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1898—1979）在《文化的肯定性质》一文中，把文明（civilization）与文化（culture）作了稍微详尽些的区别，并再一次地把文化置于文明之上来看待。认为“文明属于物质世界，系用来满足人的基本需要的社会有效资源，是物质再生产领域；文化属于心灵世界和精神世界，表述了社会历史过程中的精神内涵，是观念再生产领域。这两者构成了包容一切的统一体。文化具有独立的精神价值，从而使自己‘与纯粹文明相区别’，其根本特征‘就是主张一个必须无条件被肯定的世界，一个普遍履行义务的、永远更加美好和更有价值的世界’。总之，文化高于文明，而‘文明’是由‘文化’赋予生命和灵感的”。
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1939）严重影响了以马尔库塞为代表的一批人对文化和文明的看法。他把“文明”的内涵界定从不同人群之间的关系视角转移到人和自然、人和动物的关系视角，试图从生理角度来界定，从而摆脱从社会角度进行界定的无边际的争端。弗洛伊德曾说，“‘文明’这个词是指所有使我们的生活不同于我们的动物祖先生活的成就和规则的总和，它们具有两个目的，即保护人类抵御自然和调节人际关系。”（弗洛伊德，1987，p.31）到了50年代，马尔库塞转而追随弗洛伊德，不再对文化和文明严加区别，而交替使用，并对文化下定义说：“文化是有条不紊地牺牲力比多，严格强迫它转移到对社会有用的活动和表现上去”，并认为“爱欲在反对死的本能斗争中创造了文化”。
弗洛伊德将“文明”的诞生从不同人群关系“下放”到“人——自然”关系这样的观察视角，提示了研究者和实践者看待处理“文明”和“文化”关系新的可能，其学术价值和意义是明显的。从形式上来看是视角的转换，从实质上来看，这也是一种处理有关文化、文明纷争的路径。但学理上的分析会发现，相对于早期德国思想家对“文化”民族、地域性的明显强调，弗洛伊德将“文化”凭附于“力比多”的观点也矫枉过正而略显“荒诞”，预示了早期德国思想家奠定的文化和文明观体系出现了早衰和分裂的迹象。
二、“文化”和“文明”概念的出走
20世纪，源自德国，对“文明”社会最激烈的批判，或者说是革命，就是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传播。这样的一种新“文化观”，将对“文明社会”的批判从社会表象深入到其立身之本的“资本主义”运作机制，“资本从其诞生开始，就充满血和肮脏的东西”，说明，建立在这样的机制基础上的社会不仅不“文明”，还很丑恶；“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更是宣示了建立一个以新的文化观主导的新世界的决心。文化批判已经发生彻底转向——从资本主义社会之间外部的批判，转向资本主义机制本身内部的革命。
由此开始，源自德国的“文化”观出现了两个分支：以苏联、中国等国家的建立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实践和革命话语的建构为一支；身处意大利、法国、德国、英国等资本主义国家，研究、拓展、运用马克思主义思想进行文化批判的学术话语为另一支，后者被统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二者共同的特点是，思想都源自德国，为世界的发展提供了另外一种“文明”含义的同时，也将意识形态批判注入源自德国的“文化”概念。共同的不足是，这两个分支对“文化”的意识形态色彩的过分强调，已经无形中淡化了他们共同的“对手”——“文明”，或者说是“资本主义文明”内嵌的工具理性，而只从革命的视角专注于作为“资本主义文明”意识形态的“资本主义”本身，忽略了“文明”。虽然期间也有诸如本雅明对“机械复制时代的文明”这样的点醒，但以意大利革命家葛兰西（Gramsci，Antonio，1891—1937）创立的“话语霸权”（Hegemony）剖析的革命话语系列和基于精英立场的法兰克福学派（Frankfurt school）对文化工业的批判成为20世纪文化批判的主流，结果是，由18、19世纪以来的有关“文化—文明”概念博弈体现出来的对美好社会的宏观建构，以及对“工业理性”主导的工业文明的反思和批判，这两个关乎世界未来宏观方向的思考发生偏移，过多的精力转向了宏观意识形态之争和微观文化产业批判，“文化”和“文明”两个概念双双出走。
