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短暂的革命者：《1860新闻眼》
如果回溯至“公共新闻”的实践与学理源头，公共新闻的根本效用在于滋养普通公众日渐淡漠的民主制度，强调公众与民主政治的密切关系。考察实践“公共新闻”理念者的工作绩效，也将以是否完成“公共交谈的放大者和改善者”职能为标尺。
《1860新闻眼》“公推公选”直播得以实现是来自特殊背景下栏目的主动请缨。这多少有些偶然的成功，模糊了许多人对于当下新闻所处社会环境的判断。
因此，当“公共新闻”争取更深的试水时，力图运用设想中的承担公共责任的两大具体手段——充分的信息公开和密切监督公权力时，侵入了政府主导的“第一文化”领地，即与国家和政权直接相关的政治公共领域，就会变得为谨慎的中心管理者难以接受，这也正是“公共新闻”不能再提的深层背景。
2003年11月28日晚6时，总时长60分钟的《1860新闻眼》在江苏卫视频道播出。在节目播出4个多月后，江苏省广电研究所在内部撰文认为，《1860新闻眼》“用公共新闻的几个要素去套，发现很像是公共新闻，但也不确定”。到了2004年9月27日，在《1860新闻眼》栏目直播了部分江苏厅级干部“公推公选”的现场之后，“公共新闻”就成为《1860新闻眼》区别于其他新闻栏目的标识，并且得到了许多“第X次新闻革命”的评定对中国电视新闻到底发生了几次“革命”，学界意见并不统一，一时引风气之先。
那么，这是否是一次真正意义上“公共新闻”的“革命”，“革命”又是怎样发生的，“革命”成功了吗？“革命”之后现在如何，其中又给我们理解当下新闻改革提供了哪些启示？“中国广播电视新闻改革研究”课题组于2004年底和2005年初两次赴南京，对《1860新闻眼》的主创人员和相关负责人进行了深度访谈，以期接近这些疑问的答案。
两次调研表明，江苏卫视开播《1860新闻眼》的初衷在于开发晚间6～7时的收视“空白”时段，以拉升整个频道的收视份额，增强创收能力。也因此，考核标准变得非常简单：开播三个月收视率达不到1.8即让出时段（原本这个时段AC尼尔森的调查数据为0.4）。
开办之初，栏目主创借鉴兄弟频道《南京零距离》的成功经验，同样定位于“民生新闻”，并采取了下述“矫枉过正的办法”：吸引观众短信参与抽奖，奖品为一辆12万元的汽车，而“这是在全国没有的”；新闻题材也选取“越过道德底线的，用杀人、放火，用离奇，甚至用低俗”来吸引观众；甚至邀请因拍摄人体写真而闻名一时的汤加丽客串资讯主播。结果是“立竿见影”：收视率上升至2.0。看来，也许不高估观众的口味，与不低估观众的脑袋一样重要。然而这样的收视率表现仅仅维持了一个多月，就被广电总局的监看制止，认为“卫视频道不能这样做”。于是“通报之后比较‘有看头’的东西就不能再做了”，收视率立刻掉到1.1。马上，“整个栏目几乎崩溃了”，因为“我们的收入是和收视率挂钩的”。
这里有一个应该注意的事实，《1860新闻眼》第一阶段的收视“努力”，是被广电总局终结，而不是被江苏卫视频道，或者是江苏广电总局出面制止的，尽管他们作为“内部人”更容易发现那些“越过道德底线”的部分。从中可以看出，在电视台的所有收入都是和“收视率挂钩”的现实下，既然观众争夺战已经激烈到让处于垄断地位的央视也开始在《新闻联播》《新闻联播》2005年7月24日播出。中用近半分钟的时长，来专门号召全国观众为《梦想中国》发送手机短信，那么对于资源相对有限的地方电视台，其内部节目把关者无暇顾及那些面目模糊、难以触摸的“社会效益”也就不足为奇了。在实在的经济收益面前，“经营者”的角色可能会轻易地脱壳而出。之所以用推测口吻以“轻易”描绘内部把关者（同时也是经营者）的心理状态，是基于我们对现有体制下行事特征的认识：地方电视台只要尽可能满足地方党政要求的“宣传任务”和“宣传纪律”，那么在市场中的寻利行为上，双方可以达成相当有弹性的默契。因为，对于电视台的核心领导层来说，这样的市场行为，对上，并不会受到“上级”的申斥，而且很可能会因为年终上缴更多的财政收入而获得嘉奖；对下，下属们也会因为获得的实际收入而更加拥护自己。这一点对许多施行“双向选择”用人制度改革的电视台中层领导、制片人更加重要，因为一线员工中绝大多数人的要求是很实在的，在“（有限）理性”之下，“收入”往往是决定多数选票方向的关键因素。
