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查·丹肯（Richard Donkin）在《血、汗与泪水——人类工作的演化》（Blood，Sweat and Tears：The Evolution of Work）一书中提出：
有些人认为人类的进化史必然是有进无退的，当然很容易将人类早期求生存的历程想象成非常悲惨。从很多方面来看历史的演进似乎也是往前走的，尤其是科技方面……现代人的生活与人兽界限不明的远古时期相较真有天壤之别吗？愈来愈多的考古发明显示（尤其是距今50万年以上的历史），人类祖先的生活可能没有想象中那么困苦。我们对进步与退步的定义或许有修正的必要……某方面的进步往往造成另一方面的退步。某些人的科技革命可能造成另一些人的技能失去作用，这样的发展一定是好的吗？（理查·丹肯，2001）
丹肯进一步以澳大利亚依尤伦（Yir-Yoront）原始部落为例。早在1903年与欧洲传教士接触之前，该部落还停留在制作石斧的技术层次，制作斧头的石材开采自南方400里的石矿，可能经过一连串中间商的交易而得到（理查·丹肯，2001）。娄瑞斯顿·夏浦（Lauriston Sharp）对依尤伦原始的石斧工具在依尤伦文化中的重要性，从技术、产品、信仰三个方面加以探讨。从技术层面来说，有关石斧使用和打造的知识仅限于男人，妇女和儿童可以使用石斧，但禁止打造。石斧被应用于很多场合，建造棚屋，砍柴和获取食物。同时，围绕石斧发生的很多行为也构造了某种人际关系，这种关系通过本地区不同部落之间的贸易形成，也明显体现在建基于“结对关系”（pair relationship）的血缘关系中，这种结对关系界定了谁拥有石斧，从谁那里可以借到石斧，这些又都建基于性别、年龄和血缘关系的规则。最终，在依尤伦的信仰中，“石斧，从其各个方面、使用和关系等，都因为一整套的思想，或者说是神话，被整合进依尤伦部落技术和产品的语境”。依尤伦文化中的各个方面，每个个体的行为都来自以前所发生的方式，因此，石斧是重要的，因为它是与以往相连的链条，那么，也因此和现在和未来相连接（Sharp，1939）。
然而，钢制斧头的引入急剧性地改变了这些文化理念。除了男人无需探索怎么制造斧头外，这似乎没有什么技术上明显的改变，他们只需要从传教士那里接受斧头即可。但是，生产和信仰系统被急剧影响。男人们不再自造斧头，而是更加依赖传教士；这也扰乱了贸易方式。同时，传教士又把斧头发给妇女、儿童和老人，彻底瓦解了传统文化所表征的性别、年龄和血缘关系。最终，钢斧没有一个原始的神话或者与之相连的祖先。由此，它在社会中的位置被审慎关注，并由此在依尤伦人中引发了一种对他们自己神话真实性的怀疑，因为他们“（无法）把这些新的分布广泛的白人特性考虑进去”。于是，夏浦结论性地说，失去了一个被钢斧破坏的强大的信仰系统支撑，不管是从文化角度，还是从生物种群角度来看，依尤伦部落的解体是无法避免的。
这样的来自人类学的思考范式，也逐渐为传播学领域所采纳，以之来看待新兴传播技术对于文化的作用。1976年出版的《国际/跨文化传播年刊》（International/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nual）第三卷刊登了司徒亚特·佛古森（Stewart Ferguson）的文章：《卫星电视：第三世界的希望还是威胁？》较早探讨作为跨国媒体研究的前身，跨国节目的文化影响问题。文章中对于新型传播科技的推广对文化的影响论述中，再次征引依尤伦部落从石斧到钢斧过程中文化变迁的例子。佛古森更精细地描述钢斧给依尤伦部落带来影响的轨迹：“随着钢斧的引进，只需要花费一两个美元，只需要很短时间的劳动就可以挣来，石斧原来需要付出太多的体力才可以被当作奖励到手，这双方的谈判看起来后者处于极不利地位（poor bargain）。手拿石斧的老人形象也变成某种可笑的形象”（Ferguson.S，1976，pp.121-179）。
依尤伦部落作为一个典型的个案，提示了一个文化崩溃的现实。其他如北美印第安人文化的没落也是一个类似的案例。大量的人类学和文化研究理论指向这些文化消亡的研究。
