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结构是财务理论的重要研究课题，企业财务管理实践的重要内容，也是企业进行融资决策的重要依据。目前，关于资本结构的概念，学术界还没有定论。荆新（2001）认为资本结构是企业筹资决策的核心问题，是指企业各种性质不同的资本的构成以及比例关系，是公司资金来源，即融资方式的组合。刘汉民（2001）认为资本结构有三个方面的含义：第一，指债务资本或者股权资本的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既包括了负债融资中短期债务、长期债务之间的比例关系，也包括了股权结构（即不同性质的股份所占的比率），这是狭义资本结构的含义。第二，指股权资本和债权资本之间的比例关系，通常是用资产负债率来表示，这是最常见的资本结构的含义。第三，指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之间的比例关系，这是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而提出的，是知识经济时代资本结构的新含义。本文所采用的资本结构的含义为第二种，即股权资本和债权资本之间的比例关系，用长期资产负债率和总资产负债率来表示，从融资的角度来分析资本结构与经营绩效的关系，以此寻求最优资本结构区间，提高我国上市公司的经营绩效。
企业的融资方式决定了企业的资本结构，企业选择的融资方式不同，所形成的资本结构就会不同。从内容上看，企业的资本结构只是融资结构的一部分，它研究的重点是股权资本与债权资本之间的比例关系，从经营绩效的角度研究资本结构，分析资本结构的最优区间，是资本结构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资本结构理论是财务管理理论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一个既古老又经典的热点问题。始于1950年，西方财务界开始了资本结构理论的研究，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资本结构理论不断演化，已经逐步形成了各种理论流派并在西方各国的企业融资行为中起到了一定的理论指导作用。从资本结构的发展来看，主要经历了早期资本结构理论阶段、现代资本结构理论阶段和新资本结构理论阶段等。本节将对上述三个理论阶段中的主要代表理论进行回顾和述评，分析其对资本结构理论的贡献及其不足，不仅可以为我国上市公司的行为实践提供有用的框架，也能为本书的研究寻找合适的切入点。
1958年莫迪利安尼和米勒提出的MM定理，揭开了现代企业资本结构理论研究的序幕。至今，现代企业资本理论研究已经走过了近50多年的发展历程。在这50多年中，伴随着其他经济理论的提出和发展，企业资本结构理论相继经历了旧资本结构理论和新资本结构理论时期。本章试图追溯其发展历程，并对其主要流派观点作一综述。
企业的发展与资金息息相关，资金对于企业来讲犹如自己的血液，血流决定了企业发展的强弱，支撑其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成长。企业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应该选择不同的资金结构以及不同的资金数量，才能以最优的资本结构支持企业的发展，这就是资本结构理论的基本主张。企业资本结构理论是基于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或股东财富最大化的目标，着重研究企业资本结构中长期债务资本与权益资本构成比例的变动对企业总价值的影响，同时试图找到最合适企业的融资方式和融资工具。
关于资本结构概念的界定，学术界上存在一定分歧。其分歧主要体现在资本结构中负债内涵的界定上。一种观点认为资本结构中的负债是指企业的长期负债，短期负债不属于资本结构的研究范畴（沈艺峰，1999；方晓霞，1999）。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资本结构中的负债是企业资产负债表右方所列示的所有负债（张维迎，1998：伍中信，1999；傅元略，1999）。基于对负债的不同认识，资本结构的界定也存在争议，形成长期资本组合说与负债权益组合说两种观点。前者认为资本结构是企业取得的长期资金项目的组合及其相互关系。后者则认为资本结构表现为企业全部资金来源的构成及其比例关系，即企业资产负债表右方不同项目之间的相互关系。
由上述资本结构概念的界定可以看出，两个资本结构概念存在包容关系。前者是后者的子集，后者是前者的母体。两种界定方法体现了资本结构研究重点的不同。前者置反映长期负债与所有者权益的关系，可称之为狭义资本结构。后者则系统反映了总负债与总资产、总负债与总权益、不同债务之间、不同权益之间的相互关系，可称之为广义资本结构.对资本结构概念界定的差异，基于对长期负债与短期负债功能认识上的不同。狭义资本结构观认为只有长期负债才具有税收优惠及负债约束功能。与狭义资本结构观不同，广义资本结构观则认为长短期负债具有同样的功能。从资本结构研究中对概念的实际运用看，研究人员往往并不严格区分资本结构的概念差异，而是根据研究目的的需要灵活运用资本结构概念。具体而言，理论研究中往往对负债与权益进行高度抽象与概括（Modigliani， Miller， 1958； Jensen， Meckling，1976）；实证研究则常常将负债与权益经进行适当的划分（Titman， Wessels， 1988；冯福根等，2000）。
