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把我们自己的生活拍成电影，恐怕我们都会惊呼：“这不是发生在我身上的事吧？！”还记得我们在伦敦街头流浪，一如狄更斯作品里的情形。现在想想那时候的事，真是难以置信。我们年轻人吃点苦头没什么，受到打击尚能保持乐观；可是可怜的年迈的母亲在历尽艰难之后还能坦然面对这种事情，现在回首想来很是令人惊异。
我们没有钱，没有朋友，晚上没有落脚的地方，就这样沿着伦敦的街道流浪着。我们试着找了两三家宾馆，但他们都坚称如果没有行李可押，就得交押金。后来又试了两三家旅馆，可所有的女房东都一样无情。最后我们只得在格林公园的长椅上过夜，却来了一个高大的警察勒令我们离开。
这种情况持续了三天三夜，我们以便宜的小饼充饥，却仍然精神饱满，白天就在大英博物馆里度日。还记得我在那里读温克尔曼的英译本《雅典之旅》，我忘记了当前的处境，我悲伤地哭泣，不是为我们自己的遭遇，而是为温克尔曼充满激情的发现之旅归来后的不幸逝世。
第四天黎明，我觉得必须得想个办法了。我让母亲、雷蒙德和伊丽莎白随我来到伦敦一家最好的宾馆，不要出声。这时值夜班的门房还似醒非醒，我告诉他我们刚从利物浦来到此地，行李还在途中，我们先开一间房，同时把早餐送过来，我点了咖啡、荞麦面包以及其他的美式糕点。
那一整天我们都睡在舒适的床上，每隔一会儿我就给门房打电话，向他抱怨我们的行李还是没送到。
“我们换洗的衣服也没到所以没法出门。”我说，于是我们晚饭也是在房间里吃的。
第二天黎明，考虑到诡计很可能就被揭穿了，我们像来的时候一样走出宾馆，但这次我们没有叫醒门房。
我们重振精神走在大街上，再次准备好面对这个世界。那天早上，我们信步走到切尔西一个老教堂的墓地里，在小路上我捡到一张报纸，上面报道了某位太太在格罗夫纳广场买了一幢房子，正在大宴宾客，而我正好曾在这位太太家里跳过舞。我灵机一动。
“在这儿等我。”我对家人说。
中午开饭之前，我独自赶到了格罗夫纳广场，来到这位太太家里，她亲切地接待了我，我告诉她我来伦敦发展了，在各家做私人舞蹈演出。
“我周五的晚宴正好需要，”她说，“你能在晚宴后为我们跳舞吗？”
我答应了，并巧妙地暗示她得预付一小笔订金，她立刻慷慨地签了张10英镑的支票给我。拿着支票我飞快地跑回去找家人，发现雷蒙德正在就柏拉图的精神论滔滔不绝。
“这周五我要去格罗夫纳广场某位太太家跳舞，威尔士王子可能也会来，我们就要时来运转了！”我拿支票给她们看。
雷蒙德说，“我们先得找一个工作室，付一个月租金，再也不要受那些粗俗不堪的女房东的欺侮了。”
我们在切尔西国王路找了一间小工作室，我们没有床，直接睡在地板上，并觉得又回到了艺术家的生活，而且我们都同意雷蒙德的观点——再也不能住那种资产阶级旅馆了。
付完房租，我们用剩下的钱买了罐头以备不时之需，我还在自由之家买了几码棉纱布料用来作为某太太家演出的舞蹈服。那晚我伴着内文的《那喀索斯》起舞，演绎一个阳光少年（我那时候很瘦），爱上了自己水中的倒影；我还跳了内文的《奥菲莉亚》。我听到人们窃窃私语，“这孩子怎么会有如此悲痛的表情？”晚宴结束前，我跳了门德尔松的《春之歌》。
席间，母亲为我伴奏，伊丽莎白朗诵安德鲁·兰翻译的忒俄克里托斯的诗歌，雷蒙德则做了一个关于舞蹈的演讲，论述舞蹈对未来人类的心理影响。那些养尊处优的观众显然理解不了这些，但女主人很高兴，我们算是很成功了。
那是一次典型的英国有教养的上流人士的聚会，会上没有人留意我光脚穿凉鞋、披薄纱，尽管这在后来引发了德国人对我评头论足。英国人太礼貌了，他们对我的演出服及舞蹈渊源都不发表任何意见。大家只是说说“很漂亮”、“非常愉快”、“非常感谢”之类的话，仅此而已。
不过这天之后，就开始有好多名门望族邀请我去他们家里跳舞。有时是在皇室面前跳舞，有时是在劳瑟太太的花园里。还会有饿肚子的时候，因为我的演出多数是无偿的。女主人们总是爱说“你会在公爵夫人面前跳舞，会在伯爵夫人面前跳舞”如何如何，“这么多有身份的人看你跳舞，你就会在伦敦一举成名了”。
还记得有一天在一个慈善募捐会上我跳了4个小时，作为答谢，一位太太亲手递给我一杯茶和一盘草莓甜品。我已经几天没吃饱饭了，所以那些草莓和油腻的奶油让我想吐。另一位夫人拿起一个装满金币的大袋子对我说：“看，多亏您为我们盲女院募集到了这么多钱！”
