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当前信息传播技术的概括努力让人感到如此软弱，原因是基于数字技术的互联网和手机等新兴传输方式革新一日千里，可谓日新月异。从理论上的概括来看，马克·波斯特（Mark Poster）将其称为“第二媒介时代”，是针对第一媒介时代，即“信息制作者极少而信息消费者众多的播放型模式占主导地位的时期”提出的，彼时“播放模式有严格的技术限制，但随着信息‘高速公路’的先期介入以及卫星技术与电视、电脑和电话的结合，一种替代模式将很有可能促成一种集制作者/销售者/消费者于一体的系统的产生。该系统将是对交往传播关系的一种全新构型，其中制作者、销售者和消费者这三个概念之间的界限将不再泾渭分明。大众媒介的第二个时代正跃入视野”（马克·波斯特，2000，p.6）。台湾学者汪琪称为“第二代媒介”（汪琪，钟蔚文，1989）。我在2005年出版的《网络传播与社会文化》一书的“网络时代的信息革命”一章中提到，网络时代所带来的影响可以称为正在爆发着的一场深刻的信息革命，数字技术作为人类文明发展的重大突破和新的要素，发挥着推动历史文化变迁的巨大功能（姜飞，2006c）。
波斯特所预见到的三位一体的传播系统——集制作者/销售者/消费者为一体的系统，在当今的时代已经来临。基于互联网的衍生传播形式，比如博客、播客、“脸谱”（Facebook）、视频传播网站（如YOUTUBE，土豆网、优酷等）、微博客（如美国的Twitter和中国的“微博”），已经从传播科技实验室下线，在世界范围内攻城略地。具体体现在传播研究领域，已经从两条线索开始转向：一个是大众传播的对象——受众，向“使用者/消费者”（user/consumer）甚至是“创作-使用者”（pro-sumer）转向，一个是大众传播的研究对象——作为复数形式的大众媒体（mass media），向作为单数形式的媒介（medium）转向。由此推动研究者注意到，媒介传输方式的革命，不单单是一种技术的演进，更是一种文化的革命。从本书所建构的文化和文明的逻辑函数关系角度来看，基于数字技术带来的传播革命，一方面将传统媒体作为文化工业的本性发挥到极致；另一方面，将以新媒介形式的提供，对传统媒体和传播形式的改造，再一次以新的要素快速融入人类文明演进的进程，带来其他文明要素生态的变化；同时，发挥文化的系数作用，加速文明演进的进程，加快文化变迁的速率——乃至改变文化的方向。
（1）整合了传统的传媒资源
信息传播技术水平、信息传播方式对人类思维和生存方式的改变程度，具体来说体现在技术升级带来信息传播技术的革命，形式汇流带来信息传播形态的革命，内容多样化、专业化带来信息内容产业的革命，企业整合带来信息组织形态的革命。
当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已从基础层面上填平了电子、电讯、传统媒体和文化业间的界限。在美国早已开始了电子、电讯行业和传统信息媒体之间的互相渗透和交叉兼并。如软件业巨人微软公司与著名的全美广播公司（NBC）合资建立MSNBC有线电视网，并于1996年7月奥运会开幕前正式开播。而美国政府为了推动变革，也已于1996年通过立法，将电讯和媒体统一管理。美国的出版公司更是纷纷跨入电子信息产业，在新的竞技场上大展身手。如美国最大的传媒和出版公司之一骑士出版公司（Kinght—Ridder）凭借自己在出版界的实力，在电子空间构建了一个大规模的图书馆，提供的内容涉及专利、商业资讯、科学技术、医药、人文、商业、社会学等等，还有17000种期刊上的800万篇文章和会议纪要、报道、论文、私人文稿和学术演讲稿等。据骑士宣称，电子商业降低了骑士25％的销售成本，提高了20％的生产率，读者订购时间大大缩短，订购的比例上升到97％，同时由于上网和服务的应答，骑士的市场扩大了10倍。甚至当代美国最出色的时事专栏作家和编辑之一迈克尔·金斯利也跨出传统媒介，跳槽到微软，受命创办一本具有全新形式和意义的网上杂志（王卉，1998）。1908年11月25日，年届87岁高龄的美国新英格兰妇女Mary Baker Eddy创办了一份名为《基督教科学箴言报（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的报纸。在那个妇女尚无基本投票权的时代，女性创办报纸对于由男性垄断的美国新闻界而言无异于一场革命。