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传播什么：从“救灾宣传”到“以人为本”
20世纪80年代以前，出于对社会稳定和政治因素的考虑，我国政府要求新闻传媒对于灾难新闻必须持特别慎重的态度，反对纯客观地报道灾情，必须积极宣传战胜灾害的成绩。1950年4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还给各地新闻机关下发了“关于救灾应即转入成绩与经验方面报道的指示”，要求“各地对救灾工作的报道，现应即转入救灾成绩与经验方面，一般不要再着重报道灾情”[4]。
所以，我们在1970年《云南日报》对通海地震的报道中，才会看到有这样的描述：“金家庄公社社员们揣着毛主席的红宝书……说，地震震不掉我们贫下中农忠于毛主席的红心。”“千条万条，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武装灾区革命人民的头脑是第一条。地震发生后，省革命委员会派专车专人，星夜兼程把红色宝书《毛主席语录》、金光闪闪的毛主席画像送到了灾区群众手中……（看到红宝书和画像）灾区群众激动得热泪盈眶。”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发生后，《人民日报》对该地震报道的标题是《河北省唐山、丰南一带发生强烈地震——灾区人民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发扬人定胜天的革命精神抗震救灾》[5]。从上述内容我们可以看出，这一时期媒体对灾难性事件的报道，强调的是领导对群众的关怀，强调的是“人定胜天”的思想，而受众最为关心的灾情、灾民生存状况等，却很难从报道中发现。这种“灾难不是新闻，抗灾才是新闻”的观念曾在我国新闻媒体中普遍而且长期存在。在大大小小的灾难性事件报道中，我们看到的是全民抗灾的热情高涨的新闻或“灾难出英雄”的典型报道，而且典型报道打造出来的救灾人物几乎是“高大全”的形象。对救灾的积极报道体现出的是政府和媒体的“宣传”观念，而不是尊重新闻规律的“信息”观念。受众真正关注的灾民、灾情等信息在报道里只是轻描淡写，这种现象在1998年的长江洪灾、2003年的淮河洪水等事件的报道中仍有迹可循。灾难事件报道只见抗灾不见人，似乎是中国媒体报道走不出的怪圈。
然而在汶川地震报道中，我们可喜地发现，无论是中央媒体还是地方媒体，其新闻报道更多的是以人为本，“人”的因素在新闻传播中得到了凸显。
（一）报道取材的百姓化
报道取材百姓化就是媒体将目光对准百姓，关注普通人的事迹，反映他们的需要，报道围绕灾民来展开。在此次地震报道中我们看到了媒体将一部分的版面、时间留给了灾区的普通灾民，以及救灾、捐款的普通百姓等一个个平凡的人物。
如《北京晚报》5月22日16版刊登了这样一幅图片：从地震下逃生的女中学生吴金莉正在面对废墟上的衣柜镜子梳妆。这样的场景给人以温暖和力量，具有很强的感染力，因为它能让人体会到灾区人民对美的向往和期待，对新生活的期待。
即使是对救灾英雄的刻画也在努力摆脱“高大全”的写作模式，如保护学生的老师谭千秋、捐款的乞讨老人、喂奶警察蒋晓娟、灾民陈坚等，个个栩栩如生，可信可敬。凤凰卫视新闻采编总监吕宁思在谈到他对中央电视台汶川地震中的英雄人物报道的看法时认为，像抗灾初期央视报道的蒋敏等令人感动的救援者，并不是中央台的“有意宣传”，但碰上了这样的人物，中央台以一贯的思维敏感地抓住了。所以，这些典型人物的报道仍是遵循“以人为本”的报道理念下的人物报道，也是受众所感兴趣的“人物故事”。
（二）传播视角的平民化
以前我们的媒体在灾难性事件报道中，多数以居高临下视角来展开报道。领导人一出现在灾区，一般都是高高在上的发号令、下指示的刻板形象。但在汶川地震中，一些媒体从平民化的视角抓住了领导人在灾区慰问等感人细节，佳作频出。
