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上东京学术界言论颇自由，相互间的品评也不少。令张资平刮目相看的是，郁达夫写下了不少旧体诗，常常拿来给张资平看。那无非是《东南日报》、《神州日报》上的副刊，上面有近期达夫的新作旧诗。这使张资平大吃一惊，立时肃然起敬。说话间，张资平对眼前这个落拓、不修边幅的青年的家世也略知一二，知道他的家庭渊源，文学根底，并且知道他有一个任大法官的长兄。彼此间亲近多了，增加了不少客套。
星期天，有时张资平写了几封短信，以信代步，邀请郁达夫出去游玩，可郁达夫钻进了故纸堆，没有理睬。翌日相遇，张资平问郁达夫信写得如何。
“哦，清脆可读。”郁达夫信口胡诌了一句。
张资平老大的没趣。心中骂人，太岂有此理了！“老气横秋！”他只有哭笑不得地说了他一句。
那一年考中日本一高预科的共有六十五人，分成三部。当郁达夫转入三部时候，每天都按时上学，那班级有大小班之分，有时文、医两科一起合上课程，有时则与二部也合在一起。
教授一上讲坛，全体同学便要立起身来致敬，过后，教授拿起花名册点名，每一个出席者，必须回答一个“HAI”字。有一次，化学教授管沼先生拿起点名册，点到“郭开贞”时，在郁达夫的后面立即响起一声霹雳：
“HAI！”
郁达夫忙转过头来看，那个个子高高的，头发剃得光光的，年龄似乎比他稍长的同学，脸色有点苍白，态度有几分傲慢，又常作豪笑的就是来自四川省的同胞郭开贞——也就是以后大名鼎鼎的诗人郭沫若。
恰恰这时，管沼先生点到了郁达夫的名字——“郁文”，他头尚未转过来，立即慌忙回答了一声：
“HAI！”
全班同学轰地大笑起来。
这也许是命运的安排，两个既不同省份，又不同年龄的中国人，居然成为这刚刚强盛起来东亚岛国首都东京同一个班级的学生！而且他们同是学医的。同样抱着国家富强的抱负。他们来自隔着千山万水的两个省份。郭开贞也就是郭沫若生长在长江的上游，天府之国中——那里一向被称为天府之国，举世闻名的乐山大佛就在他的家乡，在大渡河、青衣江、泯江的汇合处，依傍着秀丽巍峨的峨眉山，坐落在自古被称作“海棠香国”的乐山县城对面。据考证，乐山大佛是唐代的文物，“山是一座佛，佛是一座山”，巧夺天工，宏伟高大，为世人所钦佩。这里山水明媚，风光秀丽，历代名人往来，留下诗迹与文明。与著名的富春江一样，这里也哺育了大批的文人与诗人，乐山与富阳，两处名胜古迹与山水一样好的地方，居然产生未来一代文学大师，而如今，他们又是同学。
他们彼此素昧平生，但殊途同归！两个人的年龄相差了四岁，一个才十九岁，一个却已经二十三岁了！两个人互相之间并没有相互了解，彼此认识而已。在郁达夫看来，那个从四川来的青年不严而畏！他与他太生分。而且他觉得对方太傲慢，虽然他通常是满脸的微笑，可那种笑，无法形容，有点居高临下，也相应自负，不太容易接近！那剃光了顶的脑门，对几年前还留着小辫子的郁达夫来说有点不可思议。与其说这四川来的同胞是中国人，不如说他更像日本人。那眼睛充满了自信，目光明亮，仿佛耳朵不十分好，但声音宏亮，老是穿着一袭整齐的学生装，或者是标准的和服，整齐清洁，那一眼看去就是经常在女人面前发号施令的大男子。郁达夫老大不高兴，他觉得他有点像富豪人家的花花公子。更令郁达夫感到不可思议的是据说他一年之前已经结婚，是逃婚出来的。那是郁达夫连想也没有想过的神秘领域。
“这膏粱子弟！”郁达夫在心里这样评价他的同学。
郭沫若呢？在他的眼前不过是一个瘦长的个子，邋遢的青年，有时有点抑郁，细长的眼神，默默的神态，引起了他强烈的好奇心。“他一定有什么心事，有什么悒郁的事！”他常这么想，“或许是父母身体不好吧。”
他这样为他设想了，殊不知他早已丧父失怙。他的眼里郁达夫是一个谜，有时他一脸晴空，没有一丝云彩，一脸高兴。“毕竟是个孩子！”他这样想，“或许痛苦的时候是在想家吧！”他做了另一种假设。事实上，郭沫若的思家也没有郁达夫那样真切动人，他的年龄可比他老成多了。