百年后，《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再领变革之先，宣布从2009年4月开始，放弃纸质日报，全面改为网络版，从而成为美国第一家放弃纸媒介的全国性日报（曹海丽，2008），拉开了纸质媒体向电子化传播的转型大幕。新闻集团董事长兼CEO鲁珀特·默多克（Rupert Murdoch）2011年2月23日三发布了iPad电子报纸《每日报道》（The Daily），这份报纸通过苹果网络商店独家出售，订阅价为每周99美分。默多克称，The Daily把最新技术与“实地采访报道、良好的编辑和怀疑的眼光”融为一体，这份电子报纸“将成为当前这个数字时代如何讲述新闻事件的范例”（唐风，2011），此事件则更加明示传统媒体开始接近新型传播终端，并尝试创新新闻传播模式。
（2）推动国家政策的改变
传播科技的革命，体现出传播形式的汇流，从而对传统的传播管理体制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并带来一系列深刻的变化。传媒控制的降低，电子政务、新闻生产生态都面临新的挑战，需要新的思考。
欧盟会员国认识到，各国不同的制度和政策已经造成了一个割裂的欧洲电信传播市场，这种制度性差异对欧洲的传媒业制造商和服务供应商造成了伤害，因为他们无法在经营规模上与大西洋另一边的北美厂商相竞争。因此，欧盟委员会在1987年和1997年先后两次发布“电讯绿皮书”，目标就是在实现欧洲的电信传播业务开放竞争的前提下，逐步在全欧洲范围内建立统一的市场机制。“绿皮书”认为，汇流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展开，在全欧洲范围内，对应该如何在新的世纪中对这新一代电子传媒进行调控展开讨论。
在这样的背景下，英国政府于2009年6月发表“数字英国”白皮书，提出到2012年，英国家庭普及宽带网络，从国家层面将重点发展数字网络工业作为未来10年总体经济的支柱。由此，“数字英国”提出的一系列政策目标，就为英国搭建了一个新兴经济增长点所需要的框架平台，以此为基础汇合内容创新、版权保护、节目营销和消费者多方资源和力量，整合既往的传媒市场的同时，也推动建构传统整体市场的转型（Carter，2009）。2010年，英国通信和媒体监管机构通信办公室（Ofcom）发表声明，对于超高速宽带（super-fast broadband）基础设施建设，不设置任何规制上的障碍。同时，为促进在超高速宽带服务领域的竞争和投资，容许维珍传媒（Virgin Media）等竞争者利用英国电信（BT）新铺设的光缆提供接入服务，利用BT的地下管道和地上电线杆铺设自己的光缆。
法国家庭提出“多重业务包”。法国电信业处于全世界电信业务融合最前沿国家之一，当前融合是影响其电信业竞争的关键因素。电信业务多数将会发展成为捆绑语音、电视和宽带服务的“三重业务”模式。另外，2011年，电信运营商Orange公司还推出了“四重业务”（quad-play），用户每月仅需支付34.99欧元，即可享用以下业务：互联网业务（介入速度超过20兆比特/秒），电视业务（提供120个以上的频道），语音业务（在法国境内不限量的固定电话通话时间和1小时的移动电话通话时间）以及3G移动宽带业务。根据金字塔研究公司预计，到2015年，将有4.5%的法国家庭使用“四重业务”。
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FCC）于2010年3月中旬向国会提交了“国家宽带计划”（The National Broadband Plan）。该计划的实施将使美国在2010年达到每秒1千兆比特的网络连接速度，美国人口的宽带接入率将从目前的65%提升到90%，从而引导美国在21世纪实现经济增长、帮助实现许多重要的国家目标。2011年2月10日，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总统备忘录，宣布建设高速无线网络计划，承诺将在未来十年拍卖500MHz无线频谱资源用于无线宽带服务，FCC开始释放电视频道间被称作“白空间”的空闲频谱，以发展高速无线互联网的接入，加快美国经济增长，提高居民收入，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刘丽娜＆蒋旭峰，2011）。
