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把“宣传”功能具体为对执政意识形态的阐释、论证、保护。正因为此，一直受到官方的高度重视，这从《新闻联播》栏目被要求位居各级电视台黄金时间可以看出。但从连续的调查数据和普遍的社会反映看，近十几年来《新闻联播》的收视率、美誉度已然呈现下降趋势，尤其在青年观众中更为明显。播报风格生硬、事件和人物选择模板化固然是个中原因，但意识形态再建构过程中与观众的疏离感，或许是其中更为关键的因素。省、市级台的“联播”类栏目，因为缺乏政策庇护，遭遇类似困扰更大，这在节目时间调整中早已有所反映。绝大多数曾经跟随在《新闻联播》后的黄金时段，被调整至19点以前的非黄金时段。与同时段其他一些频道播放的如光线传媒提供的以“娱乐新闻联播”定位节目的收视率相比，让人怀疑如果不是对应宣传部门的指令，这类节目有可能会被“企业化”经营的电视台放到更加冷僻的时段。
尽管“教育”功能包含更多的人文启蒙色彩而与“宣传”不同，但从新中国新闻实践的历史看，“教育”功能是与“宣传”功能牢牢捆绑在一起的，在特定的历史阶段甚至很难区分两者的界限。而在当下，“教育”功能又遇到新的问题，我们在调研中听到业界反对新闻以教化者面目出现的声音，“实际上我们作为电视人时时感到困惑，我们做电视，是教育观众，还是服务观众？我们是比观众高，还是与他们平等？这是一个最本质的价值观。”这个“时时”的困惑不仅出现在《南京零距离》中，也曾在《新闻调查》等诸多栏目中出现过。
但如果认真分析，这个被称作“最本质的价值观”事实上包含着不同层面的问题：能否“教育观众”首先是一个智识资格问题，其次是否有此必要，最后是媒体是否有此权力或义务；是否“服务观众”则是与是否“教育观众”并列的目标选择问题；与观众孰高孰低则是与“教育”或“服务”无关的人文态度问题。只要承认智力和知识积累在人群中的不同，并且认可上世纪90年代中期《南方周末》、《东方时空》的民智开启作用，那么媒体的“教育”功能就有了存在的合理性与必要性。对于是“教育”还是“服务”，则成为媒介单位审视自身能力的内部分工问题。至于观众的“高低”，则提醒履行“教育”功能时，必须抛弃“向公众喊话”的倨傲心态。
但无论从国内还是从世界范围看，新闻的“教育”功能，或者一定程度上可以和“启蒙”、“引导”，以及前文分析《新闻调查》时提到的“规范知识”等词语相替代，在现实中的表现越来越弱。造成国外“公共新闻”、国内《东方时空》、《新闻调查》某些启蒙色彩浓重节目的收视困境，首先因为受众心理愈来愈倾向于对于凶杀、情色等能立刻带来刺激的“即时报偿”，远离关系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信息的“延时报偿”，导致了同一信息流通市场中“劣币驱逐良币”。随后，在以收视率为生存前提时电视媒体生存体制下，这类栏目就必然面临困境。于是，纯粹的“人文关怀”就与冰冷的“收视份额”产生了冲突，并且在“精英意识”愈重的栏目中体现愈加激烈。面对这样的矛盾，如果向市场妥协得不够，2005年8月底一向坚守格调的《实话实说》则可作参照：因为在与《幸运52》、《开心辞典》、《曲苑杂坛》、《同一首歌》、《艺术人生》、《新闻调查》的收视排名中位居末尾而被淘汰出央视一套精品时段。而收视率排位同样靠后的《新闻调查》在面对更加强劲的增补选手，不知又将如何调整，才能避免步《实话实说》的后尘。所以，在生存完全依赖广告的经费体制下，每个电视新闻栏目的制片人都会受到收视率的煎熬，而肩负现代启蒙的“教育”功能则在煎熬下日趋蒸发殆尽，“娱乐至死”也就成为与大家无关的遥远预言。
此时可能会产生这样的疑问：即使向有能力以“教育”功能为宗旨的电视新闻栏目提供充足的经费供应，如果观众的收视状况依然像前文回顾“公共新闻”在国外实践时所遭遇的那样不理想，那么保留新闻的教育功能又有多大的意义？这时我们至少有两个理由来接受新闻“教育”功能的应当存在：任何一个社会，必然存在少数关注社会进步、关注人类本身的“精英”，因此这类栏目的观众注定是不会太多；任何一个民主社会，必然是经公众选举委托、职业政治家代理的“精英”民主，因此新闻的“教育”功能，必须要保证它“在那里”提供培养“精英”成长和“大众”现代公民意识的一条重要途径，至于国民中的哪些人选择成为投身公共事务的“精英”，还是不影响他人权益前提下特立独行的生活方式，则是他们运用“积极自由”或是“消极自由”的权力。
