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是中国国家命运的大拐点。1977年，也是中国恢复高考的第一年。这一年，被北京广播学院录取，对于每一位77摄影班的同学来说，堪称个人命运系统的一次大大的重启……
01.骄子前传
正如一位学者所言，今日中国最大的现实是超现实，当我们将回溯的目光放至比1977更为靠前的年份，忽然发现60年代中国版本的超现实更为决绝。
好像在奔腾的大河中间陡然竖立起一道大坝，隔断了在正常的轨道上运行的一切。如此的变故，就好像一场场来来去去的疾病，在刚刚17岁的青春中国肌体上反复发作。这样的疾病有一个共同的名字——政治运动。
只不过，肇始于1966年的这场运动，将一个国家和它的公民拖入了长达十年的疯狂之中。
“始”于1966
1966年5月25日，以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为首的哲学系七名党员贴出了署名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激烈抨击北京大学领导班子。大字报一贴出，立即轰动全校。6月1日，毛泽东看到了聂元梓等人写的大字报，表态说：“对聂元梓的大字报，我决定立即广播。请你通知陈伯达，要在明天的《人民日报》上发表，同时要配社论，给左派们以最大的支持。”“文化大革命”开始爆发。
可谓一张大字报点燃了“文革”造反之火。
伴随着“造反有理”的汹涌浪潮，6月15日，《人民日报》又发表社论，开始以更加激烈的言辞来抨击高考制度，宣布要将它“扔进垃圾堆里去”。高考终于成了被打倒的对象，全国高校随之停止招生。“读书无用论”像夏日的疾风暴雨生生将校园内的学子们裹挟进去。
这一年，任金州13岁，刚刚小学六年级毕业。对于一个在二炮大院长大的北京男孩，他最得意的不尽然是取得优异的学习成绩，而是结交比自己见多识广的大朋友们。好成绩、好人缘再加上“话痨”，使得他成为学校有影响力的小小的意见领袖。当全面停课的消息传到任金州所在的学校，他的第一反应就是放下书本，积极追随高年级那些穿着军装、威武无比的“红卫兵”大哥哥们，和他们一起投入到火热的大串联中去。
任金州：我跑到公安部的门口，就是现在公安部门口的接待室给家里打电话，跟我老爸说，我要到北京站，上火车，我要去重庆，寻访红岩村和白公馆，给我点钱。我爸在电话中大吼你马上给我回来，我一听不妙，立即把电话挂了，马上往北京站跑，就怕我爸派人把我从北京站截回来，跑到北京站身无一文地登上南行的列车。
“文革”串联，天下大乱，红卫兵们带着介绍信，走遍大江南北，车票不花钱，吃饭有公家接待。还是个大孩子的任金州跟随着这支队伍向西南进发了，火车上没有座位，就睡在火车的座位底下。四天后到了重庆，瞻仰了江姐被囚禁的渣滓洞；最后从重庆坐船沿长江一直到武汉，在武汉转了一圈，然后回到北京。到了北京家中，向母亲要了20元钱，又继续南行，串联到了南京和上海：参观了南京雨花台、总统府、中山陵，上海江南造船厂，鲁迅、宋庆龄故居，外滩、南京路上好八连一一看过去……返回北京后，任金州身上的20元钱竟然原封未动。
貌似解放的狂欢给一代年轻人带来了短暂的行动自由，但同时将知识领域的求索之路彻底堵死。从1966年到1968年，任金州和他的同班同学只是勉强继续上了一年课程，也就是初中一年级，之后，他们就完全告别了学校的书桌，走入了另外一个天地。1968年，15岁的任金州在父亲的安排下，参军入伍，来到天津郊区成为一名步兵。也是在同一年，18岁的初二学生岑传理被迫中断学业，从学校直接入伍，奔赴青岛成为人民海军的一员新兵。