“压力”（stress）理论的支持者认为，一个碰上特别难题的社会，一旦不能在自身社会机制框架内予以化解，那么，它就会被压力、挫折和社会的反常状态所影响。大卫·阿贝勒（David Aberle）的“相对性匮乏”理论（relative deprivation）表达了这样一个意思，即人类的潜在欲望是无穷的，相对性匮乏与其说是物质层面，还不如说是精神层面。一个人感受到的匮乏来自他和过去、未来、他人的对比。“去文化理论”认定了这样一个过程，即人们通过和西方文明的接触，没有获得新的元素来填补其间的沟壑，失去了他们传统文化的元素。在这种主调是解构性的文化变迁中，本土文化既不借取外来文化也不自己更新，结果就是文化沦丧和贫穷化（Ferguson.S，1976，pp.121-179）。
自鸦片战争以来，输入中国的西方文明就是一把“钢斧”，楔入中国文明演进的历程，几乎砍断了传统文化在当代的延伸。澳大利亚依尤伦部落接受的还仅仅是钢斧，百多年来，中国历史文化变迁的过程中接受的岂止是“钢斧”？好在我们终于还是借取外来文化了，但如果仅限于对于引进的西方文明成果的使用和享受，甚至懒惰到随手把西方的文化模式也扣到中国的头上，文化的概念不重新界定，文化的生产方式不创新，又怎能摆脱佛古森所预言的“文化沦丧和贫穷化”的境地呢？！
二、由此函数关系推导出的一些基本结论
从思想层面来看，本书有关文化和文明的逻辑函数关系受20世纪以来的混沌理论（Chaos Theory）的启发比较多。20世纪初，英国科学家阿兰·图灵（Alan Turing）被称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数学家之一，很多思想成为现代计算机技术基础。他认为，人类的智力现象也许建立在数学的基础之上。随后他的研究激发了一个全新的用数学方法研究生物学的途径，成为形态发生理论的基石，为我们提供了模式是怎样出现的机制，这是达尔文没有做到的。达尔文告诉我们，一旦生物具有了某种模式，此模式将以编码的形式存在于基因中，能不能传递到后代中去，由环境状况决定，但他没有解释模式最初是怎么形成的，模式形成真是很神秘（Stacey，2010）。同理，一种文化模式形成以后，此模式也将以编码的形式存在于文化个体中，每个文化个体的组合等形成文化的基因；至于这种文化传统能否传承下去，也由后来的外因和内因共同决定。这也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观点，同样，它也没有解释不同文化模式最初是怎么形成的。
60年代早期，美国气象学者爱德华·洛仑兹（Edward Lorenz）尝试用数学方程预测天气，并由此开创了一个广为流传的短语“蝴蝶效应”（The butterfly effect）：“一只蝴蝶在巴西扇动一下翅膀，会引发德克萨斯出现一场龙卷风吗？”这样的一个效应，完整地展示了混沌理论的精髓：从一个清晰的初值——巴西扇动翅膀的蝴蝶——出发，历经一个复杂的自组织、自相似、自规律、自修正的过程，最终导致一个具体的结果——德克萨斯的一场龙卷风。由此，混沌（chaos）一词成为英语中最为过度使用的单词之一，在科学领域它的特殊含义是：一个完全被数学方程描述的系统，即便没有外部干扰也可能变得完全无法预测。宇宙的所有复杂性，所有无限的丰富度，都从简单的法则产生出来，一遍又一遍地重复。混沌思想带来的巨大影响在于，复杂的系统可以建立在简单法则上，这是一个重大的发现，它改变了大家的思考方式，向我们展示了简单数学所具有的可能性要比我们所能设想的要宽泛和全面得多，从70年代起，越来越多的科学家开始接受混沌和模式。
那么，人类文化的变迁这样一个复杂巨系统，是否也从这样的思路出发，发现某种相对简单的法则，根据历史的、现实的、逻辑的、理论的归纳，找到文化和文明的逻辑函数关系，设定原初的文明要素值，然后通过自组织、自相似理论进行了自我进化，收获未来？
