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建新不仅脚力棒，观察力也非常棒。在北京动物园内，一座拱形桥洞下的风景吸引了他，于是，他以此景为素材，拍摄创作了一幅名为《光阴》的作品：公园的一角，一切都是静悄悄的，光影从拱形的桥洞斜射过来，树枝、荷叶、流水都闪动着金色的阳光。然而，在这宁静的小景中，作者敏锐地想到了大自然的发展规律，看到了光和影的变化，仿佛听到了时间匆忙的脚步声。作品题名《光阴》，正是强调了年华似水的感受，提醒人们珍惜时光。由于视角独特，构思奇巧，《光阴》被中国老牌的专业摄影杂志《大众摄影》选中，刊登于1981年第6期，编辑部特别给予了点评，称赞《光阴》具有“委婉含蓄”的韵味。
在一群以摄影为职业的同学当中，学生时代的刘建新就为自己设立了一个目标——永远走在前面。但这个目标不是那样容易实现的，因为77摄影班的每个人都是不甘落后的家伙。每次拍摄冲洗完毕，将各自的作品挂在墙上的那一刻，就开始了一轮意味深长的“暗斗”，看到其他的同学作品有内容，自己技不如人就会感觉很没有面子。在这种情况下，柳春江同学会毫不犹豫地再次出发，继续拍摄，以求一鸣惊人。从阳光美女到王府井淘粪工，他的取材范围可谓宽泛至极。功夫不负柳同学，他的作品《独林画家》还入选了首都大学生摄影展。
恰如刘建新为自己作品《光阴》的题词：谁不珍惜青春？谁不热爱人生？切勿忘光阴似箭，珍惜，热爱她吧，一寸光阴一寸金！百废待兴的中国催生着年轻人的学习热潮。“与时间赛跑”成为当时的流行语，再加上国门初开，对外面世界的好奇与探求更是如井喷样爆发。这样的趋势与潮流一次次生动地呈现在了77摄影班同学的镜头中。
任金州：当时，在劳动文化宫举办一个国际风光展览，是与国外某个机构联合举办的，很多中国人都想看，得买票。当时买票很不正规，卖票人被挤得站在台阶上，一人多高，就站在台阶上往下卖票，人就往上涌，队形已经全乱，所有人把手伸出去，像一波又一波的浪潮一样。我正好在现场，就急忙选取了一个侧边的角度，将这个热烈的场面抓拍了下来。那个如潮的人海仿佛知识的海洋，买票人渴望的目光恰如点点波光，这个场面一次次感染着我、感动着我。我为自己的这个作品起了个名字《求知的浪潮》。
80年代初，在《北京晚报》和香港《摄影画报》联合举办的摄影比赛中，任金州的作品《求知的浪潮》脱颖而出，荣获了优异奖。抓拍式创作对于一位摄影者而言，考量的职业功夫不仅是对生活的敏锐，还有对现实认识的深刻，这正是77摄影班用手中的照相机参与现实生活的出发点，它完全背离了过去媒体富有宣传意味的组织拍摄。从摆拍到抓拍，从宣传到纪实，77摄影班的学习和实践越来越贴近社会发展的脉动。
韩国强：我曾经拿着相机跑到北京大学，去关注北大竞选，观察胡平、王军涛们如何参与社会生活，我也曾经多次到天安门广场实地观察，再思考。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和现在的大学生不一样，我们经过下乡、工厂，然后再上大学，77级对国情比较了解，对中国的实际情况比较了解。
技术课学习感光控制、曝光、影调，构图课学习构图、主体陪体、远全中近特的景别变化，77摄影班的同学并没有将专业领域的领悟停止于此，他们要把这种形式赋予一种内容，这个内容就是对生活的认识、对社会的认识。曾经的阅历和积累，使得他们更愿意以社会观察者和新闻记者的身份表达内心的观点与想法，记录生活，反映生活，提炼、表现生活，而不是组织生活、不去艺术加工，这是与北京电影学院78摄影班“艺术的深刻”迥然不同的“纪实的深刻”。
温化平：1980年，我在《摄影构图》课的作业《第一天》在第一届首都大学生摄影展上和北京电影学院78摄影班学生张艺谋的作品《中国姑娘》同获特等奖。那是我第一次获专业奖，既不知道当时的张艺谋是何人，更不可能知道日后的张艺谋会成为第五代的领军人物，但那领回来的小奖状也着实让我得意了很久。要知道上学前，我不仅没有见过电视，而且极少有机会摸到过照相机，和班里的同学比起来，很长一段时间其实是很自卑的。进入专业课的学习后，我在学习电视新闻摄影这条路上，在新闻上、在摄影上开始找到了感觉，有了自信，渐入佳境，与此同时也有了成就和成就感。
