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作业到作品
77摄在校期间，总共获得了两次去媒体一线见习或实习的机会：一次是1979年专业课开始前的媒体见习；另一次是81年毕业前的工作实习。另外，拍摄毕业作品的机会也让这些在四年中拼命苦读拼命积攒经验的小伙子们得到了展示自身能力的平台，几十分钟的长作品让他们尽兴而过瘾。
刘惠东的毕业作品是班里少数得“优”的作业之一。在大家的思维都比较“循规蹈矩”的时候，鬼才的路子往往就出人意料。他拍了当时河北秦皇岛的一个模范监狱，回来放映之后得到了同学们的一致好评。要知道，此类“非常规”题材的拍摄，在创作角度、思想性、政治性方面都是公认的难以把握。
任金州：我记得当时毕业作品在班上没几个优，得优很难，但刘惠东就是优。监狱题材很敏感，拍不好就很有政治问题。但是当时刘惠东选择的角度是监狱对犯人进行改造时的那种人性化的关怀，主要记录监狱如何想把犯人从深渊里拉出来，现在看来，这种考虑和构思是非常超前的。
原来看似“不忿主流”的刘惠东早就熟稔了传媒宣传之道，在心里也早就有了清晰的导向意识、主流意识。更难得的是，他的作品完全不像过去老掉牙的宣传片那样从空洞的说教说起，而是选择了一所监狱，选择了具体的地点和故事，显露出一滴水见太阳的艺术。
任金州：我一直认为刘惠东可能永远是很随意、很自由、很浪漫的，甚至是一个民主青年，他连党都不入，但后来他表现出的主流意识和宣传意识是让我们没想到的。他非常清楚作为一个记者应该做哪些事，应该用什么方法去做，真正用我们职业化、规律化、专业化的手段去为党为国家做事。
在刘惠东毕业参加工作八年以后，也就是1989年2月，他曾给岑传理写过一封信，信里这样说道：“我常扪心自问，我能从工作中总结出前人尚未归纳的理论？我的观点能超越别人？我能够给别人翔实的启示？结论当然是否定。我常常在呐喊，我们电视新闻的走向往何处去？”
习惯探索和用力思考的人，总是被一种深入骨髓的责任感长时间隐隐地驱使着。同是付出了时间精力的所学所专，有人将它作为一只饭碗，机械漠然凭之用之；有人将它作为毕生求索的对象，情愿时时为它的兴衰起落潜心着想，这也许也正是工作与事业的区别。
另一个重量级的作品是钟大年、任金州、田广和仇绍强四个人拍的一部长达50分钟的16毫米影片《首都地下城巡礼》。当时的北京市人防办公室为宣传建设成果而找到了刘存志老师，刘老师把这个机会交给了四名学生。
任金州：《首都地下城巡礼》按现在的说法还走过院线，在北京各大电影院都公映过。我们8月份开始准备题材、采访，9月、10月开始真正拍摄，一直拍到11月，12月份抓紧编辑，然后套解说词、套片、合成混录，毕业的时候就出来了。我主要负责前期拍摄、联系场地、组织现场情况，钟大年负责构思本子和拍摄后的编辑，田广写解说词，仇绍强也一块参与。我们每个人都要求必须拍一段。后来钟大年还专门跟着刘存志老师去了上海洗印厂冲洗，因为上海在冲洗16毫米电影胶片方面质量比较好。
那次的拍摄总共有6万元的经费，在当时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于是这几个幸运的准毕业生还在拍摄结束后得到了每人几十块钱的补助。任金州那份补助的下落是——化作一件“大地牌”风衣，这牌子可是当时中国的Prada！
