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新闻实践、教育历史更为悠久的国家，师资力量的构成并非这样。长期以来，美国新闻界领袖人物坚信，法学院的办学思路是成功的新闻学教育模式。美国大学新闻学院中，5个教授中有4个坚决主张要把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记者聘为大学新闻学院的教授，大部分教授认为新闻从业经验更是聘任新闻教育工作者的一个先决条件。西北大学新闻学院教授比尔·克尔说，新闻学教育的专业人才培养功能跟医学院、建筑学院和商学院的功能是一样的。他认为，病人不会让一个从来没有进过手术室的教授培养的外科医生来动手术。所以，长期以来，美国最好的新闻学院与新闻媒体第一线的专家的关系非常密切，就跟医学院的教授与各大医院的专家们的关系那样重要。在美国大学的新闻学院里，只有17%的教授没有当过记者。
同样，英国和法国的新闻专业课教师几乎都有过记者的经历，记者和教师可以在新闻工作与大学教学之间自由地往返。如法国著名记者R.埃斯卡比特不仅实施了波尔多的新闻教育计划，还为《世界报》撰写了30年的头版评论，出版了50多部专著。而目前国内新闻院系的师资依然在尽力扩张时严守学历门槛，大批从未有过新闻从业经验的硕士、博士重复着前面论及的教学轨迹，自己信心不足、工作吃力、缺乏成就感，同时也增加了业界经验丰富、成绩突出者进入的难度，使得业界精英除了进入管理层外还可以进入高校的遴选机制难以建立，客观上妨碍了学界、业界的良性沟通、循环。
与师资力量不均衡相联系的是课程设置的不尽合理，导致了课题组的访谈中许多新闻一线领导者都提到的新闻院系毕业生“后劲不足”的结果。这一点对于电视新闻院系尤需警惕，学生们在校时很容易被视听语言技巧所吸引，往往过多地投入精力在机器设备的使用技能上，而忽视了哲学、法律、经济、心理学、历史学甚至自然科学各相关学科的知识教育，这对于提高新闻专业学生的综合素质，增强学生人文素质和思想底蕴无疑是有害的，而像《电视新闻评论》这样的课也因此显得有些怪异。对于一个电视新闻工作者来说，每一条新闻都是内容与形式的统一制品，过多地关注形式的表现，而对一项值得关注新闻事件的观察视角、开掘深度、能够传递出的多少理性思考而功力不足，也就难怪一些电视新闻人被冠以“浮躁”、“没文化”的标签了。并且，据中国新闻教育学会对北京、上海、甘肃、四川、陕西等7个省市60多家新闻媒体的调查：目前，中央和各省市的大多数媒体已经组建了一支以中青年为主、学历层次比较高、知识结构比较合理的队伍，对能从事一般记者、编辑工作的本科毕业生，需求量已接近饱和；为了进一步提高报道的质量，在招聘人才方面倾向于多元化，将加大招收其他专业毕业生的额度。所以，如果认识不到传统新闻媒介能够提供的就业机会渐趋紧缩，而同时其他专业毕业生就业优势正在凸显，去控制新闻教育的泡沫增生，同时调整师资力量，新闻院系教育必然会重蹈曾经炙手可热的类似国际贸易等专业的覆辙，最终不仅耽误学生，也将危及了超量涌入这个行业的青年教师自身生存。
另外，与业界相仿，新闻职业理念的割裂、模糊问题同样存在某些新闻院系的教育当中，具体表现为以政策教育代替行业教育，以传统的宣传概念概括现代的传播概念，以集团的工具理性统领社会的价值理性，作为传导效应，造成有学术勇气、有独立立场的期刊少之又少，一些“核心期刊”成为主编们经营自己利益链条的马达，而这些，不过是长期以来制度不透明、黑箱操作习惯下的又一个投影而已。
5.3当下广电新闻实践的危机与转机
近20年来，这样整齐划一的电视新闻政策、体制，一直在电视作为第一媒介的面纱掩护下未曾受到实质的触动、挑战，直到网络崛起愈发强劲的今天；另一方面，网络所具有的全球、开放、互动、即时、多媒体、超链接、可搜索等特性，恰恰对电视新闻所欠缺的功能是一个技术上的先天比较优势。
