万科的股票依然面临着少人问津的尴尬境地。即使万科是通过公募的形式，特区党报摇旗呐喊，企业、市民仍不买账。“他们熟悉黄土滚滚的大工地，但对股票是什么却仍然懵懵懂懂。”王石如是说。
为了扭转万科股票发行的尴尬局面，被王石称为秀才的孙路甚至设计了“龙年计划”实施方案，王石任总指挥。这期间，后来成为中国重要高科技企业的华为，给了万科难得的支持，尽管那时的华为也同样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公司。王石后来则评价说，“当时的华为也处在艰难的创业初期，但任总对新生事物的敏感和态度已显出其不同常人的判断和行为。”
第二年的3月28日上午9点，深圳会堂，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股东例会召开，会场座无虚席。其问一位股东站起来，手握话筒：“请问王石先生，您个人自己买了多少股票？”王石从西装内侧口袋里掏出一张认股权证说，“我个人存款一共25000块钱，取出2万块钱买了万科股票。”王石赢得了台下一片热烈掌声和叫好声。
而在随后的500万职工股中，王石却放弃了其中自己应得的个人股份。
对此，王石后来有自己的解释：
“一是社会价值取向。‘不患寡，患不均’是中国社会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社会也向来有种仇富心态。个人突然有了钱，会把自己摆在一个极其不利的地位，尤其像我这样爱出风头，天马行空独来独往，如果很有钱，弄不好会惹来杀身之祸。在名利之间只能选择一项，或默不作声地赚钱，或两袖清风实现一番事业。我选择了后者。
“二是讨嫌暴发户形象。少年时代阅读雨果、巴尔扎克、狄更斯、莎士比亚的作品，反感暴发户。当自己可能成为这一类人时，自然采取回避。
“三是家族没有掌管财富的DNA。我祖籍安徽，但从来没有回去过，股改过程中，专门翻阅了家乡堂弟寄来的族谱，上溯20代，农民世家，没有一代成为地主的，我没有信心对钱财妥善处置，传统农民有钱了做什么？修祠堂，娶小老婆。赌博。
“我放弃个人股份的想法也征求了家人的意见。太太没有反对，她本来就没有指望王石发大财，还半开玩笑地问我：‘什么时候能住上别墅？’我回答：‘别墅会有的，别墅太早住进去会不得安宁。’”
1993年12月28日，经深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批准，“深圳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更名为“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2007年初，王石在接受一次媒体采访时就自己的上述财富观做了进一步表示：“我的财产可以算给你：房子值200万，股票大概值200万，存款有200万，全部财产600万。很多人以为我是万科的老板，但我实际是个职业经理人。我是富人不是富豪，其中一个原因是，名利这两个东西，是鱼与熊掌不能兼得的关系。”
王石甚至调侃地说，“如果成了富豪，我会不会修祖坟娶小老婆？我怕自己把握不住自己。”
王石还就中国的富豪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不过这是后话。
后来，在王石的影响下，万科的管理层也放弃了对职工股的拥有。管理层还提议：将职工股成立一个基金，只要在万科的职员，新老都有享用权。
至此。完成股改后的王石和万科管理层，真正地开始了踌躇满志闯天下的征程。随后即出现了本书第一章中所说的万科“第一轮张扩”。
而一个曾是国营的小公司，自此转变为一个基本符合现代企业制度的公众企业，更是在中国企业发展历程上波上了浓重的一笔。
二、走在“圈钱游戏"之外
著名财经人物冯仑曾说，王石是被逼出来的“圣人”。王石对此给出了自己的脚注：“我给自己设定的一个目标就是，通过万科公司的创立和发展，培养出一批适应市场运作的职业经理队伍。我是这个队伍中的一员。人各有所志，我的志愿不是当所有者，而是管理者。中国目前缺少职业经理阶层，但现在的年轻人更想当老板，既当所有者又当管理者。我只想当后者。”
1.万科股份也讲中国特色
万科股份化改造的成功，不仅改变了万科与自己原有主管上级公司的关系，也使得万科的创始人王石身份发生了某种转变。用一些评论人士的话说，对当时的企业制度改革，万科和王石的体验恐怕要更加深刻一些。