1952年杜兰德（David Durand）在美国经济局召开的企业理财研究学术会议上提交一篇《企业债务和股东权益成本：趋势和计量问题》的论文，系统地总结了公司资本结构的三种理论：净收益理论、净经营收益理论和传统折衷理论.这被称为早期资本结构理论。这三种理论主要是依据企业市场价值最大化或者资本成本率最小化标准，采用边际分析方法，从收益角度来研究企业的资本结构选择问题。它们的区别在于投资者如何确定企业负债及股本价值假设条件和方法的不同。195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莫迪格利安尼和米勒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了《资本成本、公司财务与投资理论》一文，采用无套利分析方法，对资本结构是否影响企业价值进行了系统分析，从而奠定了现代资本结构理论的基石。MM最先采用了“无套利理论”的均衡分析方法，在不存在税收，无交易成本和破产成本，不存在信息不对称性，个人和企业以相同的利率借贷的假设条件下，得出了资本结构与企业价值无关的结论。MM理论最大的贡献并不是其结论，而是其所提出的问题，即公司的资本结构与公司价值的问题，资本结构是否可以影响公司的经营决策从而改变公司的市场价值。从此，现代财务理论围绕着“资本结构是否影响企业价值”、“企业是否存在最优的资本结构”、“如果存在最优的资本结构，以什么标准来确定最优的资本结构”等问题展开了深入而持久的研究。MM理论在近乎完美的假设条件下得出了完美的结论，但是，在存在税收、金融交易存在噪音而又需要成本的环境下（Megginson， 2002），资本结构与其企业价值并不是完全无关的。
1977年，米勒将个人所得税引入模型中，个人所得税的存在，会在某种程度上抵消债务利息的税盾效应，但是在正常的税率情况下，负债的税盾效应不会因此完全消失.当同时考虑公司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时，财务杠杆公司的价值将由于对债务利息与股利利息征税的差异出现不同.若对股利征收的税率小于对利息征收的税率，则债务融资在公司所得税层面上所带来的节税利益被个人所得税层面上的债权人税收歧视部分抵消，因此，债务融资所带来的税收利益被缩小。当对股利征收的税率大于对利息征收的税率，债务融资在公司所得税层面上所带来的税收利益，在个人所得税层面上被进一步放大，债务融资所带来的税收利益比单纯征收公司所得税时更大；若两种税率相同，则个人所得税的征收并不会对公司的资本结构产生额外影响。
以罗比切克、梅耶斯等为代表的权衡学派认为现实生活是不完全的，也是不完美的，其中税收制度和破产惩罚制度就是市场不完全与不完美的两种表现。由于企业风险随债务的增加而上升，因而制约了公司无限追求税盾效应。也就是说，一方面公司可以借用税盾效应通过增加债务而增加其市场价值，但另一方面，随着债务的上升，公司陷入财务困境的概率也在上升，甚至可能导致破产，这都给公司带来额外的成本，使它的市场价值下降，因此，公司最佳资本结构是平衡税盾效应和因陷入财务困境概率上升而导致的各种成本的结果。后期，迪安吉罗和马苏利斯等人将早期权衡理论中的破产成本进一步拓展并引入了代理成本，财务困境成本和非负债税收利益损失等成本概念和内容，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了权衡理论。至此，权衡理论发展得近乎完美，但是其也存在不可忽视的“盲点”，这一点特别表现在股票市场对杠杆作用率增加与杠杆作用率减少的反应上，这种反应就是杠杆作用率的增加或减少引起股票价格相反的上升或下降。
詹森 （1984）定义了两类代理冲突，即由于剩余控制权的不一致导致的股东与经营者之间的冲突以及债权人和股东之间的冲突. 詹森和麦克林（1984）提出的自由现金流量理论认为由于公司必须进行利息和本金的支付，债务使自由现金流量减少，因此债务将减少管理者浪费资源的机会。格罗斯曼和哈特 （Grossman and Hart，1982）将债务视为一种担保机制，认为其能够促使经营者多努力工作，少个人享受，并且做出更好的投资决策；哈里斯和拉维夫（Harris and Raviv，1990）认为债务缓和了股东与经理对企业是否停业清算的分歧： 戴蒙德（Diamond，1989）则认为举债融资导致的资产替代问题，将由于企业和经理考虑到其声誉而得到缓解。
从1970年开始，随着信息经济学的发展，信息不对称与不确定性被引入公司财务理论分析中，非对称信息理论认为由于企业内部人与外部人之间存在严重的信息非对称性，资本结构的选择成为外部投资者据此了解公司信息，判断公司盈利与否的信号（Ross， 1977； Leland and Pyle， 1977）；资本结构也被设计用来缓解由信息不对称引起的公司投资决策的低效率（Myers and Majluf， 1984； Myers， 1984）。
从1980年以来，财务经济学家和产业组织经济学家各自为阵的格局开始打破，产品要素市场竞争与资本结构互动关系受到财务经济学家与产业组织经济学家的关注。随着产业组织理论的发展，运用产业组织理论的资本结构模型开始在文献中出现，这些模型主要探索公司资本结构与其在产品市场中竞争时的战略之间的关系或与其产品或投入的特性之间的关系（Brand and Lewis， 1986）。由于股东的有限责任效应使得负债的选择有助于企业采取较有攻击性的策略，从而强化了其竞争能力。债务也强化了股东与要素供应商交易中的谈判地位，从而债务也就增加了公司的价值。同时，债务也影响到利益相关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公司的清算可能会将成本强加于其顾客、供应商和员工，这类研究也有助于解释行业间资本结构的差异。这些利益相关者可能会要求风险补偿，这些成本将转移给股东，因此，在其他情况相同下，生产独特产品或零部件产品或提供需求服务的公司以及那些可以轻易将产品从高质量转为低质量而其客户若不购买产品就不能区分其质量的公司，可能将具有较少的债务（Titman， 1984）。高度联合的公司以及其工人具有易转移技能的公司应该有更多的债务（Sarig， 1988）。 自1980年以来，随着企业接管活动的盛行，研究资本结构与企业控制权的问题的文献日益多起来.这些文献利用了一个事实，即普通股具有表决权而债券没有，因此资本结构通过它对选票分配，特别是经营者所占有比例的效应，影响接管竞争的结果（Harris and Raviv， 1988）。资本交易不仅会引起剩余收益的分配，而且还会引起剩余控制权的分配。公司控制权理论由于其模型得到的最佳资本结构可以在对恶意接管行为作出反应时完成，所以应看作对即将发生的按管威胁作出反应而采取的资本结构短期变化的理论。建立在公司控制考虑基础上的理论不涉及公司的长期资本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