有了成就感的77摄影班以自办展览的方式公开秀自己的作品。每个同学自己准备硬纸板，将自己的作品裁切好，贴在硬纸板上，数量不限，只要是本人认为拿出手的就尽管拿出，最后用铁丝将所有的照片串联起来，挂在了广院人气最旺的学生食堂。甫一亮相，惊动全校，一看不过瘾，又继续转移到了教工食堂。
77级摄影班一朝成名全院知！
生活的哆咪嗦
《生活的哆咪嗦》是班长任金州同时期的一幅摄影作业。
任金州：一个盲人老人坐在那儿，两个恋爱青年在他的背后，幸福与不幸，温暖与孤独，来自生活深处的冲突与对立在《生活的135》这张照片上构成对比。朱羽君老师看了以后挺激动，她建议不应该用生活的135，应该把135底下再加三个点，不是激昂的135，是低沉的哆咪嗦，我就加了三点，是低音的135。
行走与发现，在行走中发现生活，也发现着彼此和自我。时代的多重印迹、生活的丰富层次在77摄影班社交与集体生活中渐次彰显。
王政：在大学期间，班长任金州年龄较长，事事都给我们做出了表率，无形中成为大家的楷模。记得在上大一和大二期间，任金州曾两次邀请我到他家，并和他家里人一同共进午餐。由于在他家的饭菜如同今日的饭菜数量和质量，使我为之感动。毕业后，我曾问过任金州：“当时同学们是不是经常去你家做客。”他答：“不是，也就请你去过。”看来是对小弟我的格外体贴和关照。
在王政眼中很是热情大气的任班长，在王桂华同学看来，却有些“守财奴”的架势。
王桂华：上学时任金州和程鹤麟住在同一个宿舍，程鹤麟肯定是遇到了很急的事情，张口向带工资上学的任金州借20块钱。任金州思想斗争了一夜，最后的答复是不借。在毕业30年后，我已经看清楚，看家守财一定要找任金州。
30年后，重提“借钱事件”，班长任金州终于为这个事件解了扣。
话说1979年，徐悲鸿奔马邮票发行，一个小型张就5块钱，文艺青年兼集邮迷程鹤麟心向往之，但就是手中没钱。无奈之下，向带工资上学的任班长求援。
任金州：程鹤麟说借20元钱买“奔马”邮票，当时我身上没那么多钱，家在礼士路，我还得骑车回家拿，就没答应借他。一是当时懒得跑，但是最主要的是不想借他，太奢侈了，这邮票太贵了。当时12块钱一个月的生活费，最贵的菜才两毛，拿20元钱买邮票，简直太奢侈了！我个人也喜欢集邮，但我自己都不舍得买。正是在这种心理的支配下，我最终没有借钱给他。不过事后我一直抱着歉意怀揣着这份记忆。
对于自己“老抠”习性的形成，任班长的反思很有时代的典型性，这也许是徘徊于一代中国人心灵中的阴影使然。
20世纪60年代前三年，是中国的灾荒之年，也是中国人的饥饿之年，当时任金州正在上小学，“吃不饱饭，有点钱全攒着”是他对那个年代刻骨铭心的记忆。
任金州：我们小时候用完牙膏，把牙膏皮收集起来，好长时间才攒七八个牙膏皮，将它们卖了可以换几分钱，60年代的广州一两分钱可以买一块木瓜。木瓜是绿的，泡在白醋瓶子里，一般是两分钱一块，用竹子签扎出来吃，我小时候特别爱吃那东西，我爱吃醋也是那个原因。老母亲给我钱买一壶醋，五分钱的醋，我抱着醋壶往回走边走边喝，到家以后一壶醋就喝完了。那个时候的一分钱算是珍贵物了，也养成了我生活中“抠”的这么一个习惯。
能不花钱就不花钱的任班长，显然与程鹤麟同学超前消费的观念截然不同。但班长就是班长，钱可以借，但有自己的原则：那就是若是借钱买粮票吃饭，自己绝对会毫不犹豫骑车回家取钱，而且借出去根本没打算要回；若是买奢侈品，概不出借。
没有借到钱的程同学就这样遗憾地与“奔马”擦肩而过，但也将两份遗憾留在了任班长心中。
任金州：没有借给他20块钱，我觉得很后悔，其实我当时有那个财力；后来，徐悲鸿“奔马”邮票特别值钱，我就发现程鹤麟是很有投资眼光的，而我却没有这样的先见。遗憾有两个：一是没帮到人家，二是我也没买。
这个遗憾可能程老汉早不记得了，他能记得的不是话剧就是美女。