母亲和我都太要强了，不好意思告诉那些人他们有多残忍。相反，我们省吃俭用，把省下的钱用来买演出服，只为体面地出入这些场合。
我们买了吊床放在工作室，还租了一架钢琴。但我们大部分时间还是在大英博物馆里度过。雷蒙德在那里描摹希腊花瓶和雕塑，我则努力去用舞蹈和音乐去表现它们。我们每天在那儿的图书馆待很久，中午在那儿的餐厅用餐，一个便宜的小圆面包就着一杯牛奶咖啡就是午餐。
我们流连并痴迷于伦敦的美好，这里的文化和建筑美感，都是我在美国所向往的事物，现在我终于得偿所愿。
离开纽约后，我已经一年多没有见过伊凡·米拉斯基了。有一天，我突然收到了一封芝加哥朋友的来信，信中主要讲了米拉斯基的事。他志愿参加了对西班牙作战，随军前往佛罗里达，在那儿染伤寒去世了。这封信对我打击很大，我不愿意相信这是真的。一天下午我去库柏学院翻遍了前几个月报纸的合订本，在密密麻麻的阵亡者名单中，我找到了他的名字。
那封信里还附有米拉斯基妻子的姓名和在伦敦的住址。所以，有一天我就坐着双轮马车去找米拉斯基夫人了。那个地址离我很远，在汉默史密斯附近。那时我或多或少还受美国清教徒思想的影响，心里觉得米拉斯基向我隐瞒这件事情的行为有点离谱，所以我没有把这次行程告诉任何人。把地址给了车夫，我就奔着这个临近伦敦郊区的遥远地方出发了。路上我看到了一排一排的小灰房子，整齐划一，这些房子的前门都阴沉肮脏，门牌却一个比一个有来头，比如舍伍德别墅、格伦宅、埃尔斯米尔、恩尼斯摩等不相称的名字。最后我来到了斯特拉寓所，按响了门铃。门开了，面前站着一个身高差不多只有正常人一半的妇人，我告诉她我想找米拉斯基夫人，之后被让进了闷热的客厅。我那天穿着一件格林威式的白色棉纱裙，系蓝色腰带，头戴一顶大草帽，卷发披肩。
我听到楼上沉重的脚步声，伴着尖细、清晰的声音：“姑娘们，按顺序，按顺序。”原来这里是一所女校。尽管米拉斯基已经不幸逝世，当我看到他太太的时候还是有点不知所措，那是一种担心与苦涩的嫉妒交织在一起的复杂感觉。她看上去只有半个正常人高，顶多四尺，瘦削，苍白，眼睛是明亮的灰色，头发也是灰色，但很稀疏，嘴唇薄而紧闭。
她并不热情，我试图向她解释我是谁。
“我知道，”她说，“你就是伊莎朵拉，伊凡在信中多次向我提起你。”
“抱歉”，我欲言又止，“他从未向我提起过您。”
“对，他不会说的。但是我就要去投奔他了，现在，他却死了。”
她的声音和表情让我忍不住想哭，后来她也哭了，仿佛我们是老朋友一样。
她带我去楼上她的房间，墙上挂满了米拉斯基的相片，年轻时候的他，相貌英俊而迷人，还有一张穿军装的照片，周围系上了黑纱。她告诉我他们的生活，他去美国追求发财梦，只是因为钱不够才不能一起去。
“我就要和他团聚了，”她说，“他一直给我写信说，‘过不了多久我就有钱接你过来了。’”
岁月流逝，她还是在这儿当家庭女教师，等到头发都花白，伊凡还是没有寄钱回来接她去美国。
和这个等待中的老妇人的命运相比，我真是勇敢多了。我不明白的是，作为伊凡·米拉斯基的妻子，如果她想去找他的话，为什么不去？哪怕是坐三等舱呢。我从来就无法理解，一个人想做成一件事，为什么又不去做。对于自己想做的事，我从不犹豫。尽管这有时候给我带来打击和灾难，但至少我尝试过了。这个可怜的耐心的小妇人，如何就能年复一年地只是干等着丈夫前来接她？
我坐在满是伊凡照片的房间里，手被伊凡太太紧紧抓着，听她不停地讲述，直到我觉得自己该离开了。
她让我以后再来，我也请她去我们家做客，可是她说自己一天从早忙到晚，给学生上课批改作业，根本就没空出门。
因为我已经让车夫先走了，只得坐在顶篷车里回家了。还记得回去的一路上我都在哭，为伊凡和他可怜的妻子的命运而哭，但同时还有一种庆幸，并蔑视那些失败者，蔑视那些将生命浪费在等待中的人，这无疑是一种年轻人的残忍。
当时我总是枕着伊凡·米拉斯基的照片和来信入眠，但是从那天起，我把这些物件都封存起来，放入了行李箱。
当我们的切尔西工作室租期满一个月时，天气也变得很热了。我们就在肯辛顿找了一个有家具的工作室搬了进去。这里有钢琴，还有更多的房间来工作。但很快就7月底了，伦敦的演出旺季过去了，8月到来，挣的钱有限。这个月我们就整天泡在肯辛顿博物馆和大英博物馆的图书室里，图书馆关门后，从大英博物馆步行到位于肯辛顿的工作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