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降调，要降到自如声区，要降得丰富多彩，但我们不能满足，因为这只不过是提供了一个创造多种播音风格的基础。对如何形成自己的播音风格，本文不打算多谈。这只是想说，在降调问题上，宁可把目标定高些，眼界放开些，理论的研究更深些，实践的步子更大些，也不要受到局限，左顾右盼，裹足不前。
播音工作的个体性、独创性，当然是受阶级性、党性支配的。这一点正是我们无产阶级广播始终不渝地坚持的根本原则，也是我们形成我国无产阶级播音风格的共性基础。忽视了它，必定走入歧途。但是，我们也不要忽视了不同的播音员的声音特色、不同表现方式所形成的个人风格。忽视了它，寓于个性之中的共性必定名存实亡。那种对空谷回音和高天流云的“气势”的膜拜，并没有完全从某些同志的印象中消失，他们的辨音力尚未从中解脱。恐怕不能说这不会成为阻力吧！
播音的优劣，应该让人民群众来评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但不能用一两次实践作为盖棺论定的例证。播音风格的形成，需要时间，需要帮助，需要支持，需要实践。出现曲折和反复，不能动摇登攀的毅力；发生争论和非议，只会增加登攀的勇气。降调问题很可以作为突破口，把我们的播音质量提高一步，从而为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建设，为中国式的广播语言艺术的成熟，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1979年10月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我国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拨乱反正，在广播电视中也受到了巨大的推动。“文革”中的高调门、火药味儿，受到了冲击和摒弃。但是，应该怎样调整播音的基调、语气、声音和状态，众说纷纭，理解不一。“降调”问题，针对性强。当时，中央广播事业局局长张香山打电话给北京广播学院学报编辑部，对此文表示赞赏，有一些地方台播音组还专门组织了学习讨论。
所谓“降调”问题，至今未完全解决，这里有总体要求和具体要求问题，也有播音队伍素质和语文功力问题，当然也涉及改革问题。仍可以作为一个课题深入探讨。
夏青
向主持人进一言
不论是哪个专业的人，只要到电台、电视台主持节目，就成了节目主持人。目前，节目主持人很多，但水平不一，受众的褒贬各异。不过可以肯定，认识和评价一个节目主持人的优劣，绝不单以节目时间长短、覆盖面积大小、受众人数多少为标准，能否给受众以审美愉悦，往往成为决定性因素。
一个节目，有内容也有形式，设置主持人是节目内容的需要，主持人虽然处于节目的中心，却必须服从“节目内容决定节目形式，节目形式又反作用于节目内容”这一原则。有的主持人，装腔作势，哗众取宠；有的主持人，冷漠懈怠、漫不经心，实际上，已游离于节目之外，破坏了节目内容和形式的和谐统一，也便失去了主持人的含义。在受众心目中，主持人在节目制作过程中怎样决策、怎样编导，并不重要，关键是节目播出后的效果。受众自然是从播出的节目中考察、评价主持人水平的。
那么，播出的节目是如何展现主持人风貌的呢？语言功力是主持人的基本条件。
主持人语言功力如何，直接影响节目质量和主持水平。声音不悦耳，口齿不清晰，语言不规范，言不及义，语无伦次，言不由衷，是连起码要求都没有达到的。竟有人美其名曰“自然”。歌德说：“艺术之所以是艺术，就因为它不是自然。”美学意义上的自然，是“不工者，工之极也”，绝非生活语言的照搬。有声语言要做到“出口成章，妙语连珠”，确属不易，但应该是努力的方向。如果两句话能说明白，偏要啰唆半天，有时越说越让人糊涂，岂不是浪费时间！？
文化修养，是主持人言谈举止的根基。有的主持人明显地给人以浅薄之感，有的主持人常常使人觉得在故作深沉，这正是文化修养不足的表现。主持人不能不是这个节目的内行。不论是转述，还是直抒，都应该有一定深度，电视上，还讲究一颦一笑、举手投足、发型服饰的蕴藉。观众不大喜欢“金玉其表”而“囊中羞涩”的主持人，常说他们“没有风度”。听众不大喜欢“虚声嗲气”又“絮絮叨叨”的主持人，常说他们“不够大方”。可见，主持人必须善解他人未解之理，善述他人未述之事，善抒他人欲抒之情，善言他人欲言之语。文化修养是日积月累的过程，但要争取主持艺术的日新月异。时过境迁还以不变应万变，便是停滞，受众产生厌倦心理怕是不可避免的。