也正因为维护新闻社会责任的力量在目前生产者内部如此之小，对新闻生产的“双轨制”改革倡议，我们持保留态度，而更倾向于经营权与把关权分离、制作经费“混合制”的体制改革。新闻的编辑权交给“经营者”角色占据上位的“把关人”，“新闻责任”很容易被经济效益收编，这一点已经被国外现实多次证实。如“社会效益第一”的类似要求，在基督教原罪信仰占据意识形态主流和新闻专业主义达成共识的欧美，在与商业利益的较量中尚处于下风，更何况若由目前“有限商业运作”转至“双轨制”的制度，在信仰与职业精神稀薄的当下本土，施行的结果很可能是即使在时政新闻上达到了倡议者一定程度的预期，而在新闻的娱乐化、低俗化方面将付出更为惨重的交换代价。
《1860新闻眼》的主创人员不得不改弦更张，重新确定的理念是增加服务功能以求更加亲民：首创在一个栏目里两次播报天气，而且在节目一开始就请“小美女”“用外景”；增加非新闻性的《生活新词典》讲解生活小窍门；《今日聚焦》，“一个小时的节目如果没有一个舆论监督，没有一个重磅炸弹是不行的”；《我爱我家》，“纯粹正面，讲百姓家庭温馨故事”，并评比周奖、月奖；《律师在线》，为观众提供法律援助。而在所有板块调整中，后来被证明最为《1860新闻眼》带来品牌效应的是增加的《绝对关注》，这个板块在整档节目的10分钟左右出现。而这个板块出台的动机，是因为“当时我们意识到省级卫视新闻应该搭建一个公共平台，在这个平台上来进行整合，然后形成一个多元化的声音，或者公共的声音”，并且在“整合过程中要有我们分析，归纳，判断和批判，然后把这个东西展现出来”。
而此时《1860新闻眼》所理解的“多元声音”和“公共平台”，还不是后来明确的概念。课题组访谈时主创人员举了在当时被认为具有转折性意义的个案，从中我们可以管窥从业者对“多元声音”和“公共平台”的另外一种理解：
一个医学院的毕业生来南京读博士，他的结发妻子供养他，从硕士一直到博士。博士毕业后到江苏省最好的医院做主任医生、做课题带头人，也有了小情人。他妻子很伤心，来找我们。我们发现这是一个搭建平台的好例子，而且有人情味。之后我们就带着她去找他丈夫，结果丈夫不见，打电话报警，说骚扰他工作。
我当时的想法就是我搭建这个平台让各种声音出来以后，让观众来决定新闻的走向。我们设置选项，下面这个妻子应该怎么办。选1，就是找单位领导；选2，就是找派出所。一下子两万多条短信就进来了，选1的占了70%。看她同意不同意，同意就去找他们单位领导。单位就调解啊做了很多工作。他说不行，没有感情了。然后怎么办呢？第二天我们再出一个选项，第1找妇联，第2找社区。观众选的是找妇联。她同意，我们找省妇联，也做工作，又不行。第三天再设置选项，找家里人还是打官司了结算了。观众选择是打官司。我自己策划一个律师团，无偿帮她打官司。
当时我们得出的结论是，新闻的走向是由你观众来决定的。观众决定的意愿决定了新闻的走向。当时一炮打响，一周后收视率又变成2.0。
这个“一炮打响”的个案，具备了吸引普通观众的一些元素：婚外情；道德评判；维护正统的责任感与扶助弱小的同情心；以及隐藏其后的新闻连续剧悬疑和坐观其变的操纵感等等。但这显然不是现在许多人标识《1860新闻眼》的“公共新闻”与“公共平台”概念。在后者的概念里，“公共新闻”的所指来自于上世纪90年代美国的新闻观念变革尝试和实践。有关于此，国内学者已有相关介绍。但以美国加州圣玛利学院英文系徐贲教授的译介分析，从Civil Journalism和Public Journalism的词源来看，确实译作“公民新闻”或“公众新闻”更妥，也更为吻合这一理论的价值指向。但我们为行文统一，依然使用旧译。