有一次，校方组织77级同学去北京人艺观摩话剧——莎士比亚的名剧《请君入瓮》。有播音班的美女陪同，还能看到自己心中的话剧表演之神，程同学幸福得一塌糊涂。但就在这个美好的夜晚即将结束在一片祥和的大结局中时，那位被程同学视为话剧表演之神的名角把“白头偕老”口误成“白老偕头”，字正腔圆还掷地有声，整个剧场都被惊呆，台上台下霎时间万籁俱寂，空气凝固。散场后同学们议论纷纷，播音班有女同学痛心疾首说：哎，现在最难过的就是他自己了。但有谁知道，更有难过者就在身边，面对偶像的失常，程同学怕是有无法承受之重……
程鹤麟：我们还看过美国杨百翰大学学生的访京演出，美国的同龄人穿着花里胡哨的衣裙，男男女女互相搂着抱着跳舞令人印象深刻。还记得有次看啥晚会，女报幕员上台报幕时，坐我身边的班长任金州端着相机对她瞄来瞄去，嘴里说：“程鹤麟，你说要是她这会儿摔一大跟头会怎么样啊？”任金州真坏啊有木有！
再说77摄影班仅有的两位美女——王桂华和温化平，作为“稀有动物”的她们却“独属”于第四小组的五个男生——钟大年、乔保平、韩国强、余义宁、徐佳伦。
乔保平：刚入学分组的时候，就把这两个女生分到了我们组，我们宿舍五个男生，加上她们两个是七个人，组成一个班小组。后来班里有同学就提意见，说咱们班就两个女生，怎么分到一个组了？应该调出来一个分到我们组。但是没有拆开，没拆开的原因就是她们不同意，她们两个女生希望在一起做个伴。所以她俩就没分开，四年来始终在我们小组，别的组都非常羡慕我们。
第四小组让人羡慕的原因除了有两位女生，还有一个很大方的大款——钟大年。在77级摄影班年龄稍大一些的学生中，只要在上学前有五年工龄就可以带着工资上学，当时任金州已经是三级工，每月工资47元多，是班里带工资上学的同学中最高的一位。钟大年每月工资稍微低一些。对比大部分依靠助学金上学的其他同学，他们称得上是学生中的大款。
任金州：钟大年很豪爽，他们组经常花他的钱，掏钱请客吃饭多，一直到现在同学们聚在一起吃饭时，但凡有钟大年，都是他主动买单。
来自于人民公社，习惯了集体所有制生活的钟同学，也习惯了同学们和他共同享有自己的私人财产。
钟大年：我的工资基本上成了我们小组的活动经费。经常我的工资刚从陕西汇来，我还没见到，余义宁已经拿着汇款单去邮局取钱去了。
韩国强：大年自己在生活上十分节俭，吸烟舍不得买烟卷，而是用旧报纸卷着烟丝抽。他常说：“我们这些下过乡的人，什么苦也能吃。”但和同学们在一起，他花钱却很大方。那时我们上街打牙祭，大都是大年买单。
有热心人张罗，又有经费支持，第四小组的摄影创作和业余活动多姿多彩，七个人常常结伴而行，八达岭、香山、颐和园、北海，直至北京的大小胡同，都留下了他们拍摄的足迹。钟大年和王桂华家都在北京，只要大家一行动，他们就在家里备好吃喝，与组里的同学一起分享，其乐融融，宛如一家人。有一次用电影摄影机拍摄作业时，为了拍摄真实的海景，他们一起远赴北戴河。为了拍到壮观的长城日出，七个人选择了晚上出发，夜宿长城。
徐佳伦：当时想要拍长城的日出，但是交通工具很不方便，晚上开始坐汽车，然后坐火车，坐到长城脚下一个车站，我们自己带了煤油炉和锅，在候车室里头做饭，引得车站管理员过来看我们究竟在干什么。当时天已经很冷了，唯恐错过日出，我们晚上没敢睡觉，就在那儿聊天，聊到天蒙蒙亮爬上长城，不幸的是既没看见日出，也没拍到好照片，因为天气的原因太阳没出来，再加上学校发的普通照相机，没有变焦镜头。
当时北京广播学院地处郊区，远离城市，学生们出行是个大问题。按当时北京市公交月票的分类，到达北京广播学院需买通用月票。市区、郊区都可用，5元钱一张。这种月票还分“通工”和“通学”；“通工”是5元钱一张，“通学”是4元钱一张。就是这4元钱要花去一个学生一个月生活费的四分之一，尤其是外地来的学生一般都不会买月票。只有北京的学生因为每个周日都要回家才会买月票。地处偏僻的广播学院，学生想进一次城且不说路途遥远、搭上时间，车钱也是不小的数字。在那时，学生之间月票借来借去是常有的事情。也是因为地处偏僻，北京电影学院因为有个美术专业，画月票便成了他们的特色，那时的做法也成为每个学生记忆当中的一道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