造成这样一个结果的原因之一，是20世纪知识生产方式发生重大变革。以前体现在小说、戏剧、演讲、辩论中的“文化”观已经从想象生产落实到具体的文化工业生产，既往的“文明”就和“文化”在“文化工业”中耦合，文化工业作为文化产品的大规模生产者和文化思想的传播者，本身就是现代工业“文明”演进的结果和新代言人。由此，德国思想界对“文明”的批判转向对支撑资本主义文明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而这一批判的核心，就是具体到人，被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物化”、“异化”、“单面化”了的人。
因此，对资本主义文化控制的批判，构成法兰克福学派几代学者的思想倾向。法兰克福学派的核心人物霍克海默（M.Max Horkheimer，1895—1973）和阿多诺（Theodor Ludwig Wiesengrund Adorno，1903—1969）对资本主义扩展时期的“文化工业的批判”，是大众文化研究方面的经典文本。他们实际承袭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文化生产批判的理论立场。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就同某些精神生产部门如艺术和诗歌相敌对”（马克思，1961，p.296）。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著名的批判大众文化的论文《文化工业，欺瞒群众的启蒙精神》中写道：“在文化工业中，个性之所以成为虚幻的，不仅是由于文化工业生产方式的标准化，个人只有当自己与普遍的社会完全一致时，他才能容忍个性处于虚幻的这种境界。”（马克斯·霍克海默，特奥多·阿多诺，1990，p.145）是文化工业对个人的有效控制，促成了这种“容忍”。
在法兰克福学派看来，文化工业向大众提供了一种“虚假的需要”，从而在此基础上创造了一个“拟态”的生存环境，并将大众投放到这样的环境中生存——甚至创造这样的大众意识。对此，马尔库塞在他1964年出版的《单面人》里有专门分析。人本来是有真正需要的，这需要是创造的需要、独立和自由的需要、把握自己命运的需要，也是实现自我和完善自我的需要。而这些真正的需要之所以无法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实现，是因为虚假的需要反客为主，由特定的社会利益集团强派下来，施加在个人身上，否定了真正的需要，由此造成压抑和痛苦。虚假的需要是物质的需求，它们不是人的本性，就像被无限刺激起来的消费欲望，表面上看是投其所好，实际上却是束缚了大众的创造力和辨别力，使人们无以发觉自己是身患痼疾，从而错过治疗，沉溺在郁郁寡欢之中。大多数流行于世的需要，休闲、享乐、广告、消费等等，都可以归入虚假需要的类型，其被当成真正的需要而无止境追逐的结果，是造成个人在经济、政治和文化等方面都为商品拜物教所支配，日趋成为畸形的单一维度的人。马尔库塞强调虚假需要的满足，是以牺牲不得满足的真正的需要为代价的。这是因为他们没有意识到他们真正的需要没有得到满足。“虚假的需要仿佛是凡有所求，便有所得”（陆扬，王毅，2000，p.53）。
这种“虚假的需要”，实际是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创造”出来的“消费文化”。但在强大的资本主义工业文明面前，普通的民众是否如法兰克福学派所描述的那样简单——那么容易放弃批判性，成为文化上的“单面人”？另外，文化，是否完全被文化工业所决定？于此，英国的文化研究有不同的视角和观点。
区别于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的失望，英国文化批判理论开始关注大众文化生产中隐含的能动力量。相对于法兰克福学派，多了一个民间社会立场和对媒体这个新兴文明要素的关注。威廉姆斯（Ravmond Williams）和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是代表人物，他们都来自普通的劳动者家庭，都有过当教师的经历，使得他们注重民间社会对媒体的积极反应。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威廉姆斯是少数为媒体辩护的知识分子，主要基于他的平民立场，以及他坚持认为工人阶级依然保持的革命性意识相关。威廉姆斯认为，文化是一个“完整的过程”，是对某一特定生活方式的描述，生活在“文化”中的受众非某种单一性的个体，具有复杂的内在多重结构。他们完全可能从被“打倒”的地方站起来，去能动解码，参与对话。他根据以往的历史经验，把人类对媒体的使用归结为四种类型：其一，父权主义，即国家以民族利益为借口操纵媒体；其二，权威主义，即媒体被用作为社会控制的工具；其三，商业主义，即媒体以积累财富为主要目标；其四，民主模式，其中人民介入和双向对话成为最重要的特征。威廉姆斯认为，如果现代社会以第四种方式来使用媒体，那么，一个有创造性的、民主的、富有活力的社会主义“共同文化”将会产生（陈晓明，2000，p.26）。