以《焦点访谈》类为代表的“监督（公权）”功能曾经辉煌一时，但收视率、影响力下降已是不争的事实。个中原因，一方面，近几年改革从“利益均沾”日渐进入“利益冲突”的深水区，城镇拆迁、农民失地、贫富差距、分配不公、腐败滋生等一系列可能导致社会动荡的矛盾愈显尖锐。在这样的宏观背景下，对于新闻监督的政策控制反较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更加严格；另一方面，对于十几年如一日的“拍苍蝇”、“打死老虎”式的题材，已经很难再现当年对观众的冲击，收视疲劳已经形成。两相夹击，“监督”功能已经在电视新闻中处于名不副实的边缘境地。《新闻调查》“调查性报道”理念在现实中一度存废，收视率随后的一路下滑，以及课题组在地方电视台访谈时听到的制作者辉煌后的失落，已然证明了这一点。
我们以促进民情、政情上下通达，营造理性、平等的公共空间为“沟通”功能的主要特征。前文对《1860新闻眼》“公共新闻”实践受挫的个案分析，已经总结了当下“公共空间”的主要特征：开放文化、娱乐等非政治领域的自主社会空间，严格控制公共决策、意识形态等政治领域内的社会空间。在现实中，《1860新闻眼》对该特征的体现并非孤例，央视《声音》的无疾而终和《央视论坛》的左右为难，都反映了“沟通”功能在当下新闻管理政策下的难以为继。《声音》的创立者认为“我们国家电视台应该有这样一个窗口，反映‘议政’特别是场外议政的声音”，而作为“政协委员”的身份，面对那么多“有价值的提案”，“节目源是不愁的”。并且，“我们所有的问题都有一个指向，就是通过一个事例，最后指向制度建设。这个事例的背景都蕴含有一定的制度缺陷，最后节目的落点都指向制度的建立”。这样的运作原则，最终在“收视还行”的情况下“不知道什么原因”被停掉就不难理解了。
而最早曾打算以《国是论坛》命名的《央视论坛》，则自创立后就处于两难境地。虽然主创者非常了解“从梁启超开始，一直到新文化五四运动期间鲁迅的杂文，评论最精髓、最本质的东西，应该说的是真话，是自己想说的话，就是说要先有一个自由表达的空间才能够有评论。但是众所周知，作为中央电视台，我们最根本的一条是只能代表官方的声音，而这种官方的声音可能跟个人看法一致，也可能不一致”。而多次的台内警告使主创人员不得不在“一致”与“不一致”中有所取舍，“按照我们原来的设计方案，大多数观众都应该是看不懂的……现在非常明显，我们现在就在往低端走……这是没有办法的。但就怕做着做着，丧失了高端的选择”。
“告知”功能实现过半，收视稳定；“宣传”功能效果存疑，但有政策担保；“教育”功能曲高和寡，面临生存危机；“监督”功能名难符实，声势不复当年；“沟通”功能未获首肯，难以启程。最终，在政策与市场的夹缝里，“娱乐”功能与“服务”功能结成寻找利润的同盟，并有意无意借助“三贴近”、“平民化”官方话语中的部分内涵，越来越呈现出“一支独大”的荧屏奇观。
“娱乐”功能在新闻生产中的体现，可以基本概括为娱乐化的包装新闻手法和新闻的娱乐性选题两种类型。前者往往采用个性化的叙述风格，或是如早期湖南电视台《晚间新闻报道》的幽默，或是如后来《社会记录》的另类、《本周》的温暖，再辅之戏剧处理手段的大规模引进，以强化新闻事件的故事性、矛盾冲突；后者则表现为翻找能够引起人群中最广泛兴趣的报道题材，犯罪、情乱、追星是其中的主力军。“服务”功能则为观众扮演起生活秘书的角色，从衣食住行到生老病死，从招聘信息到天气预报。那些既无央视那样垄断优势，又无凤凰卫视地域优势的省市级台，就不得不在生存的压力下将“娱乐”与“服务”捆绑在一起，使得有些新闻栏目越来越呈现出时而体贴、时而绵软、时而血腥的“资讯”拼盘特征。