这一概念的创立者卡雷（J.Carey）认为，“公共新闻”的根本效用在于滋养美国普通公众日渐淡漠的民主制度，强调公众与民主政治的密切关系。卡雷从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中关于“公众有权集会，公开而自由地言论，并通过书写和印刷将他们所有的言论传播于世”的条款入手，论证民主制度不应仅仅是用于公共选择这样的功利目的，而应该成为一种普通公民的基本生活态度，这样美国的民主制度就能良好地延续下去。这一理论的另一个代表人物罗森（Jay Rose）也强调，“公众应当与政治相联系，首先是经由选举，但也经由（普通人）发表意见，参与游戏，成为表演者和讨论人。”这样，公众的新闻自然“也不可避免地‘涉入’政治生活。”
当然，“民主”在广义概念上包括任何公共话题的自由讨论，甚至可以附会如“超级女声”的短信海选。但从美国上世纪末有关“公共新闻”的实践看，显然是把选题集中在从大至选举、小至社区治理的公共管理领域内。因此，这里指涉的“民主”更多的是集中在国家、社会中公权力如何运用的狭义概念。所以，当下认同的“公共新闻”概念，在其肇始地的根本意图是与政治民主建设、公权力运用紧密相关的工具性价值，即罗森所说的公众新闻的关键在于帮助“人们介入自己社群的事务，帮助他们有兴趣参与政治讨论，不做旁观者，做积极（参与）的公民。”而这一点也正是与类似《实话实说》等谈话节目内容所搭建的以公民的日常生活态度、社会交往公德为主题的“公共空间”相区别的界限。同时，这也是理解“公共新闻”的“公共性”的重心所在，即公共的话题并不必然是“公共新闻”在选题上的核心内容，或者说，“公共新闻”是以公权力的选择、运用为其识别的终极标签。而考察实践“公共新闻”理念者的工作绩效，也将以是否完成“公共交谈的放大者和改善者”职能为标尺。
真正使《1860新闻眼》与目前外界理解的“公共新闻”概念联系在一起的标志性报道，是2004年9月27日对江苏省厅级干部“公推公选”的现场直播。厅级干部的选任，公众的投票有了1/3的决定权（另外2/3的权重由专家和上级领导的意见决定），无疑是以媒体为平台实践民主参与功能的一次尝试。这次直播引起了观众积极热烈的回应，“直播期间电话都快被打爆了”。这表明了转型期民众对政治参与的欲求，这也正是此类新闻能够在目前市场环境下取得制作部门认可的经济动机。同时，这次直播在当时也得到了中组部、广电总局的一致肯定。一段时间内，一些具有“公共新闻”特性的报道开始涌现。在2004年11月17日课题组的访谈中，得到了主创者这样的反馈：
我觉得一个主流媒体，如果你不关注中国的政治，不关注中国的大政方针，不关注中国的政治民主进程和经济改革进程、社会发展进程，这个媒体是没有公信力的。你作为卫视新闻，你都不敢于去触及，那么这个媒体不会有长久生命力的。
这样的自觉意识和收视市场的潜在份额，促使栏目开始明确新的选题理念，在开播一周年（2004年底）时，“省内的专家帮我进行了一次理论上的概括，提升。仔细论证了有半个月，说可以。等到一周年的时候提出这个（公共新闻）口号”。然而，这个口号仅仅存在了一个多月，就在2005年1月20日课题组第二次访谈栏目制片人时，被告知“现在中宣部的口径，‘民生新闻’和‘公共新闻’都不要提了”。
那么，在一片喝彩声后，是什么因素导致“公共新闻”的理念在刚刚提出后就被叫停？我们有必要重新回看2004年9月27日的“公推公选”直播，从曾经的辉煌中开始寻找答案。“江苏这个地方很好玩，它有一个特殊情况，前一任组织部长被双规了，在全国没有的。接替他的部长急于想表明他跟前任是不一样的，走的是一条公正、公平、透明的路”。于是，主创者藉此提出卫视频道直播。“请示省委领导，同意。但还得请示中组部，中组部不反对，然后我们就干这个事”。“9·27”直播得以实现是来自特殊背景下栏目的主动请缨。课题组对其他相关人士的访谈，也印证了这并非是《1860新闻眼》主创者的自我感觉。于是，这多少有些偶然的成功，模糊了许多人对于当下新闻所处社会环境的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