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各特先生在阿尔图纳生活了3年，接着又升迁了。1859年，他幸运地成为公司的副总裁，在费城拥有了自己的办公室。而我又何去何从？司各特先生会带我去费城吗？抑或继续留在阿尔图纳，面对一个新上司？种种的不安与纠结困扰着我，与司各特先生分别对我来说真是太痛苦了，而为一个新上司服务却似乎也不太现实。那时，日出日落都得由他负责（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我从未想过，如果没有他，成功女神是否还会垂青我？
司各特先生去费城与总裁会面回来后，将我叫进了他家的私人房间，他一般在这里与办公室进行联络。他告诉我说，他去费城已成定局，部门经理伊诺克·刘易斯先生将成为他的继任者。我饶有兴致地听着，渐渐地，话题不可避免地引向了对我的安排，最后，他终于说：
“现在，我们来聊聊关于你的事情吧，你觉得你可以管理好匹兹堡分部吗？”
当时我仅24岁，初生牛犊不怕虎，何况那时我并不懂得作为后辈不应有太大的奢求和野心。记得约翰·拉塞尔勋爵曾说过，他第二天就可以成为水上舰队的总司令。还有华莱士和布鲁斯，他们也都是在年轻时就被委以重任的。因此我对司各特先生说，“我想我可以。”当然，我并没有奢望得到司各特先生的首肯。
“那好，”他说，“坡兹先生（当时匹兹堡分部的经理）将要被提升到费城的运输部去，我推荐你继任他的职位，他同意给你一个机会，你期望的薪水是多少？”
“薪水？”我生气地说，“难道我是只在乎薪水的人吗？我并不介意薪水的多少，我想要的只是那个职位，能够得到你先前的职位，回到匹兹堡分部，这已经够荣幸的了。你可以按你的意思，高兴给我多少就给我多少，并不一定要比现在给我的多。”
那时，我每个月拿65美元。
“你知道，”他说，“我当时的年薪是1500美元，而坡兹先生是1800美元，我想在开始的时候，给你每年1500美元会比较合适，如果你干得好，不久之后，你就可以拿到1800美元，这样，你满意吗？”
“哦，求求你，”我说，“别跟我提钱！”
那已不仅仅是钱的问题，在那时，我升迁的消息还未公开。但一想到我将拥有自己的一个部门，一想到我不用再在往来于匹兹堡和阿尔图纳的指令上签下“T.A.S”，而是写上“A.C.”时，这是多大的荣耀呀。
1859年12月1日，我被任命为匹兹堡分部经理。接着，马上又要搬家，这种改变是令人欣喜的，尽管我们在阿尔图纳的住所有很多便利之处，一处位于风光优美的市郊的别墅，远离喧嚣的市井，静谧而又安逸。但是这一切与回到老朋友、老相识中间，回到即便又脏又乱、烟尘笼罩的匹兹堡相比，便轻如鸿毛了。汤姆在阿尔图纳时学会了电报技术，他和我一起回到了匹兹堡，并成了我的秘书。
接下来的那个寒冬我接受了最严酷的考验。铁路的建设质量很差，装备效率低下，根本应付不了当时堆积如山的业务。铁轨修建在巨石之上，需要铁铸的跪座加以固定，有一个晚上竟有47个轨座断裂，而事故之频繁竟也达到了令人恐慌的程度。那些日子里，作为部门经理，我必须连夜用电报指令发车，外出处理所有的事故，应付一切。有次一连8天，夜以继日，我都在铁路线上，处理一个又一个的事故，清除一个又一个阻碍。但是在所有的上司中，我是最不体恤下属的一个了，手下的员工们一直超负荷工作，精疲力竭。但也许正是一种责任感的支撑，我总是不知疲劳地奋战一线。那时，我在何时何地都能睡着。晚上，在一节破旧的车厢里抽时间睡上半个小时便已心满意足了。
内战给宾夕法尼亚铁路带来了极大的需求，以至于我最后不得不另行安排一个夜班组。当时我向上级申请把夜间对线路的调度指挥权交给列车调度员时，却遇到了一些阻力。事实上，在没有得到他们明确授权的情况下，我自作主张，任命了也许是全美第一个夜间火车调度员—至少在宾夕法尼亚铁路部门里是第一个。
1860年，回到匹兹堡后，我们在汉考克街（就是现在的第八大街了）租了一套房子，在那里住了一年多。当时，对匹兹堡的任何准确描述，都会被视为泛泛而谈的夸大之词。当时满城烟熏雾绕，若是你刚把手放在楼梯栏杆上，拿开时它就会变成黑色，脸、手洗完一个小时之后，它们会变得和原来一样脏。烟煤落在头发上，刺激着皮肤，极不舒服。最初那段时间，我对这里的一切都十分不适。很快，我们便开始考虑如何才能再搬到乡下，幸运的是，当时公司的货运代理人D.A.斯图尔特先生，在霍姆伍德给我们找了一所房子，与他的住所相邻。我们立刻搬到了那里，电报也接了进去，这样我就可以必要时在家指挥分部的事了。
在这里，我们开始了崭新的生活。这里田园地产，繁花似锦，居民大多拥有5～20英亩不等的土地。整个霍姆伍德占地好几百英亩，幽静的峡谷和山林坐落其间，清澈的小溪潺潺流过。我们拥有一处自己的独立庭院，在房屋周围还有一片很大的空地。母亲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便是在这里度过的，诗一般的田园生活以及静幽的环境都很让她惬意。她爱花，甚至可以说是迷花。但她几乎从不采一朵花，事实上，有一次她还责备我拔掉一棵野草，说：“这是绿色的生命呀。”我也继承了她的这一特性，当我外出进城，打算从园中摘下一朵花来，放到纽扣眼上时，却怎么也不忍下手摘取。