如地震发生的第二天，温家宝总理在灾区都江堰新建小学倒塌的学校查看灾情时，发现一个大坑里露出头部的王佳淇和另外一个小朋友。温家宝流泪呼喊：“我是温家宝爷爷，孩子们一定要挺住，一定会得救。”这感人的一幕通过我们的媒体传播出来，人们看到的不仅是一位镇定指挥救灾的一国总理，更是一位为灾情揪心的亲人般的老者，极大拉近了受众和领导之间的距离。
同样的，5月13日四川卫视播出了一段温家宝看望灾区群众的新闻，这些视频没有经过任何处理，十分真实。记者记录下了总理的一段同期声：（对工作人员）“食品运输要快，孩子们都没吃的了。”这时抱着孩子的灾区群众说，从昨天就没吃的了。温家宝摸着灾区孩子的脸说：“不哭啊，马上可以给你吃的了，给你吃饼干啊。”像这样突破常规化的、具有人情味的领导人报道在此次汶川地震中还有许多。
此外，在对灾区群众的报道上视角亦十分平民化。如中央电视台制作播出的新闻特写《再见北川守望乡土》，没有太多的解说词，就是从几个普通灾民的视角，反映在政府下令所有人撤离北川后，灾民们对他们长期生活的这片热土的记忆和守望，极具人情味，感人至深，让人们对灾难中的幸存者们的心情有进一步的理解。
平民化视角更能与受众的心态同步，引起受众的共鸣，这种视角的选择也说明了中国媒体在灾难性事件报道的文本表达上更加具有平民意识。
（三）议程设置的人性化
在汶川地震报道中，我国媒体在报道议程的设置上，体现了人性化的特点。抗灾初期，各媒体积极报道救援；随着救援的进一步深入，许多媒体将报道重点转向灾区人民的心理援助；后来又慢慢转到灾民安置、灾区防疫、灾后重建等。在此过程中，媒体还开设了特色的服务节目，担任起公共服务提供者角色，为灾民提供人性化的服务。如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中多次播发了灾区救援者、被救者的安全名单，并与央视国际“TV大社区”联合开展寻亲活动；东方卫视的《东方大讲坛》向公众普及防震减灾的知识、《名医大会诊》为灾民提供灾后如何防病；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直播中每隔十几分钟就播送四川地震灾区各地的收听频率以及寻亲纸条……在哀悼日三天里，无论电视媒体还是纸媒，都以黑白为基本色，停播一切娱乐节目和广告，用庄重肃穆的报道表示对遇难者的最高尊重。上述种种议题的选择都体现了媒体对灾难事件中生命个体的关注，充满人文关怀。
无论是报道的取材、传播视角还是议题的设置上，我们可以发现，媒体已经从以往“眼睛朝上”逐渐转向现在的“民生视角”，这使得报道更具有接近性和人情味。这种转变体现的是媒体对灾难关注视角的调整和对报道内容新闻价值的重新定位，也是新闻媒体在灾难报道理念上的升华。
〔成文胜：中国传媒大学党报党刊研究中心副教授、博士；陈曼燕：中国传媒大学2007级续本生〕
[1]赵化勇：《尊重新闻规律完善应急机制牢牢把握重大突发事件舆论引导的主动权》，《震撼——媒体回想》，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8年版。
[2]时统宇：《中央电视台抗震救灾直播的历史意义和传播价值》，《震撼——媒体回想》，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8版，第47-55页。
[3]于长洪、唐璐、葛素表：《共产党在中国越来越成功》http：//cpc.people.con.cn/GB/64093/64095/7424600.html
[4]沈正赋：《解读传媒——传媒生态与新闻生态研究》，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9-11页。
[5]沈正赋：《解读传媒——传媒生态与新闻生态研究》，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9-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