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文上，英法以“文明”自居，将他者（Other）塑造为要么野蛮，要么至少低人一等。废奴运动之前，美国南方（主要是欧洲移民）把黑人是当作一种粗鲁单纯的动物，认为是上帝在人与牲畜之间所造出的一种“中间物”（威·艾·伯·杜波伊斯，1959，p.78），黑人至多是被白人视为永远在精神上和智力上存在缺陷的下等人，而且更可悲的是，这样的知识生产的结果是，很多黑人竟然已经接受了白人给他们的这种形象。于是，黑人通向文明、理性自由及社会平等的唯一道路就是服从主人，学习主人，或者“掌握主人的语言”，因为“掌握了英语便是地位的上升。它使当地人的地位高于他的愚昧同胞，并赋予他文明的某种尊严”（小亨利·路易斯·盖茨，1993，pp.210-241）。后殖民理论奠基人之一的法侬（Frantz Fanon）在《黑皮肤，白面具》（Black skin，White masks）一书中写到，“（在法国人看来）黑人梦想成为白人。而白人正是在对黑人的奴役中提升到人的样态”（The black man wants to be white.The white man slaves to reach a human level）。
远在太平洋的塔斯马尼亚人文化比黑人的命运更惨痛。根据苏联人类学家柯斯文的研究，他们人数不多，在他们最初和欧洲人接触的时候，据估计约有8000人。塔斯马尼亚的总面积为67898平方公里，平均每8.5平方公里有一个人。在这种条件下，每一个部落的给养区域内，这一部落的成员完全可以依靠采集、狩猎和捕鱼的所得来维持生活（柯斯文，1955，p.46）。英国从19世纪20年代在塔斯马尼亚开始殖民，它的殖民政策以少有的速度造成塔斯马尼亚所有土著居民的全部灭绝。早在1854年，残存的塔斯马尼亚人已经只有16名：男子3名，妇女11名，儿童2名。1877年，最后一位真正的塔斯马尼亚人——一位妇女——死掉了。由于这种凄惨的经过，也由于早年殖民者的愚昧无知，所以关于塔斯马尼亚人的文化，仅仅有些残缺不全的记录、而且有时是互相矛盾的报道（柯斯文，1955，p.42）。
从研究学科上，也贯穿着“文明—野蛮”的二分法。比如形成于19世纪中叶的文化人类学，即诞生于文明社会与野蛮社会的区分前提之下。所谓文明社会就是西方，所谓野蛮社会就是非西方。文明社会的历史由诸如历史学、考古学、民俗学与社会学等部门承担，而针对非西方的野蛮民族则划归人类学进行研究。从这个意义上讲，英国人类学家埃德蒙·利奇（Edmund Leach，1910-1989）说，人类学最初只是“以文明自居的人类学家对于异族与异文化即所谓‘野蛮’的认识”（吴奈，1991）。
20世纪70年代，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提出“世界体系理论”（纪莉，2007），提出了支撑资本主义文化世界体系的意识形态教条，即普遍主义、种族主义和性别主义，清晰地勾勒出运行至今的英法所建构的“文明——野蛮”二元对立的国际体系所蕴含的逻辑链条：从普遍主义来看，西方文明就是一种普世价值，构造了“文明世界”的中心和顶端；而处于这个中心和顶端的就是欧洲的白人，他们对非我族类运用种族主义进行外部控制、运用性别差异进行内部自控，都缔造一个朝向西方、白人、男性的“文明世界”的向心力，从而建构、巩固这个世界金字塔体系——英国和法国就处于这个金字塔的顶端。
18世纪的德国和19世纪的美国的崛起过程，基本上就面对着上述思想和体系。而在如何突破上，德国通过18世纪后期本土思想家的努力，通过“狂飙突进”文化运动开创了德国版本的文化观念，以之与占据主导地位的英法文明话语相抗衡；而美国则对其欧洲的文明源头批判性重建，采取一种弹性的强调相对性的文化观，配以经济和军事、政治上的发展，先是试图通过文化大熔炉（Melting Pot）的政策锻造一个理想性的民族国家所特需的“美利坚民族”，后在“9·11”事件冲击下，确认美国“沙拉碗”（Salad Bowl）的文化现实，将文化源头再次追溯到欧洲，将英国盎格鲁-撒克逊人（Anglo-Saxon）的文化作为调试美国不同文化的“沙拉酱”，这点在后文将专门论述，此不赘。德国和美国相继在19、20世纪跻身世界强国行列，并通过其开创或秉承的独特文化观念建构了迄今我们看到的所谓“西方”文化和文明话语秩序。