比起拍摄毕业作品来说，1979年和1981年的两次媒体一线实习机会给了77摄影班同学们更为难得的体验。走出校门，提前去未来的“用武之地”考察一下，提前去想象了无数次的“哨所”站一班岗，再借此机会游山玩水一番，如何不教人心动！
1979年，王政和钟大年等几个同学，被分到了位于武汉的湖北电视台新闻部，这长达一个月的见习，是对新闻选题、采访、拍摄、写稿、编辑全过程的学习实践。真正上手接触一线的新闻制作之后，大家都有了普遍的提高。不过这次见习也让大家借此机会出来“透了透气”。
韩国强：我、田广、张旭奎坐了三天三夜的火车，和大年那个组在湖北汇合，后来去了湖南见习，最后还登上了庐山。从九江乘船上庐山，从庐山下来坐船又到汉口，最后坐京广线回北京了。那次借实习出去玩得很高兴。
大四的第二个学期，班里又进行毕业实习，王政、余义宁、鲁伟、胡立德等人带着红旗摄影机，开赴长沙，进驻湖南电视台新闻部，当夜刚刚入睡，突然听到一声老虎吼叫，几个同学被吓得坐了起来。第二天才知道电视台周边是长沙动物园，不过这一声吼叫，拉开了77摄同学火热实习的序幕。
王政：也就是在长沙，我们每个同学领教了辣的滋味。记得我到常德卷烟厂采访，在采访开始时，厂长递给我一支烟并给我点上。当时我并不抽烟。等我问一个问题后，厂长却不回答，我再三追问，他说：“你为什么不抽我们厂产的香烟。”我才恍然大悟，后来我抽了一口，直呛我的鼻子。这是我抽的第一口，也是第一支香烟。那是一次又学又玩的有趣体验，在长沙的三个月里，我们几位同学每人都拍摄了十几条片子，还都在湖南电视台新闻节目里播出了。
程鹤麟：我跟周五一既非同组亦非同屋，但跟他一起在山东电视台做毕业实习。这次实习给我带来的好处是，毕业离校赶回福建结婚时，收到了周五一赠送的一只蛇皮钱包作为结婚贺礼。
1981年10月21日，在山东组实习的周五一、温化平、王小幸给河北组的乔保平、李讯、刘惠东、刘新荣写了封信，信中这样说到：“时光恰似胶片，用时方觉其短，兴许值得庆幸的是，远在天南地北的每一位兄弟，已在豆粒之微的格格画框里，记下了辛勤的汗水，记下了五彩缤纷的思潮；记下了奔涌的心之血浪，记下了激情、欢乐、苦恼，更记下了四载寒窗的辛劳。可以想见，不管是‘湖南匪’、‘河南盗’、‘河北响马’、‘九头鸟’还是‘山东毛贼’、‘京油条’，此时此刻，要么磨着鞋底，要么戳着笔端，要么便在托机器、压剪刀。吾等不免急抖‘快书’月牙板，始起一言：‘诸多公子辛苦了。’尔后唱：‘即颂人人好运道。’”
除山东台、河北台、湖南台之外，以徐佳伦为小组组长的段晓明、王屏、高燕文一行人去了河南台，柳春江、黄著诚、俞建成、孙林去了湖北台，马国力、王桂华、叶青醇、刘建新去了北京台，岑传理、张旭奎、韩国强去了中央台。
韩国强：毕业实习那次我在中央台体育组，我跟岑传理还有张旭奎。我参与了中国女排归来的直播，那次直播给我的印象是个很失败的直播，有一点让我在后来好长一段时间都以此为戒，那就是直播当中用同期声。当时中国女排过来的时候，姑娘们正站在北京机场的长梯上，北京台在那边拍，中央台在这边拍，结果就在中央台拍的过程中，北京台那边灯光打过来了，老刺光。这边中央台就骂，他妈的那是北京台吗？怎么弄的！这下好了，声音播出去了。然后北京台第二天就说，你们对我什么意见，在电视上骂我们，那次给我的印象很深刻。之后，我又参加拍摄了北京马拉松国际长跑比赛，那时候比较成熟了，多少个机位，我当时都记录了一下，我感觉毕业实习的收获非常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