搬到乡间后，我们结识了一群新朋友。这是一个富人聚居区，处处体现着上层贵族的派头。而我经常被邀请到这些富丽堂皇的大宅里参与休闲娱乐活动。年轻人喜欢音乐，我们便多次举办音乐会。在这里，人们谈天论地，无所不谈，谈论话题无奇不有，闻所未闻。于是我为自己定下了一条规则：在每次的谈天中都有所学习和收获。这样一来，我每天都很快乐，因为每天都会过得很充实，学到新东西。
在这里，我第一次遇到了范德沃特兄弟，本雅明和约翰。约翰后来成为与我一起出游的伙伴，我们一起参加过各种各样的旅行，“亲爱的范迪”与我共同经历了环游世界之旅。而邻居斯图尔特夫妇，则和我们变得越来越亲近，最后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谊。斯图尔特先生甚至还成为我的生意伙伴，“范迪”也是如此。然而，搬家最大的收益是结识了宾夕法尼亚的名门望族维尔金斯法官一家。法官当时已近八旬，身材魁梧、相貌英俊，举止得体大方，谦和而不失威严，他是我迄今见过的最为博学多才的人。而他的妻子则是美国副总统乔治·M·达拉斯的女儿，一位慈祥、美丽、端庄、可爱、令人肃然起敬的老妇人。她和女儿维金斯小姐、妹妹桑德斯夫人以及孩子们都住在霍姆伍德的那座大宅子里。这座豪宅在当地就如同英格兰的男爵府，或者说，是当地所有有文化修养而又勤奋上进者的活动中心。
我是那里的常客。音乐晚会、猜字游戏以及以维尔金斯小姐为主角的戏剧，都为提高我的自身修养提供了某种有效途径。维尔金斯法官先生是我所认识的第一个载入史册的人物，我永远都不会忘记他给我留下的深刻印象。谈话中，他若想对一段评论进行阐释，就会说“杰克逊总统曾对我说”或者“我曾对惠灵顿公爵如此这般地说过”等等。法官先生早年（1834年）曾是在杰克逊总统手下负责俄国事务。他轻松地谈起他和沙皇的会面，那时，我仿佛触碰到了历史本身。这所宅邸有一种全新的氛围，与这个家庭的交往就像一种强烈的兴奋剂，激起了我完善自我、提升修养的愿望。
然而，在维尔金斯家族和我之间，尽管表现得很平静，但却存在着政治立场上的根本差异。那时候我热情拥护废除奴隶制，有点儿类似于英国的共和主义者。维尔金斯却因为与南方的名门望族有紧密联系，倾向于南方的坚定民主派。有一次在霍姆伍德，当我正要进入休息室时，正好听到这家人在兴奋地谈论着不久前发生的一件可怕的事情。
“你怎么想？”维尔金斯夫人问我，“达拉斯（她的孙子）写信告诉我说，西点军校的司令命令他坐到黑人的身边，你听过此类事情吗？这不是一种耻辱吗？黑人也能进西点军校？”
“噢，”我说，“维尔金斯夫人，还有比这更糟糕的事情呢，他们中的有些人被获准进入天堂。”
瞬时间一片沉寂，然后，维尔金斯夫人冷峻地说：
“这完全不一样，卡耐基。”
虽然是以这样的方式，在那段时间里，我还是得到了很多至今仍是最为珍贵的礼物。有一次，维尔金斯夫人开始编织一种阿富汗毛毯，当时，有很多人问她这是给谁的，但维尔金斯夫人只字不说。对此，她一直把它当做一个秘密的保守者。直到圣诞节临近，当毛毯大功告成，被仔细地包好，插上了写有一些关爱话语的卡片后，维尔金斯夫人让她的女儿把它寄给了我。我在纽约收到了这位夫人送的如此贵重的礼物。那条阿富汗毛毯，尽管常常拿给朋友们看，但我一直收着没用。在我所拥有的珍贵的财富之中，它对我来说是一件圣物。
我很幸运，在匹兹堡认识了莱拉·艾迪生。她的父亲艾迪生医生不久前刚刚过世。很快地，我便与艾迪生一家熟识了，这让我受益良多，对此我一直心存感激。这是一种独特的感情，一种与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的友谊。莱拉曾到国外深造，她能说一口流利的法语、西班牙语和意大利语。正是通过与这一家人的交往，我第一次认识到，在我与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之间，有一条无法形容又难以逾越的鸿沟。但是“我们身上同流着苏格兰的血”一如既往地发挥着力量。
艾迪生小姐是个理想的朋友，因为，如果你是一块真正的钻石，她会帮你打磨得更加精致而富有光泽。她是我最好的异性朋友，因为她是曾对我提出过最为严厉批评的人。我开始留意我的言谈，还关注起英文经典名著，直到现在还如饥似渴地阅读这些书。我也开始留心怎样在言谈上更加文雅、礼貌和谦恭—简言之，怎样表现得更好。一直到那时，我在穿着上一向都很粗枝大叶，甚至有点装模作样：笨重的大皮靴，松散的衣领，一副粗犷的西部风格，仿佛很有男子气概。那时，任何被贴上了“浮华，有纨绔习气”的标签的东西都会遭到鄙视。我还记得在铁路公司上班时见到的一个戴着羔羊皮手套绅士，于是，他这一身打扮便成了大家茶余饭后的可笑的谈资。多亏了艾迪生一家，自从我们搬到霍姆伍德之后，我在这些方面有了很大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