第二节 18世纪德国的“狂飙突进”运动和文化观的确立
18世纪后期，英国已经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法国是处于革命前夕的一个强大的统一国家，英、法两国在欧洲以“文明”国家自居。德国的状态是，经过三十年战争（1618-1648），政治上被分裂，经济上遭受严重创伤。300个左右的大小诸侯把持着德国，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徒有虚名。据统计，“大约有三分之一的德意志居民，在三十年战争的过程中死亡或者被消灭，在好几个地区，原来居住在那里的居民甚至有一半以上死亡或者被消灭”（维纳·洛赫，1959，p.89）。三十年战争使得因新航路的开辟、世界贸易中心的转移给德国带来的经济衰退进一步加剧，“像三十年战争这样的大破坏，是一个伟大的‘文明民族’以前从未遭受过的，德国在历史发展上倒退200年”（兰茨·梅林，1980，p.53）。《威斯特伐利亚条约》（英语：Peace of Westphalia，德语：Westf lischer Friede）从政治上保证了大小封建诸邦和自由帝国城市的主权，导致了国家政治上的分裂，随之而来的是经济、社会和宗教的严重隔阂。当时的人民民族感情还极为淡薄，“只认为自己是巴伐利亚人、汉诺威人、萨克森人、黑森人等等。只有在外国旅行时，他们才说自己是日耳曼人……”（雅克·巴尔赞，2002，p.395）。罗素（Bertrand Arthur William Russell）曾说，一直到19世纪为止，各拉丁民族把日耳曼人看作是在文明上低自己一等的人。
美籍巴勒斯坦后殖民理论家萨义德（Edward Said）在接受访谈中提到，“一个民族如果被排斥在文明史以外，那是无法忍受的不幸”。德国的作家对这种分裂和低人一等的状态痛心疾首，从心理上将德国视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他们通过文学运动，试图推动德意志思想上的统一，包括不用拉丁语而改用德语写作，通过民间文学和民歌的搜集整理，倡导挖掘民族风格。文学家通过强调个性、自然、感情和特殊性，奠定德意志“文化民族主义”的基调，反对奉行普世主义和世界主义思想的法国人的文化同化与文化征服观念，“努力从过去寻找成就，并从过去的成就中辨别出自己过去的精神”，“那对他们是宝贵的，因为它是他们自己的”（R·G·柯林武德，1986，p.101）。最终演绎成18世纪中后期发生在德国的一场文学运动，史称“狂飙突进运动”（Sturm and Drang）。
最初是因剧作家克林格尔（Friedrich Maximilian von Klinger，1752-1831）于1776年出版的剧本《狂飙突进》〔（原名《混乱》Wirrwarr）〕而得名，歌德赋予“狂飙突进”以实质性的精神。歌德曾与哥廷根（Georg-August-Universitat Gottingen）诗人交往，他发现了重要的一点：“在这样一个日益扩大的德国诗人结集中，除了种种色色文学贡献以外，同时还产生一种特别的精神。我不知道给予这种精神什么名字才适当，也许可以称作要求独立的精神”（指“狂飙突进”运动——原注）。
“狂飙突进”运动强调各民族各时代的独特精神，试图在英法确立的启蒙精神下的文明观念之外建构一种新的文化观念与之抗衡。作为代表之一的赫尔德（Herder，Johann Gottfried von，1744—1803）提出，“每一株植物都按照它神圣的规则在它自己的土壤上开花结果”（Herder，1993，p.144），因此，理性的、同一性的衡量标准是没有道理的，多样化的眼光来看待各民族各时代的文化就成为必要。
根据文化研究学者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的梳理，culture词根是Cultura，具有“栽种”或“照料”的主要意涵，Cultura的法文形式是古法语couture（这个词具有专门的意涵）与culture，主要的意涵就是在农事方面照料动植物的成长（雷蒙·威廉斯，2005，p.101）。尽管culture包含了西塞罗所使用的词“cultura animi”（心灵的陶冶）——它另外具有中世纪时的“礼拜”意涵，其拉丁词根到15世纪才进入英文，其基本的意思还是“农事方面的照料和动植物的成长”，从16世纪初才延伸到“人类发展的历程”，这个含义一直持续到19世纪初，作为独立名词的“文化”——一种抽象化的过程或这种过程中的产品——在18世纪末之前不被重视（雷蒙·威廉斯，2005，pp.102-103）。德国的“狂飙突进”运动将其凸显并赋予崭新的内涵后，这个文化观才逐渐传播。