他们两个都怀着探险的好奇心，偷窥对方的秘密。同学，并且是在海外，他们都是离开家族的一群，太自由了。同时他们对一切都感到陌生，分外的孤独。他们都很自负，两个同胞的性格很不一样，郁达夫外柔内刚，似乎好亲近，其实不然。而对方看来，他们都不肯降尊下节，挽着名士的臭架子。其实巴山蜀水的钟灵毓秀与富春江边的人杰地灵，本质上是一样的虚弱。他们的自我意识被唤醒了，怕对方伤害到自己。
然而他们都在寻找，试图洞察对方的突破口，穿透对方固守的堡垒。他们在对方的心里不知为何物，但在灵魂深处，他们却一见如故。一段时间的生活，他们都觉察到对方感情洋溢，是才气横流的未来名士。然而他们之间始终保持着一层纸，那是一个处女最纯洁之点——处女膜，谁也不会让它轻易地遭破坏，尽管他们都觉得对方是“郊寒岛瘦”，或者说是“小李杜”，自然他们不愿意将对方比成是李白那样的大名士，他们的心灵深处不允许。
其实他们又是一样是古老帝国的子民。他们的经历相仿佛，他们都对维新和革命的思想耳濡目染，对林译小说与《天演论》有所猎涉，都开始把触角伸向外部世界。他们都有一个留学东洋的兄长，身上有一种道不清的种子。那是介于封闭与开放间的莫名其妙的种子。
时间过了很久很久，他们都没有更多的理解……
天气真好！又是一个春天。温暖的海洋性气候袭击着日本。樱花开了。一个星期天，郁达夫打算去上野公园观赏樱花。这樱花乃是日本的国花，一旦花发，成千上万的人们都去公园中赏樱。那其实是日本的一种节日气象。东京城内万人空巷，公园中的空气与气息，自是比城中的任何一个地方都好，或者他们到多摩动物园去，也可以在多摩川与江户川上游去，去看那谷幽林静的另一个世界。到隅田川或者说江户川岸边去散散步。然而一个人终觉没有多少意思，太无聊。他信步直到神田书店街，那是他的另一方面的爱好，他可以在书店中混过这一天。
在一个书店里，他迎面遇上了他——郭开贞郭沫若。
“郭君，你好！”
“你好，你好！”郭沫若手里正拿着买好的几部旧籍。那是一些文书，一本是海涅的《新诗集》，还有……
他们相视而笑，那是真诚的微笑，没有一点作假的意思，两颗在天体上运行良久的星辰突然接近了，好像是来自相对的两个方向。他们的两双手握在一起，一起走过了神田街的若干书店，翻阅了各种新旧图书，他们满载而归。
他们开始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双方开始把“郁君”改成“达夫”，把“郭君”叫做“开贞”，彼此把路人当做朋友，校园中开始了他们的散步……他们开始了交往，封闭的窗口敞开了，大门的锁不再始终锁着。他们亮出自己的家底。
沫若比郁达夫更健谈，达夫是比沫若更好的听众。从遥远的两个省来的同胞各有自己的生活历程。但他们的生活经历是那样的相仿佛，是从一个大环境中走出来。他们都上刚刚从科举制度中解放出来的那种新式学校。他们一起痛骂袁世凯。郭沫若的见识比郁达夫似乎更多。他与郁达夫谈起成都的屠夫赵尔丰、总督尹昌衡、长兄郭橙坞等等事项。他讲起尹昌衡手悬赵尔丰的首级，骑马过市示众，他讲那是四川反正前后的一大奇观。与那些绘声绘色的演讲相比，郁达夫自觉逊色得多，他也讲到浙江省独立前后的经历，他也讲到浙江的党人王金发、褚辅成、吕逢樵、陶成章等等，他们光复杭州前后的事，但郁达夫显然不是亲见。他也有自己家乡的骄傲——鉴湖女侠，五知县夜审秋女士，秋女士无畏不屈，临刑前尚吟：“秋风秋雨愁煞人”的诗句，可他惭愧的是这一切都是见之于报章的旧闻。郁达夫自觉逊人一筹。
他们有闲时也谈起在国内中学时期求学的遭遇。郁达夫谈起自己杭州求学、醉倒江干、首赴嘉兴，后又入杭州府中，光复后入之江大学预科被开除出校等等，郭沫若听了哈哈大笑：与我相比，你恐怕是小巫见大巫呢！他也谈起自己的那一段经历：
“你可不知道，未读高小时乐山成立了中学预备班，我进入了甲班，那时我与一个叫张伯安的十分交好，一个老学生与一个小同学争饭吃，竞毫无道理地打了那个小同学一记耳光，激起公愤，我向一个刚从学监升任校长的易署辉责问，那家伙恼羞成怒，罚我记大过一次，六个人挨处罚关禁闭两个星期，对这种封建的专制主义教育十分不满，过了不久，同学们推选我为代表向校方要求恢复周末半日休假制度，不成功，学校掀起罢课风潮，我被校方挂牌斥退，这是我第一次被开除。后来经过家人努力，才算复学——