但事实是，现实中并没有威廉姆斯的假设存在的条件，更多的，却是如霍尔所认为的，大众媒体形成当代资本主义主要的意识形态体系，这一体系可以被发挥为提供系统程序的交往系统，通过这一系统，主导知觉的生产也就被制造出来了。意识形态把个人与社会联系在一起，也就保证了阶级社会的再生产。
由此我们看到，大众传播媒体这一西方现代工业文明要素的诞生，发挥着作为现代西方工业文明体系交流中枢的作用，通过信息的提供，影响、制约甚至决定社会知识的生产和传播，并通过对传统的“文化”、“文明”的外延以及承载和传播方式的改造，将他们各自的内涵转化和改造；“文化”无论是作为“体现德意志民族意识觉醒与认同意识，并与英法的‘文明’相对抗的概念”，还是工业文明发展起来以后，“人们寻找一种拯救力量，弥合人与自然、人与他人、人与自我的分裂……一个有力武器”（曹卫东，张广海等，2005，p.105），都已经消弭在文化工业的竞争中，“文化”和“文明”从它们原初的概念双双出走。
三、“文化”和“文明”概念的分裂
德国在统一后逐渐强大，逐渐跻身英法等西方“文明”世界之中，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全球性对立，更是把德国那本来就已经消融得所剩无几的文化民族主义批判性几乎全部转向保守性，在适时适度汇入对社会主义这一不同“文化”的批判浪潮中集中发展自己。但是德国的思想界对于“文化”概念的原始价值和意义并不死心，对于来自英法的“文明”概念从上述内涵式批判、外延改造、话语的反拨，后来干脆被弃置不用，转而重点阐释文化，并将文化的概念本身进行分裂。
在1972年出版的《反革命与造反》中，马尔库塞将文化细分为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其区别在于，“物质文化包含‘谋生’的实际行为方式，即操作价值的体系、行为原则的统治、父权制家庭作为教育单位、劳动作为行业，作为职业。而精神文化包含‘更高的价值’，科学与‘人文学科’、艺术、宗教”。这里，又接近回复到他在30年代对文明与文化相区别的解释。他鄙视物质文化，因为“资产阶级”在物质文化中典型地专心于作为“生存”价值的金钱、买卖和“商业”；推崇精神文化，由于“蔑视和否定这种物质文化的精神文化主要是理想主义的：它使压抑的力量得到了升华”。
不同于德国将“文化”分裂，中国在借鉴、吸收来自西方的现代化成果的过程中，一个创见是，将以往统称的“文明”一分为二。将现代机器大工业等为代表的现代化成果纳入“物质文明”的范畴，提出凡是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现代化物质文明成果，我们都可以引进消化吸收再创造。西方现代化背后的现代性思想在实际中是被放入“括号”悬置起来，需要审慎对待，并未纳入官方“精神文明”话语的范畴。但这并不意味着对“现代性”的忽略。但中国人有自己的特点，对于西方工业文明背后现代性的看待，在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最先浮现出来的是20世纪90年代盛极一时的有关西方“文化新殖民主义”批判潮流，中国学者的文化批判恰是从18世纪德国的“文化民族主义”切入。也就是说，西方工业现代化文明，已经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以及改革开放的推行，逐渐奠定了在中国被引进、借鉴、吸收的地位后，埋藏在其下的现代性文化意识形态，与潜伏的中国文化民族主义遭遇，在后殖民时代（姜飞，2006a）演绎着一场文化话语的博弈。这样的博弈，有着20世纪70年代以来全球范围内兴起的后殖民文化批判的国际思想背景，也有中国随着经济发展，文化崛起的冲动和找寻方向的急迫这样的国内文化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