因此，本书提出的文化与文明的函数关系（C1=C0×C2±C3，即：文化C1=系数C0×文明C2±常数C3）即是一个尝试；与其说是一个看似完整的数学函数关系，还不如说是一种逻辑函数关系；与其说是要终结文化和文明之间的关系争论，还不如说是借用混沌理论跨越巨系统本身制造出来的复杂性，探讨模式最初形成的法则；它并没有也无法实现真正数学意义上的二元方程式的推导，却试图用一种最简单、好理解的数学关系说明这样一些道理：
（1）文化和文明不能泛泛而谈，混淆而谈。
（2）文明是物质的，文化是精神的，二者之间存在一种逻辑函数关系。
（3）文化的发展奠基于文明，决定于文明，同时又通过对文明的改造推进文明的演进。
（4）文明是文化的根基，文明形式和内容变了，文化的内容和形式自然会随之改变（因为系数和文明要素权重的差异，这样的改变会在不同的时间段和背景下呈现不同的特征，同时，这样的改变还有一个时间系数的作用，有一定的滞后性——从历史的特定时段来看，似乎呈现出一种文化的超前性，文明演进的滞后性，但从文化和文明发展变化的整体来看，文化的变迁一定是滞后于文明的演进进程的）；反之，文化的变迁，是通过特定的主体在特定的时空作用于一定的文明基础实现的，它或者是文明演化的一种形式，并不会动摇文明的根基乃至文化的主调；或者因为其中系数的重大变迁，比如主体的改变（知识储备的变动）、时空的腾挪，对文明的存在形式进行了根本性的改变，乃至最终推动文明的演化（中国改革开放30年），实现文化的变迁。
（5）文化和文明之间的函数关系中，系数和常数都是相对的，而作为变量的“文明”，其变量性就体现在内部演化的动力和这些系数的相对性。
（6）以往是从单一的文明起源地来探索当下的文化发展模式，现在需要从消失的文明中探测生机，需要从不同文明的并置中酝酿动力，需要在不同文化传播的过程中获取灵感，从而获致更高级的文化生存法则和形式。
（7）文化的自觉，更高的层面应该是文明的自觉，或者首要的是文明的自觉；跨文化传播中很多的“文化震荡”（Cultural Shock）其实质是“文明震荡”（Civilization Shock），跨文化传播的最原始起点应该是文明的跨越，其实践和研究的方向集中于文明的自觉，聚焦于文化话语本身的相互理解，着力点在于对各自基于不同文明自觉基础上不同文化的形成过程、形成方式的了解和理解上，最终达到一个不同文明之间相互尊重差异的基础上，兼容并蓄，共同发展的结果。
同时，需要通过这个函数关系说明另外一点，如果把文化和文明两个要素在公式中作个调换（变成：文明C2=C0×C1±C3），则函数的意义发生本质的改变：一方面，奠基于本书所建构的函数关系的文化（文化=系数×文明±常数），将是和文明的存续同步调的，符合规律的，那么，这样的文化的发展就是有利于文明的延续；但在新调换的关系中（文明C2=C0×C1文化±C3），如果文化的发展，是在不断异化的主体控制之下，过于强调文化的独特性和垄断性，甚至将文化“文明化”——或者是将自我现有的文化独特化而拒绝国际文明的传播、或者是将外来的文化绝对化而置换自我的文明，最终以自我文明的消失作为代价进行跨文化传播，那么，此种文化的发展，最终带来的却是假以时日之后文明形态和源头的萎缩和消失。那么，当一种文化形式失去了他之所以附着的文明之体，则这样的文化形式即变成空空的行囊，成为“逐臭之夫”，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需要说明的是，这样的一个“符号性”公式在很多时候只能解释宏观的“文化”和“文明”的关系，即没有形容词修饰的“文化”和“文明”的关系，或曰文化和文明的框架关系。具体到微观的文化，则随着后现代文化形式对传统的现代性的超越和切割，分化出了一些新的界定文化的系数，比如性别、地理位置、健康、民族地区、甚至工作、收入等等，编织成不同修饰语下的特定文化内涵。还有文明，在“现代化”的名目下，“文明”也有了一些可以量化衡量的指标，比如识字率、人均GDP水平、电视普及率等，都被统称为“现代化”的程度（姑且不论这样的“现代化”的结果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