在新媒介的急速压迫下，电视，自然包括电视新闻的黄金期正在过去，而现有的政策、体制如果不能随机应变，无疑将加快电视新闻黄金期的衰退速度。如果任其继续，即使电视新闻也许依然可以依靠政策保护而存在于电视或电脑上，但那样看似占据传播渠道、实质丧失传播功能的边缘化存在又具有多大的意义呢？
近十年来，以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现代通讯技术为核心的新兴信息技术在全世界范围内迅速普及，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通道呈现几何级数的倍增，大大动摇了以往通过控制渠道进而控制信息的管制方式。与此同时，境内外的风险投资发现了大陆传媒领域不完全竞争下的市场机会，裹挟着创业者的激情和不断涌现的信息交换模式，纷纷涉足网络媒体。这一方面不断积累起网络媒体的人气和强大的技术支持，另一方面也为各种各样的信息发布者提供了传播的物质平台和受众资源，这成为撬动目前广电新闻实践功能格局的最主要因素。
2006年11月，广电总局两次采取全国范围内的节目整治行动：11月9日在成都召开“全国广播电视抵制低俗之风工作会议”，要求对全国电视荧屏的低俗之风进行“清理”。同时派出分别清查长江南北的两个工作组，到每一地区后不会跟任何单位打招呼，而是关在宾馆的房间看当地的电视节目，一旦发现违规的节目便将下重手清理；17日，广电总局又强调，广播电视法制类报道要严格防止追求猎奇刺激和娱乐化倾向，坚决抵制低俗之风和片面追求收视率的做法。同时为规范广播电视法制报道，广电总局规定了共11种禁止、限制类行为，要求广播电视机构增强社会责任感，规范报道行为，丰富节目内容。而在此前的7、8月，广电总局也曾连续发文，对许多电台、电视台过多涉及婚外恋题材的电视剧、丰胸减肥性用品等购物节目提出批评和整治措施。
广电内容监管频频举牌的现状，一方面表现了广电管理部门对广电行业承担社会责任的重视，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广电媒体在激烈市场竞争中所承受的压力及其导致的行为扭曲。在课题组的访谈中，许多一线从业者认为，未来的广电面临的压力首先来自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压力。就广播而言，这种压力感受得较电视要轻一些，广播在电视兴起后就已度过了其生命中的旺盛期，经过一段时间的“波谷”之后，现在又出现一个复苏的迹象。尤其是城市广播电台，2000～2002年，国内的广播广告连续三年保持了20%左右的增长速度，分别为21.6%、20.3%和19.8%，远远高于报纸、电视的增长速度。广播的触底反弹，与其特有的媒介优势关系密切：节目制作方便、技术链条简单、运营成本低、接受方便、覆盖范围广泛等传统优势；同时现代广播还具有一些独家优势，如移动性、伴随性、私密性、互动性以及与网络的联动性高等特点，使广播受众在近十年迅速流失后，一些受众又被吸引或返回广播传播领域内。
但这样的转变，不可能使广播再回到昔日所荣居的位置上，这同样也是由广播的媒介劣势所决定：声音信息的线性传播，使广播既不能像电视那样给受众充分的直观感受，也不能像报刊那样可以随心所欲地深度阅读，更不可能像网络那样提供多媒体交互的海量链接信息；同时，如果不是卫星广播和互联网广播，广播只能地域覆盖。这意味着一个地方的频率几乎进不到另一个地域。这在市场化运作和“做大做强”以提高媒介占有率的今天，资金并不雄厚的广播，既不能租借昂贵的卫星，又恐被网络的信息海洋湮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