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训练可不是我们现代意义上的训练，中国文字的精深在这里也体现出来了。古文中的训和练可是分开的， “训以固其心，练以精其技”。所谓“训”，他和袁世凯都认为管好士兵，必须要有严刑峻法，同时还必须辅以精神思想的统一。出于这一思想，袁世凯经常向士兵颁发“训词”，我们拿一篇训词来略窥一二，即可知段祺瑞练兵思想： “历代抽丁征戍，而本朝无之，外国编民入伍，而中国无之，国恩厚矣。尔之祖若宗，食毛践土，沐浴深仁厚泽，垂数百年，及尔之身，优游太平，自顶至踵，何莫非朝廷所赐……今且应募而来，坐食厚饷矣，不知效忠，何以对尔祖父？……古人一饭之赏，终身不忘，受国厚恩，讵止一饭？且尔果有功，必有一功之赏，尔果有劳，必有一劳之酬，国不负尔，尔何负国？夫犬马之贱，尚知报主人，人不如物，尔又何甘？”
看见了吧，通篇离不开儒家的“忠君尽孝”思想，当然，这对军队的凝聚力是很有好处的。一支没有思想的军队注定只能是散兵游勇，不可能成为令人生畏的力量。难怪后来的袁氏新军战斗力强悍，不能不说段祺瑞功不可没。
至于“练”，就是近代军事技能的训练，这个练才是现代汉语中“训练”的意思。该书大量沿用了西方强国的军事操典，强调操练的每一步都要科学实用，符合西方强国的军事逻辑。
段祺瑞“因率同监督、教习各员，认真训迪，不惮辛勤”，38岁时，“以武卫右军总办随营学堂劳绩，保准免补知府，以道员仍留原省补用，并加二品衔”。
1901年11月7日，曾经显赫一时的政坛巨人李鸿章吐血而死，清廷失去了一位重要的支柱。
出于对袁世凯的欣赏，慈禧太后下令袁世凯由山东巡抚升任北洋大臣兼直隶总督，负责京师周边的治安和防务。在皇权时代，驻防京师的人一定是朝廷信赖的重臣，因为皇帝一家人的身家性命可全在这里呢。而袁世凯终于由权力外围进入到了权力中心。老于谋略的袁世凯深知，总督之名再响亮，位置再高，一旦朝廷有任何风吹草动，自己不过是毫无反抗之力的牺牲品，要想让自己的地位牢靠，只有抓住一样东西——兵权。
袁世凯当上了直隶总督，成为了京师附近掌握最高权力的军政首脑。要知道，总督主要任务是管理地方一切事物，包括行政事务、税收、教育等，军务不过是其中一项而已，而且其他总督往往是将兵权交给自己信任的部下去管理，只有袁世凯不一样。在任总督期间，袁世凯丝毫没有放松对军队的控制。他派人在河北境内挑选壮丁6000名，创练了一支常备军（新练军），名义上算是直隶的地方武装势力，是为了维持治安，确保京师安定的，但骨子里袁世凯早就将这支部队当成了自己的私人武装，用朝廷的钱给自己练兵，这买卖划算。他把“北洋三杰”又调到身边，为他练兵。段祺瑞为参谋处总办，另外仍然负责军事学堂的工作，他是设在保定的北洋参谋学堂、武备学堂、测绘学堂的总办，这三个学堂都是1902年开办的短期培训班性质的学堂，属于直隶常备军参谋处所办，吴佩孚就出身于测绘学堂。这三个学堂都在第二年并入北洋武备速成学堂——这是所旨在培养中下级干部的军事学堂，1903年2月间建立，开始是隶属军政司教练处，冯国璋以教练处总办兼该学堂总办。“逾年段祺瑞出督各学堂”。这所学堂是当时全国规模最大的，“至1909年并入保定军官学堂时已有2000多人毕业。毕业生大都担任北洋各镇军官，其中不少人因受袁世凯或冯国璋、段祺瑞的提拔，后来跻身于北洋军阀行列，如王承斌、杨文恺、齐燮元、刘汝贤、孙岳……”另外，学堂中还有留学生预备班，自1907年起，陆军部所派留学生都要先在这儿学习，经考查合格后，再派出国。国民党人蒋介石、张群等就是这样被选送入日本士官学校的。
段祺瑞因为在保定督办了北洋陆军各学堂，按传统，各学堂学生都把他看成老师，形成所谓“保定（速成）军官派”，段本人也更信任陆军速成及早期学生，不太重用国外陆军留学生。在当时，陆军部和各省不断派员出国留学，这些“公派生”学成归国后，总会被安排至一定的位置上进行历练，随着人员的日益增多，清政府特设陆军留学毕业生会考制度，检验其所学，段祺瑞又担任了主试大臣的职务。段祺瑞前前后后在各军事学堂任过许多重要职务，既为自己打下了坚实的政治基础，客观上也为培养中国近代陆军人才作了一定的贡献。
平步青云
如果说段祺瑞前半生建立了功绩，那主要是他办学有方。因为段祺瑞积累起来的名声并不是因为军功，而是教育。如果我们忽略他所带过的学堂的军事性质，那么段祺瑞的大名依然会留在历史上，但方式稍有不同：不是军事家，而应该是教育家。只是，历史没有那些如果。
1901年9月7日，也就是光绪二十七年农历七月二十五日，这是个注定会载入史册的日子，因为就在这一天，中国在八国联军侵华中惨败，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签订。根据条约，中国要向列强赔款连本带利约9．8亿多两白银，加上各州县要向本地的外国传教士赔款2000~-两，约合lO亿多两。这个数字代表什么意义呢，可以简单给大家算一笔账。
