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领域的观念起源于希腊的民主制度，它的一部分是市场，另一部分是公众论坛。在16、17世纪的英国，公共领域随着资本主义的初期发展和同时产生的自由主义民主思想而兴起。在一个新兴资产阶级的领导下，公共领域是独立于教会等机构的独立场所，在那里，有关公民社会应该如何运作的思想得以形成和传播。公共领域的力量在于，它专注于讨论公共利益，而不是私人事务的思想。
政治意义上的公共领域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过程，中世纪后期，市民社会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与市场体制的确立而开始作为一种独立于国家干预之外的领域出现。资产阶级的发展和资产阶级政治革命最终使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分离成为现实。作为市民社会组成部分的公共领域也完成了从文学公共领域到政治公共领域的演变。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在研究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时系统阐释了“公共领域”概念，认为国家和社会之间可以存在一个公共空间，市民们假定可以在这个空间中自由言论，不受国家的干涉，这便是“公共领域”。哈贝马斯认为各种公共利益集团以及各类激进的专业人士，是公共领域内主要的积极分子，他们识别、关心和解释社会问题，并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他们是社会的“传感器”，潜在地超越了自身利益，专事探查那些被忽视的议题，并代表弱势者利益形成补偿性的影响。他们的介入还能够在媒介的帮助下生成各种“有关特定话题的公共意见”。
“公共领域”实际上是一个公共舆论交流的平台，一种社会舆论空间，在这里，各种社会意见自由进入这一空间，针对某些共同关心的社会问题展开讨论，并通过新闻媒介整合公众意见，推进政治民主化，促进社会交往，为各种社会舆论提供“观点的自由市场”，并据此对公共事务管理决策进行舆论监督。“公共领域”概念的提出，开辟了一个不受任何政治力量和私人控制，主要由大众传媒独立运作的中间领域，对促进公共舆论的形成有着极其重要的推动作用。有目标受众的媒介，或者把受众建构为公众的媒介，其功能与其他媒介的一般功能有着本质的区别。公众的权利、利益和理性的期望常常被用来作为衡量大众媒介系统及组织的表现的基础。弗雷泽指出，公共领域被认为应该反映并调和存在于社会各集团之间的现实的不平等。
虽然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观念受到了众多的批评，其中之一就是“他的公共领域中男性、资产阶级和白人压倒一切，很难说这个领域是民主的或公共的”，被认为是“公共领域在一定历史时期的特定展现”。但是，我们所关注到的除了“公共领域”的局限性外，更多的是对于中国电视新闻媒介构建公共话语平台的难得的尝试。因为，在“民意表达”的现实语境中，民生新闻的确给了普通民众前所未有的舆论空间，这种表达是平民化的、自愿的，也是介于政府与社会之间的。
兴起于美国的“公共新闻”运动，主要是地方性的新闻媒体邀请公众参与新闻报道，以此“鼓励公民的参与，特别是参与选举，并且支持社区解决问题”。20世纪90年代前后，美国新闻媒体随着自身的日益集中化、垄断化，越来越蜕变为极少数“权势力量的代理机构”，公众越来越成为媒体提供娱乐消费的“客户”和搏取高额利润的“上帝”。普通大众的声音在新闻媒介上越来越难以听到。在这种情况下，一部分学者、新闻记者打出public/civic journalism的旗号，试图消解现行新闻传播体制下少数权势所掌控的“媒介话语霸权”，建构一个公众广泛参与、包括新闻界在内各方协商对话、共同改善社会与民主的新闻传播体系。public/civic journalism的核心就在于让普通大众重新握有“话语权”，让他们设置“媒介议程”。公共新闻的创始人之一罗森（Jay Rosen）教授认为，公共生活的衰退是新闻和其他更广泛的文化力量共同造成的。新闻报道中充斥了政治丑闻，政治问题的极端化表现，入眼皆是赛马式的政治选择、重要人物、内幕者和专家，所有这些都损害了普通选民的利益，他们的声音、关注的问题都被取代了。
因此，他主张：“新闻记者不应该仅仅是报道新闻，新闻记者的工作还应该包含这样一些内容：致力于提高社会公众在获得新闻信息的基础上的行动能力，关注公众之间对话和交流的质量，帮助人们积极地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告诉社会公众如何去应对社会问题”。Doris A.Graber将“公共新闻”看作一种新闻生产的新模式，认为它起因于对普通市民长期以来躲避参与公共事务，不相信政府和新闻媒介的一种广泛关注。这一新模式的鼓吹者认为，新闻界能够确定公民的关注点，然后报道事件，以帮助受众扮演一个公共生活中积极而成功的角色。这一模式要求记者必须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清楚地表达并适当解释公共政策，他们的报道必须有助于公共对话，以鼓励和尊重观点的差异性。