之所以有如此说法，与万科所处的城市——深圳有关。在改革开放之初，深圳是“窗口”和“试验田”，万科长期处于新与旧、创新与保守冲突的最前沿。即使从今天来看，在万科二十几年的历程中，对其发展模式产生根本性作用的，莫过于股份制改造。甚至如同一些权威人士所说，“万科作为一个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企业，其所有的悲欢、荣辱，全系于股份制改造。“而身份一夜之间变成中国第一批股份制企业的总经理，王石可能并没有想到，自己当初只是想摆脱上级公司控制的想法，居然启动了中国国有企业一次深刻而久远的改革。从此，王石不仅获得了自主经营企业的权力，也同时走到中国企业革新求变与寻求进步的最前列。
其实，在1988年4月1日，深圳发展银行在深圳特区证券公司的柜台上开始了中国最早的证券交易，随后深圳市国投和中行证券部相继开业。而万科与深发展、金田、安达、原野则构成了中国证券市场的雏形，被称为早期股市上的“老五家”。那时的深圳与内地相比，虽然人们的钱包略微鼓起来了，但一般人月收入也仅几百元，因而对诸如钱生钱的虚拟概念，从内心深处是怀疑和抵触的。所以，才有了万科股票进菜市场、跻身于卖杂货的小摊上的奇特景象。这是后话。
因而，从万科的股份制改造本身来看，这不能不说是一次中国特色的股份制改造。
事实上，股份制的产生、演进过程极为复杂。股份制公司发轫于17世纪中叶的欧洲，是由合伙制演变而来。最早的股份制公司“英国东印度贸易公司”是以股份制解决海外投资的风险问题。19世纪中叶，英美大规模铁路建设对大量资金的需要，促使股份制企业大大发展起来。至于到了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股份制改革无形中被赋予了更多、更加沉重的功能。而这也不是本书应该讨论的内容。
再来看看万科股票的一些情况。原现代企业公司以净资产1324万元折合1324万股人股，特发的身份则从上级主管公司变为持股30％的第一大股东。1988年12月，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后1个月，开始向社会公众发行2800万元新股。这次发股，比最早发股的深发更进一步：不仅向国内、也向国外公开发行股票，外资股可占25％。王石和万科又一次走在了中国企业改革的最前沿。
最初，万科股票虽然有过几次受欢迎的场景，但主要是采用摊派的方式，共产党员和万科职工及其亲友必须带头购买。大家买股票，并不是以市场意识，而多少有点牺牲精神的意味。
至于欢迎的场景，一次是第一章中我们说过的当时还名不见经传的华为老总任正非，另一次则是万科录像机的合作伙伴——日本索尼公司。
后来，在深圳市委机关报《深圳特区报》等多个积极因素的挺力支持下，万科股票终于在深圳开始成为供不应求的紧俏货。深圳证券交易所第一任副总经理禹国刚亲历了当时的情景：
“许多白天在证券部没买到股票的人，晚上就聚集在荔枝公园北面的园岭小区特区证券部周围，一个股票黑市形成了——月光下一边狂热地倒卖股票，一边是政府宣传车用高音喇叭喊话：‘小心受骗，不要参与股票黑市交易。’”
最终，不到一个月万科的股票就全部售罄。新股募集的第一桶金2 800万元，被用来支付首次拍卖土地的地价，使万科这个原本不具备房地产开发资格的企业，由此进入到这个一度被垄断的市场。
后来据业内人士说，那次股市狂潮炒出了一大批百万乃至千万富翁，而人们的理性也被逆转了，对上市公司的效益不再关心，一心只盯着股票的增值功能。
股份制改造及公开发行股票完成之后，万科的股权大大分散。据万科的内部资料显示，当时第一大股东仅持6％的股份，国家股不到10％，法人股仅占11％，是名副其实的公众股份公司。1993年到1997年，其最大股东持股比例始终没有超过9％，而1998年前10名股东持股比例总共为23.95％。
与此同时，股份制改革后的万科企业性质也不再是国有企业了，上级领导再也无法对王石的职位说三道四了。后来王石也直言：“万科之所以要搞股份制改造，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要规避人事危机。而民营企业面临的人事风险是倒转过来的，超稳定结构。”
凭借股份制改造，王石让万科拥有了民营企业超稳定的人事结构。再加上万科特有的一个与众不同之处，即以王石为代表的管理层没有大量持有公司股票，使得万科股份制改造完成的同时，企业的产权和经营权已实现了彻底分离。在随后的数次扩股中，大股东特发的股份一降再降，王石与曾经的“东家”特发的人事关系也就无足轻重了。这也为王石后来长期掌控万科打下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