当时清朝政府每年的各种税收加起来不过2000万两白银，除去一些必要的开支比如官员的工资等，剩下的应该是差不多……为零。换句话说，清政府根本没有余力用政府税收来偿付这些赔款，就像冯小刚电影《甲方乙方》中的台词一样，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啊！”自己还顾不过来呢，上哪弄这么一笔天文数字去？不过，中国人是很“聪明”的，特别会想办法。底层的人总是绞尽脑汁对付上层，称之为“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而上层的人有了麻烦，一般都会毫不吝啬地将机会让给自己的百姓，“皇恩浩荡”嘛！于是巨额赔款被摊派至各省，各省官府又将之以捐税的名目强加到百姓身上。由于八国联军侵华的主要战斗都是在京师附近展开的，因此战败后直隶需赔的数额最大。然而这场对于中国而言的灾难，在各级官吏们看来却成了捞取好处的良机，他们在上司指定的税赋之外还层层加码，比如朝廷规定由天津赔偿5000万两，那么天津官员一合计，就向下面各县规定征收80009~‘，而到了下面各县再一计算，只收8000万那我不是白辛苦吗，加收一点跑腿费吧，税收官员们也不容易，给人弄俩喝酒钱，于是下发到乡村就成了一亿。那时候的农村，赶上老天眷顾，风调雨顺，收成不错，老百姓除了交够政府征收的各种税，剩下的能够得上全家一年吃喝就算是不错的小康之家了，哪还有余钱偿付这额外的赔款。但官员们没工夫理会这些，完不成任务那可是要影响自己升官发财的。为了催逼赔款，地方政府那可是拼了老命，派出了军队监督各地交税，不光是农民们被逼得活不下去了，就连一般的殷实之家也感到苦不堪言。直隶人民本就惨遭八国联军的蹂躏，已濒临死亡的边缘，又被摊派了大宗赔款，加上袁世凯不断命令各州县加紧催逼，使得民不聊生。自古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让朝廷逼迫到这份上，不反都对不起朝廷的辛苦。
广大人民不断掀起反抗斗争，规模最大的一次是1902年3月以景廷宾为首的农民起义。
景廷宾，广宗县东召村人。小地主家庭出身，曾中过武举。景廷宾个性豪爽，为人侠义，颇有号召力。1901年，法国传教士和广宗知县议定该县“洋差”（即地方赔款）为纹银一万多两，强制各村按地亩摊派。这样一来不光一贫如洗的农民反对，拥有一些土地的地主也怨声一片，抗捐抗“洋差”的斗争越演越烈起来。景廷宾被公推为联庄会总团头，后又被起义军推为龙团大元帅。
袁世凯接到报告，立即派大名镇总兵何永镇、正定镇总兵董履高带兵镇压。景廷宾率领队伍干脆打起“官逼民反”、“扫清灭洋”的大旗东征西讨。义军主要由广宗、钜鹿、威县等地联庄会的农民构成，另外也有不少义和团的人加入。他们杀死作恶的外国传教士，打败官军的围剿，一时威名大震。
景廷宾高举义旗，中外反对势力都认为这是义和团崛起。各国驻京公使十万火急地催促清政府进行镇压。慈禧命令袁世凯尽快设法平息、剿灭。袁世凯遂一边紧急宣布广宗等县“所摊捐款全行豁免”，以瓦解起义队伍；一边命段祺瑞、倪嗣冲等指挥北洋新军两千多人从保定南下，会同从山东调集的武卫右军先锋队数营，从东西方合围广宗。5月8日，在段祺瑞指挥下，官军深夜潜入，包围了义军据点件只村，炮兵、步兵、马队配合出击，很快就攻进了村内。只有大刀长矛的农民在景廷宾的指挥下，抵抗着新式武器的官军，终究不敌，牺牲巨大。景廷宾遂率余部突围出去，转战冀豫等地，不久被捕杀。清军占领件只村后，烧杀劫掠，百姓深受其害，甚至附近的村庄也遭到浩劫。
景廷宾所率义军兵败被杀，威县等地农民为替他们报仇，又纷纷起义。
段祺瑞等再次奉袁世凯之命，镇压了威县等地的起义，因功劳很大受到慈禧的封赏。于是段祺瑞踏着百姓的血青云直上，由正二品的候补知府升为正一品的候补道，一个月后，又被“保准赏戴长翎，加奋勇巴图鲁”——巴图鲁，满语勇士的意思，清代用作称号，赐给作战有功的官员，名为“勇号”。很像我们今天颁发的“三八红旗手”、“全国先进个人”等称号。
经过平叛一战，段祺瑞终于从一个军事教官过渡到军事指挥官，其军事才能得到了广泛的认可，也为他在军队里树立了威信。从此，段祺瑞开始正式步入政治生涯的辉煌时期。
景廷宾所率义军兵败被杀，威县等地农民为替他们报仇，又纷纷起义。
段祺瑞等再次奉袁世凯之命，镇压了威县等地的起义，因功劳很大受到慈禧的封赏。于是段祺瑞踏着百姓的血青云直上，由正二品的候补知府升为正一品的候补道，一个月后，又被“保准赏戴长翎，加奋勇巴图鲁”——巴图鲁，满语勇士的意思，清代用作称号，赐给作战有功的官员，名为“勇号”。很像我们今天颁发的“三八红旗手”、“全国先进个人”等称号。
经过平叛一战，段祺瑞终于从一个军事教官过渡到军事指挥官，其军事才能得到了广泛的认可，也为他在军队里树立了威信。从此，段祺瑞开始正式步入政治生涯的辉煌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