俄罗斯联邦政府也已清醒地认识到了和西方的数字鸿沟，把构建信息网络和新媒体作为当前国家发展中急需解决的战略任务。俄联邦政府于2002年1月批准建立“2002年至2010年电子俄罗斯”的目标规划，主要宗旨是：在俄罗斯境内铺设“电子大道”，发挥俄罗斯在信息技术方面的潜力，带动信息业的发展；国家要制定相关的倾斜政策，创造有利于信息技术产业生存的空间，扶植其发展；同时，还要完善、充实和发展俄罗斯新型传播媒体——互联网的建设（栾海，2002）。
新兴传播科技对于国家政策的冲击还体现在外交领域，贯穿着从“文化外交”、“公共外交”到“媒介外交”一系列概念的提出和实施。“文化外交”（Cultural Diplomacy）指由一国政府所从事的、带有浓厚政治色彩的对外文化交流行为。最早由美国外交史学家拉尔夫·特纳（Larf Turner）20世纪40年代提出，由美国外交史专家弗兰克·宁柯维奇（Frank Ninkovich）系统阐述和发展（李智，2005，p.1）。到了50年代，在美国带领下，文化外交成为政府主导的公共外交的内核。到了20世纪60年代，美国学者科恩（Yoel Cohen）又进一步提出媒介外交的概念，认为，在政府和关心国际事务的公众中间，媒介发挥着一种连续和明确的纽带作用，甚而成为一个国家外交政策制定和推行中不可或缺的要素（Cohen，1986，p.2）。2010年，中国学者赵可金在“察哈尔公共外交研讨会——上海2010”上发表论文《网络公共外交大有可为》，进一步将基于文化的、媒介的公共外交推向一个新的视角——将公共外交做到网络上去。他将“网络外交”界定为：在信息时代条件下，国际行为体为了维护和发展自身利益，利用互联网技术和网络平台而开展的对外交往、对外传播和外交参与等活动。网络外交的主体与客体既可以是国家，也可以是国际组织、跨国公司或个人。2010年，赵可金又再次以同样的题目在《人民日报》撰文推动这一理念（赵可金，2011）。
（3）打破国家和文化边界，地球村重新整合文化主体和文化生态
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互联网快速扩张，成为全球最大的、最流行的计算机信息网络，至新旧世纪交替之际，互联网已将各国、各地区一“网”打尽（闵大洪，2004）。它打破了传统的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地缘文化的概念，形成了虚拟的以信息为主的跨国界、跨文化、跨语言的全新空间。
早在20世纪初，传播对文化空间的整合即有判断，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约翰·杜威（John Dewey）在1916年宣称：“社会不仅通过传输和传播而存在，而且社会也很大程度上‘存在于’传输和传播之中”（Society not only continues to exist by transmission，by communication，but it may be fairly to exist in transmission，in communication）（John Durham Peters.，2004，p.13）。20世纪早期的芝加哥社会学派则直入主题，将“传播”（communication）作为研究的核心命题的同时，也将其看作20世纪社会构成的首要因素（John Durham Peters.，2004，p.15）。
60年代麦克卢汉提出“地球村”的概念，从70年代以后的传播学者愈加认识到：“大众传播不仅对个人而且对整个社会或文化都有影响；它可以影响到一个团体的共同信仰和价值观，影响它对英雄与恶棍的选择，影响它的公共政策与技术。特别是媒介持续不断的信息传播，能对社会变革产生真正深刻的影响”（梅勒文·德弗勒，埃弗雷特·丹尼斯，1989，p.117）。本书作者曾在《后殖民主义视野中的西方媒介》一文中提到：媒介除了发挥其一般性的传播信息和知识、提供娱乐等功能外，还发挥着另外独特的功能，即宣传、引导、创造意识形态。换句话说，它改变、制造着我们的精神性空气和水，从而最终铸造、改变我们的体质和思想（姜飞，2004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