德国思想家赫尔德在他的名著《人类历史哲学概要》中，给文化定位了三个基本特征：首先，文化是一种社会生活模式，它的概念是个统一的、同质的概念，无论作为整体还是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人的每一言每一行都成为“这一”文化无可置疑的组成部分；其二，文化总是一个“民族”的文化，用赫尔德的话说，它代表着一个民族的精华；其三，文化有明确的边界，文化作为一个区域的文化，它总是明显区别于其他区域的文化。可以说，这三个特征迄今一直被认为是关于文化理论的权威定论。
赫尔德对文化定位的三个特征强调了定位“文化”的三个主轴：主体——“文化”的民族性，这直接针对英法所强调的文明的普适性话语；空间——“文化”的边界性，一定的文化有一定的地域属性，那么，英国有英国的文化，法国有法国的文化，自然的，德国也应该有德国自己的文化；时间——“文化”的统一、系统性。一定的文化是在一定的时间过程中才会逐渐涵蕴成形的，结合主体性和空间性，赫尔德的界定就全面突破了英法文明观，为德国文化的建设树立信心，找到路径。
文化的主体性和空间性的确认，奠定了后来的德国“民族/国家”体制的基础，服务于统一的德意志民族意识的锻造；但界定“文化”的第三个维度——时间，在彻底清晰界定“文化”和“文明”关系的理论预期上发挥了相对性的“杠杆作用”。在时间这一重大“系数”的作用下，“文化”和“文明”随着社会交往和国际/跨文化传播的深入而将德国思想家最初表述的含混性表露出来。在“时间”系数的作用下，对于文化“主体性”的过度强调初期促成了德国的“文化民族主义”，对促成德国的统一和强大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也促成后来德国的“种族主义”，给世界人民带来战争和灾难。后来，也是在“时间系数”作用下，对于“空间性”的强调，整个世界被空间性地划分为“三个世界”、意识性地划分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直接导致了“文明”的“文化化”——原本属于全人类的文明成果和演进进程被“民族”、“种族”和“空间”所限定起来，再一次强化了殖民主义时期以来的“西方即发展，发展即文明”的逻辑，阻碍了文明演进和文化的交流；同时，也直接导致“文化”的“文明化”——“文化绝对化”理念对民族/种族性、个体/空间性的过分强调，已经使得文化话语借助现代传播科技转化为国家话语，并在现实的操作过程中，主体性、种族性的渲染已经漫过其早期强调的平等性基底，将作为形成文化的重要系数的种族、民族、国家主体升格为等同于文明要素的地位，直接的结果就是国家主义、文化沙文主义、种族主义的推演。
赫尔德在《关于人类历史哲学的观念》中，充分肯定了各民族、各时代文化的独特价值，批判了在欧洲文化史观念中长期占统治地位的“欧洲中心说”——该种学说从理性主义的角度出发，用英法文明的标准来衡量其他民族的文化，抹杀了他们的个体性。赫尔德认为，欧洲人应当放弃这种理性主义的文明观，看到各民族文化的多样性，看到人类生活方式中所存在的不同教育传统（曹卫东，张广海等，2005，p.24）。“不同的文化就像是人类大花园里众多和睦相处的鲜花，能够也应当共存共荣”（伯林，2002，p.13）。对文化个体性的强调促成了德国思想史上对内在“文化”和外在“文明”的区分，对英法主导的现代性所代表的文明观批判的同时，开启了看待现代性的文化视角。
现在来看德国“文化”概念的历史意义，按照黑格尔的理论，“一个民族最初还不是一个国家。一个家庭、游牧民、部落、群体等向国家状态过渡，一般说来，就是理念采取民族形式的实在化”（黑格尔，1961，p.355）。内部分裂成很多小的主权国家的德意志，要与英法等所谓“文明”国家作出区分的民族意识要求寻找一个共同的精神归属。于是“文化”这一强调民族性，含有对本民族精神成就自豪感的概念恰好满足了这样的诉求（黑格尔，1961，p.83），也成就了德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