美国学者的一项对于全美新闻从业者专业角色认同的实证研究发现，美国新闻从业者的专业角色从70年代的中立者和参与者到80年代的对立者、解释者和信息传播者再到90年代的对立者、解释者、传播者和公众鼓动者，说明美国新闻从业者认为在新闻业务中应该扮演的专业角色越来越多元。对于90年代出现的“公众鼓动者”这一新角色，研究者解释为：“新闻从业者用有趣的和娱乐化的新闻吸引受众，并通过议程设置的手段塑造和发展大众的知识和文化兴趣，同时让普通人有机会通过媒介表达自己的观点，这样就可以发挥作为鼓动者的媒介角色了。”这正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公共新闻运动”。
公共新闻的理念就是要在信息传播过程中培养和引导受众认识社会现实、参与公共事务，提高公众获取信息和处理信息的能力。借用法国社会学家加布里埃尔·塔尔德的话：“新闻业真正来临，也就是公众的来临。”Lewis A.Fried land将公共新闻的发展轨迹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实验与创新时期（1988-1993年），第二个时期是公共新闻运动的出现（19931997年），第三个时期是常规化时期（1998年以后）。到2002年底PEW公共新闻中心关闭，尽管一些观察者和学者相信新的公共新闻实践在广泛地扩散开来，但是许多有关这一运动的标志性话语已经从参与者描述他们自己和他们工作的方式中消失了。当然，这不一定是坏事，每一种运动都有一个周期，公共新闻不可能合理地将自己维持在象早期和中期那样高速发展的水平。尽管一些开创者以一种近乎悲伤的音调表示了自己的失望，但是另外一些人则感到应该是“回归平民生活（civilian life）的时候了”。从“公共新闻”的实践来看，选题集中在从大至选举、小至社区治理的公共管理领域，其根本意图是和政治民主建设、公权力运用紧密相关的工具性价值，即罗森所说的帮助人们介入自己社群的事务，帮助他们有兴趣参与政治讨论，不做旁观者，做积极（参与）的公民。而“回归平民生活”的感叹，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公共新闻”运动的结果与其初衷具有一定的矛盾性。
2.电视民生新闻构建公共话语平台的现实基础
虽然“公共领域”、“市民社会”以及“公共新闻”都属于西方学术语境中的基本概念，并不一定适合中国目前的社会政治环境，但就民生新闻所构建的公共话语空间而言，是具有开拓性的，特别是对于民主政治建设和国民素质的提升都有着相当重大的现实意义。在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国家和社会正在出现一定程度的分离，虽然我们不能说中国已经具备了“市民社会”那样的形态，但这种相对的分离却也导致了一定程度上的公共领域的形成。中国传媒也已经开始具有一定的公共领域的功能，有学者指出：中国传媒不再仅仅是政治控制的工具，而开始具有了提供信息、普及知识、传达思想、凝聚公众意识、表达公众利益、甚至有限度地评判政府政策、制约政治权力的功能廖。
我国新闻媒介的公共话语平台尚不完全等同于西方的“公共领域”，虽然中国新闻媒介自改革开放以来已经从单纯的“宣传工具”扩展到信息传播工具，从“耳目喉舌”扩展到社会舆论的协调员、评论员，但它仍然隶属于意识形态领域的话语体系。同时，中国新闻媒介行使舆论监督、环境监测、社会协调功能时也表现出自身特殊的方式。这是我们研讨电视民生新闻构建公共话语平台的途径与方式过程中首先要考虑到的中国国情。当然，政治民主化进程和新闻改革已经为中国特色的“公共领域”的构建创造了些许条件，新闻媒介反过来也将会为“公共领域”做出更大的努力。
随着中国社会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市民阶层的崛起，我国社会正逐步演进为“参与性社会”，即：社会中的个体成员，能够积极地参与决定其自身命运的各种讨论、协商之中。在与公众利益密切相关的政策问题上，相关部门开始认真听取公众意见，鼓励公民积极参与政策合法化的过程。新闻媒体则通过传播社会舆论介入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为那些“缺少声音”的公众讲话，成为一个能充分容纳民意表达的平台。建构一个独立、自主、平等、活跃，介于国家与个人之间的公共话语平台，在政治民主化进程中具有积极意义。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发展，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多元利益主体的格局已然形成，但是各利益主体未能形成平等交流与沟通的平台，也就是公共领域还处于萌芽阶段，或者还处于离散状态。因此，公共领域的构建意味着在整体性的多元社会中对于多元利益主体的话语权利的尊重、协调与重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