思维反应，有气质修养方面的问题，也有阅历经验方面的问题，反映在节目构思、内容转换衔接、形式设计、谈吐畅达得体等节目成品的不同角度上，主持人的思维要迅捷，反应要锐敏，显现出节目进程中的驾驭能力、应对能力，熟练而不敷衍，深刻而不晦涩，简洁而不生硬，风趣而不低俗。几个人一起主持节目，不应冷场，也不应抢话头，热烈而不杂乱，稳重而不呆板，更需要默契。
心中有人，是主持人的一项交际需求。在现场，在播音室，主持人应获得这一交流心态。同受众，同合作者，都不可出现目中无人、旁若无人的交流障碍。要时刻想着听众或观众，一言一行都为他们着想。有的主持人，似自言自语，好随心所欲；有的主持人，常信口开河，爱取笑别人。听别人说话，不要东张西望；对别人说话，不能妄自尊大。这里，不是一声声“朋友”，一个个微笑能够搪塞得了的。
节目主持人能力要提高，涉及众多问题，而整体素质的强化、深化，是个核心。愿我们的主持人树立规格层次意识，使广播电视节目色彩纷呈，满足受众日益增长的需要。
论广播电视语言的净化和美化
广播电视传播，语言的作用不可轻视，语言的文化内涵和精神品格在广播电视中无时无刻不在显现，并达于受众耳目，进入受众心田。作为最现代化的舆论工具，广播电视的触角似乎已经全方位地作用于人类的社会生活，而语言的质量正直接影响着人们的价值取向、思维定势、生命活力和生存方式。所谓语言的质量，就是指语言的净化和美化程度。
一
在人类历史上，口头语言、书面语言相继出现，交互满足着人们交际和交流思想的需要，竞相攀登语言艺术的高峰。从百家争鸣开始的雄辩，从《诗经》《楚辞》开始的名篇，构成了我国源远流长的灿烂文化宝库，建造了我国独具特色的辉煌语言大厦。“脍炙人口”“爱不释卷”，正是人们从孩提便口诵目视的丰富与优美的精神享受的恰切说明。众多的传世佳作和不朽名篇至今仍有其震撼人心的力量，在民族文化心理上矗起了不可动摇的中流砥柱，净化和美化着民族精神凝聚其中的语言。
但是，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不能不被社会的发展变化所更动。有时，被引入形式主义迷阵，有时，被蒙上域外文化灰尘。即使像在我国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下，也不免出现语言的严重污染和混乱，折射出殖民地半殖民地文化心态还有着滋长的土壤这一现实。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带来了国家的繁荣和昌盛。但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并不能在短时间内清除利己主义、拜金主义的污浊，私有制观念反而以新的包装侵入屡经忧患的肌体，冲击着民族自豪感、历史责任感。于是，民族文化、民族语言的主体优势，也受到崇洋迷外、沉渣泛起的公然挑战。打着“改革”“创新”的旗号，摒弃民族语言的优良传统，催动着文化品位和语言质量走向“迎合”和“媚俗”，正是广播电视语言传播的危机所在。
二
广播电视是现代化的舆论工具，是党和人民的喉舌。对这一根本观点，并不是所有人都认同的。有人认为，传统广播模式“对于分析政治宣传确实是十分适用的”，而“主持人语言”，有着“不同的风度和格调”，是与传统模式“彻底决裂”的改革产物。主持人有权决定节目内容，“突破了原有稿件审查制度”。在这些“理论”的引导下，喉舌功能被挤压到一个狭小的范围里，似乎改革已同它真的“彻底决裂”了。于是“个性”“个人风格”的赞美声不绝于耳，随之而来的，便是对党的方针政策的扭曲与冷漠，某些庸俗内容和低级趣味堂而皇之地进入了大众传播领域。
有人公然主张“主持人不必像播音员那样必须说普通话”，“不必看重生活作风中的细微末节”，“要自然，不必字正腔圆”，“要打破播音腔才能贴近受众”……这些论调使许多人迷惑，使不少人失去了对语言污染的警觉，模糊了对语言混乱的辨别，甚至认为自己越不像播音员越好，越没有播音味儿越好。有的播音员也自惭形秽，不再致力于语言功力的锤炼，不再讲究播音的艺术品位，甚至盲目地引进生活语言中的杂质，且以此为改革的成果。
《共产党宣言》中的与传统观念彻底决裂，特指与私有制观念彻底决裂，这应是一常识。自有广播电视以来，就有“播音”这一不可或缺的环节，就有“我播你听”这一不可移易的模式。1983年中共中央37号文件明确指出“以新闻改革为突破口，推动广播电视宣传的改革”。新闻改革，最主要的是从“以阶级斗争为中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没有任何打破喉舌论的含义。主持人节目的大量出现，扩大了广播电视的多功能，却丝毫不意味着削弱喉舌功能这个主功能。节目主持人也是新闻工作者，而不是“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怎么能丧失搞政治宣传的崇高职责呢？怎么能“自己决定节目内容”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呢？怎么能“突破”审查制度呢？世界上哪里有不以自己国家、阶级、集团的利益为重，把广播电视变成“自由论坛”，搞成各种观点、各种思想、各种价值观念的大杂烩的呢？企图突破审查制度，极力吹捧个人“把关”，会把改革引到什么方向去呢？