高校停止招生，学校全部停摆，全民闹革命让几代人的脚步停滞。若干年后，中国出现了一个“老三届”的名词，岑传理作为一名“老初二”成了其中的一分子。但对于大多数亲历者来说，这个词和背后的故事，日后都成为蹉跎青春那欲说还休的符号记忆。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遭遇连年自然灾害，加上高考废止，大量初高中生滞留在城市。据不完全统计，1968年全国在校“老三届”学生超过一千万人，国家就业形势十分严峻。在这种情况下，当时苏联号召青年到边疆开荒，既解决粮食问题又解决就业问题的做法，很快被中国借鉴。1968年12月，上山下乡开始在中国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1969年，钟大年加入了这个后来被称为“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庞大队伍。
钟大年：15岁，在现在算是未成年人，需受“妇女儿童保护法”保护。而我在15岁时，被“上山下乡”的大潮裹挟，从北京到了陕西一个只有十二户、六十多口人的小山村劳动。
也许是命运的关照，在和同辈人一起慨然奔赴黑龙江建设兵团的当口，16岁的马国力意外地得到了一个当兵的机会，而更加幸运的是，他被分配到中国民航飞行总队从事航空摄影工作。也是在1969年，作为在总参大院长大，有着军界父辈的孩子，和任金州一样，叶青醇入伍似乎是情理之中的正常安排。
叶青醇：1969年底，我算是69年的兵。我们部队有着传奇的经历，唐山大地震，这支部队第一个冲进现场。抗震救灾后，驻守在唐山旁边的一个凤山水库，是离唐山最近的一个部队，番号是北京军区炮兵五师50团，我当了一名通讯兵，干的工作就好像《英雄儿女》中手持报话机的王成那样。
当兵，这是“文革”中知识青年最好、最令人羡慕的出路，也是那个年代的年轻人家庭地位的凸显。在77摄影班这个集体中，1954年之前出生的有9名，其中7位都有参军的经历。除4名北京学生之外，贵州的李讯、云南的周五一以及江西的柳春江也在其列。解读当时每一名77摄影班同学的选择，他们和今日同龄人一样，各自的落点都是时代、家庭、个人等诸多因素角力的结果。只是，当他们在一个本该属于书桌旁的年纪而过早地成为社会成员的一分子时，用幸运和不幸来概括都未免过于简单。
1957年出生的程鹤麟，曾应《凤凰周刊》约稿，写下一篇名为《少年程鹤麟的“文革”岁月》的文章：
1966年5月中旬伟大的那一天，不到10岁的程鹤麟正在跟小伙伴玩滋尿窝。1968年10月月尾的那段伟大日子，广播里传来特大喜讯，一个大人物被抛弃了，小学生程鹤麟高高兴兴地戴着印有“红小兵”字样的红袖章跟着大人一起上街游行乱叫打倒狂呼万岁。青年和少年的程鹤麟，其“文革”岁月基本上就跟法国皇帝路易十六常在日记中所写的那句话一样：“无事可记。”
可叹政治风暴中的少年意气竟然如此鲜活不已。无论是到军队的大熔炉里历练，还是投身到农村的广阔天地中修行，开始于1966年的浩大运动都不可避免地永远定格成77摄影班或大或小成员的青春期背景。
也许荒诞至极，所以无事可记。
70年代
对于77摄影班的50后们，上世纪70年代是身体和思想双重发育的时期。“前有六十年代，后有八十年代，而七十年代给人的感觉，更像是两团狂飙相继卷来时候的一小段间歇，一个沉重的喘息。”这是《七十年代》主编李陀描摹70年代的一段话语。50后们虽然在年龄上多少有些差异，但他们都是在70年代成长，在这两个狂飙之间度过了自己的少年或者青年时期。
从校园来到社会的广阔天地，军队和农村的环境并没有改变任金州、钟大年们的好学生特质，那就是凡事要拔尖的冲动。这种由家庭滋养而成的生而优异的习惯已经嵌入了他们的骨子里。
任金州入伍一年之后就担任了部队教导团的班长，1968年参军的他管理着1966年入伍的兵，于是，他的班长生涯从16岁就拉开了帷幕。只是，相比做管人的干部，精进于专业技艺更让他有满足感。
任金州：我是军事训练的尖子，是全能特等射手，步枪、冲锋枪、班用轻机枪都擅长。比赛投弹，我们连最远的一个投72米，为了赶超他，投的时候用力过猛，结果使胳膊受了伤，不过还好，70米，得了第二名。
钟大年：农民干活讲求实在、基本功好。当年在农村，农活里最难的“提耧、下籽、入麦秸，扬场使得左右锨”我样样精通，也算是一方佳话。