“我升人嘉定中学，中学有学生四五百人，可我们的校长当过县官，没有办学经验，所请的教习又不学无术，学生学不到东西，常在校内闹风潮，在校外若是非，看川戏，闹会馆，打纸牌，吃转转会，而我们只读蹩足的日语。我们只有自己读书，什么《天演论》、章太炎的《国粹学报》、梁任公的《清议报》，读司各特的《撒克逊劫后英雄略》、《迦茵小传》等书。有一次，有个学生在吸烟案墙上写着‘丁平子不通’，监学丁平子就大闹辞职，校方说是我的换帖好友写的，予以斥退。结果呢？我在外面喝酒回来，大骂丁平子是专制魔王，虚骄、稚气、不通，没有学问，骂了两个小时。丁平子也赶来在窗外与我对骂，然后又胁迫校长斥退我，好在历史教员反对，暑假期间不通的丁平子患白喉死了，才成悬案。可是那年的中秋，同学在萧公庙看戏与粮子冲突，当时我自动代表学生要求校方找粮子论理，第二天刚从外地回来的校长不分青红皂白，就把我挂牌斥退，这不是不通的丁平子事件起的作用？
“我的第三次斥退是在宣统三年年初。榕城以高等学校为首，发起请愿风潮，各校派代表在教育总会开会，我当时被派这一个班的代表。
会议要求明年开国会，并号召全市罢课，总督赵尔丰竞派警察弹压。结果提学使司通令学生罢课。分设中学的监督却强令我和我的好友张伯安带头入座复课，我们俩严辞拒绝，结果我们一起被开除……”
现在郁达夫相信自己的这个同学了。这个比他年长的同学，讲起话来干脆利落，又能急人所难，如果不是这样，他不会遭受这样的苦难。
他的心已经愿意向他敞开了，他心里这么想，他想告诉他自己的一些其他经历，但他怕，担心为人耻笑，那是一些自己心中的秘密。他们有时把话题，引到角落里去：
“中国与日本看来对女人的做法相差太大，日本的姑娘更加可爱、更加柔和，守身的观念看来也没有像我们中国那样固执。在我们那边，女子是生长闺阁之中，出嫁之前，名门闺秀是不太出阁的。如书中，崔莺莺、杜丽娘、林黛玉，一个个都是深锁在闺阁之中。有的人结婚之前一面未见，订婚十年，一面未省，可一旦结婚，一乘轿子抬了来，吹起喇叭，我好些同学才十五岁就成了家，更有十八姑娘九岁郎，大老公夜晚尿尿床呢……”
“这就像麻布口袋买猫了，交订要白的，拿回才知道是黑的，”郭沫若很愉快地笑了笑，“你不知道，我十岁前曾经订婚，十四岁女方病死。
我看了很多书，婚姻方面要自主。反正那一年，我十九岁，在成都。可母亲又给我订了婚，那媒人的语言可听不得，讲我的妻子如何的美，到我来日本时的正月完婚，哪知却大出所料……这旧式婚姻的令人不满，还有这乱哄哄的世界，我真是一天也不想在四川待下去了。四川是我的家乡固然好，我父母年事又高，劝我不要远行，可我的长兄已来过日本，当时他在北京，我就出了三峡，来到天津，又到过北京，经朝鲜，就一直到这‘大日本帝国’来了。当时我母亲还一直把我送到大渡河边——”
他们讲得很高兴，他们是两条渐近线，共同为国家担忧。他们可以交谈，但他们的性格不一样，郁达夫发觉，来自西部省份四川的这位郭沫若同学总是充满豪情，心胸开朗，抒情的夸张的说法，常常使他允满愉快，而郭沫若也知道，他的这位东吴大同乡性格离奇，有时夸夸其谈，有时沉思默想。他有时很愿意对他讲一些四川的人文地理，讲保路同志会，讲四川人的粗犷的性格，土匪，可是他觉得这老乡太阴郁，仿佛太不愉快，有点莫名其妙。
其实他们是一股源头分成两股的河水，仿佛是江河中的一个沙洲，把他们分成不统一的两支。他们太相近了，读书、生活、经历，同源之水，有如兄弟，但是同是忧国忧民，个性是不一样的。郭沫若如长江大河，如那川江、泯江、大渡河一泻千里；郁达夫就像他的富春江下游的钱塘江口，是喇叭状，朝朝暮暮，潮涨潮落。
他们相交的时间毕竟太短，两颗行星虽同属一个星系，但相会的时间不会太长。同样是名士，这时还没有发出未来会有的光芒。他们都是遥远的星空，彼此知道对方的亮度。他们是同学，抑或是朋友，他此时由于空间与时间，还没有到达那相知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