我们的广播电视，在党的领导下，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取得了很大成绩；但那不谐和音，无异于干扰，使得本该净化的语言渗进了杂质，受到了污染。这不能不加重了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责任。
三
广播电视传播，应紧紧围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提高全国人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大多数传播者是清醒的，因此，播出了不少精品节目。但是，由于各地电台、电视台风起云涌般地建立，大量未经培训和良莠不齐的人进入并承担了节目制作与播出，在那些管理不力，特别是把经济效益作为硬任务的单位，包括台、部、组，有些节目出现了格调不高、内容杂乱的问题。
这里主要表现出传播者自身职责不明、思想混乱和认识模糊。
其一，把传播者混同于受众，一心做“知心朋友”，甚至把受众当做“上帝”，误解了“受众中心”的本意。尤其是当传播者自己生活圈子狭小，社会认识浅薄，视界相当狭隘的情况下，造成了思想道德意识低下，千方百计向“时髦”受众迎合的局面。把“改造世界观”、“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为人民服务”、“无私奉献”看成过时的口号，一味地追求“人情味”、“讲实惠”，有的散布封建迷信，有的崇奉西方的价值观念，有的宣传吃喝玩乐、享受人生。英雄人物、高尚情操不那么吃香了，巨星、大款成了风云人物，举手投足、一颦一笑都那么令人心驰神往，拍案叫绝。好像世界历史是他们创造的，芸芸众生都应该仰其鼻息，被其恩泽。这样的传播者要把受众引向何方？
其二，把传播者当做“圣哲”、“思想家”，以为自己“全能”，可以指点迷津、号令天下，高昂着头、眯缝着眼，似乎又回到了“上智下愚”的社会，受众便成了不言而喻的“群氓”。事实上，广播电视的传播者，需要一定的政治觉悟、政策水平，需要广博的知识，需要锐敏的反应，需要语言的功力，那目的是很明确的，即：具有传播的能力，能在节目中汇集相关的人类文明，以事省人、以理服人、以情感人，既不可能是古希腊尊崇的“学识渊博的圣哲”，也不可能是封建的欧洲贵族尊崇的“勇敢的骑士和谦恭的僧侣”，更不可能是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推崇的理想——“集学者的睿智、艺术家的才华、武士的英勇于一身的和谐发展的人”。传播者之所以在传播的岗位上胜任愉快，通俗地说，因为他善于传播。或者具体地说，因为他善于搞广播，他善于搞电视。值得骄傲的，是他搞广播或电视，有一定的优势，比一般人高明。如果说，他是“学者型主持人”、“专家型主持人”，不过是说他在主持某一类型节目时，不但有主持的能力，还具有与节目内容相关的学科领域、专业领域的一定水平的知识，并不是说他是与节目内容相关的那个学科领域、专业领域的权威或学科带头人。如果真的是那个领域的权威或学科带头人，可以做嘉宾主持，根本没有必要放弃那个领域的权威或学科带头人的学术地位、学术成果，去做什么职业主持人。作为传播者，必须在善于传播上下工夫，而不必热衷于去成为某个领域的权威或学术带头人。而为了善于传播，他必须培养自己的群体意识，使自己在一定的群体中准备传播和进行传播。任何轻视、忽视、无视群体，居功自傲、“鹤立鸡群”的思想和言行，都会销蚀传播能力，缩短传播生命，降低传播质量。以“圣哲”自诩的传播者，在节目中不会有上乘的表现，反会给受众以“威压”，可以蒙骗于一时，怎能长久？“教训人”、“教导人”的语言或副语言，已经使人厌烦了，只能改弦易辙。
以上两种传播者，都是一种失职，从语言的角度看，都是一种迷失。迎合受众或训导受众，必然造成遣词造句、表情达意上的错误和失度，越是由衷之言，就越是偏激过分，这时，语言本身已无能为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