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对于实务的要求从未放低水准，这也许促成了他们日后成为电视领域“顽固的手艺人”。无论是务实，还是务虚，他们是一群从未放低过自我要求的人，这在一个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年份，一颗顽强的学习进取之心分明是一股股自我进步、社会发展的深流。
岑传理：父亲为我起这个名字意为“传播真理”。在青岛当兵的时候，我办了一张青岛图书馆图书证，那个图书馆员说你是当兵里唯一来办图书证的。虽然教育中断，但是文化有很强的传承性，希望能够继续学习的强烈愿望始终没有断。每到放假的时候，部队有一天可以休息，上午还有执勤，下午可以出去，基本一天时间，我能在那儿坐好几个小时看书。
当时大量的读物被当作毒草收缴封存，能读到的都是规定图书。1970年毛泽东倡导高级领导干部读读哲学，任金州写信让自己的家人直接将老父亲的书邮寄到部队。黑格尔、费尔巴哈系列，以及《西方哲学史》和毛泽东的《矛盾论》《实践论》等大部头成为任金州和叶青醇的枕边读物。读累了哲学，两人都还自学起了英文，以至于战友们大惑不解，丢给他们一个问题：你想干什么？
想干什么？他们也不知道答案，但答案似乎已然在他们心里。正如作家韩少功的反思：“文革”不过是一场大病来袭，但如同历史上文网森严的旧中国和政教合一的旧欧洲，它并不曾冷却民众的精神之血，无法遏制新文化的萌发、繁殖、积聚、壮大以及爆发，直至制度层面的改革。这才是历史真切而生动的过程。
对于“知识”的渴求，以及通过知识来改变命运的念头好似奔腾的地下河，于流落各处的知识青年们心中川流不息。这样的感觉，对于一批正在“劳其筋骨”的77摄影班成员而言显得尤为强烈。
1955年俞建成出生于杭州，高中毕业后插队去了浙江淳安农村，之后返回城中成为一名工人。
俞建成：这个工厂，也许你们不太清楚，叫混凝土厂，干什么呢？造马路的，我在里面拌混凝土。这个工作是极其极其累的，比农民还要累，没想到工厂比农村还要辛苦，所以就很希望自己的处境能有所改变。
段晓明1954年出生于江西萍乡，高中毕业之后也是插队，开始在一个采石厂采石头，后来又去养猪。
段晓明：1972年开始有了推荐上大学制度，但因为我父亲的问题，本来推荐上工农兵学院，是个大学，最后被人家挤掉了，挤掉了以后我就上了个中专，学的是电厂的锅炉检修，毕业以后就和锅炉打交道了。那个时候钻锅炉比在农村待着还难受，极想跳出去。
1970—1971年，中国开始推行“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方法招收工农兵上大学，一系列非客观选拔标准不仅造成了“走后门”现象丛生，而且“唯成分论”也严重挫伤了出身不好的青年们的学习积极性。
从城市到乡村，从乡村到工厂，在命运的流转中，知识青年们在困惑，在思考。这是一群看似被时代卷裹着前行的人，但他们的心从未随遇而安。
乔保平祖籍河北，1956年出生于保定，自小便跟随父母支边来到甘肃。70年代初期，他作为回乡知青在太行山下的家乡陪伴年迈的祖母，经历了五年的农村生活。返城后他每年都回家乡探望老人，因此希望能有机会转到离家乡近点的地方便于照顾祖母。
这样的愿望，对于在北京出生的军队大院子弟刘建新而言，更是一个具有宿命意义的英雄梦想。
刘建新：我光上小学就上了四个：在北京的北锣鼓巷上了一个小学，在三里河上了一个小学，之后在外地上了两个。因为我要跟随父亲的工作流动。四年级的时候我跟随父亲在嘉峪关卫星基地过了一年，很快“文化大革命”开始，我父亲就到了西藏，就这样，我在四川完成了中学。高中毕业以后下乡了，两年半后返回成都，在成都市果品公司卖水果。当时我们是因“文化大革命”被赶出北京的，那么我的想法很简单，那就是：我要凭自己的努力再回到北京！
一群人，一群时刻准备着的人，一群渴望重生的人，他们缺少的，只是一个机会……
一切为了明天，但明天何时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