对于在划定范围内的“服务”与“娱乐”，对下——观众——可以暂忘工作压力，丰富视听趣味；对中——电视台——可以少担风险，努力“做大做强”；对上——政府——可以转移矛盾焦点，营造社会和谐。因此，进入新世纪的几年内，电视新闻最大的“圈地运动”在“娱乐”与“服务”的领地内集中上演了，并且显现了“娱乐大众”与“服务财富”的特点。纵然在超额利润的诱惑下，时有越界经营者，也因为电视媒介整齐严密的条块管理被轻易发现，不会出现像报纸、杂志众多而导致的“一头多嘴”、力有不逮现象。而发现之后的处理，因为目前弹性管理的固有特性，越界者或运气不济“以身试法”，或实力超强“边缘突破”成为“娱乐”领地的开拓者，但更多的是奉行机会主义继续打好“擦边球”。这样，“娱乐”与“服务”功能并不会像西方或港台电视媒介那样在这一方向一度成为脱缰野马。
最终，现实中当下广电新闻实践在我们视野中呈现的图景是：“告知”功能过半不前；“宣传”功能盛极而衰；“教育”、“监督”功能日渐萎缩；“沟通”功能方生方灭；“娱乐”、“服务”高歌猛进。而在我们重点关注的“监督”与“沟通”功能方面，访谈中能够感受到从业者与管理者之间存在的内在张力。并且，虽然选择的新闻栏目访谈样本来自于不同的地域、层级，却表现出上述共同的特征。
如果按照马克思所断言的，“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2页。那么，这样残缺的功能格局，无疑是隐藏于幕后的社会各集团的利益合作、冲突所造成的。但是，在物质、信息日益全球化的时代潮流下，以及社会转型的本土背景里，这样由单一集团力量操控的非完全商业化生存，又将跛行至何时呢？这又是另外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5.2“功能”背后的价值追问：广电新闻人的职业图景
与其他一些传承有序的行业不同，由于电视新闻工作的特殊性，以及人员构成、用工制度、薪酬体系和上升空间的复杂性，电视新闻领域内从业者对于职业理念的认知存在割裂和混乱；一些电视新闻人对于自己工作的职业忠诚度在下降；一线新闻队伍呈现出明显的低层次、高频率流动特征。
新闻要始终成为被社会尊重的职业，需要建立在社会责任感之上激情的不断滋养。因而，与其花费篇幅去讨论新闻业需要什么样的人才，不如讨论以什么措施来避免现有优秀人才的流失、吸引更多优秀人才的加盟更加现实。因为没有人会比当事人自己更加了解行业发展具体更需要什么，与其他任何行业一样，他们会为自己的生存、荣誉而战。
在课题组对广播领域的访谈中，大多数人认为广播业更多的是属于同业竞争——经过多年的沉淀，已经放弃听广播的受众不会大规模地回流，已经稳定下来的听众也不会因为其他媒体而放弃广播，所以广播新闻从业者不像电视同行那样担心平面媒体、网络媒体对自己媒体位置的挑战。因此，广播新闻从业者的理念相较而言更为平和、稳定。在电台的高层管理者的新闻理念中，宣传意识的成分较重，存在将传媒简单视为舆论控制工具的思想——至少从他们的访谈和文章来看是这样。而就广播电台新闻栏目的中层管理者（如频率总监、副总监）而言，当下他们关心的重点是经营管理、同行竞争、栏目盈利一类的问题。这一部分人较为年轻，思想活跃，容易接受新思想、新观念，更具探索、创新的精神。但他们中的一部分认为新闻改革不是新闻这个领域可以解决的问题，强调在现有的新闻环境中找空间来发展，主张对传统的内部管理机制进行创新。基层的编辑、记者求稳的心态较为突出，改革的欲望并不强，对现存的新闻体制体现出认可的态度——因为适者生存，不适者将可能出局，丧失了这一工作平台，一切都将陷于空谈。这也许和电台的人事制度有关，从现在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整个频率的人员构成来说，最多只有台聘的，没有部聘的，像新闻编播部里就只有一位是台聘，其他都是正式职工。要是缺人，部门要想外聘，那是不允许的。用人制度相对于中央电视台来说，有很大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