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上述对媒介的意识形态功能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貌似公平的媒介背后由于权力阶层的运作，媒介通过“一只看不见的手”以“隐形”的方式使其意识形态功能蕴涵其中并发挥着作用，因而媒介话语所表达的含义具有倾向于统治阶层的特性，这就决定了在传播的初始阶段即文本的生产阶段媒介信息中所包含的意义就被赋予了一定的倾向性。尽管霍尔提出了霸权解码、协商解码、对抗解码三种不同的模式，然而媒介本身的意识形态功能和媒介文本意义的倾向性决定了受众解码过程中必然带有的倾向性。但是这种倾向性的意义不可能强加给观众，而只能被观众主动选择。受众在选择文本意义的过程中必然会把自身的社会背景带入对节目的解读中。这样，在文本的倾向性意义和受众的倾向性解读之间形成一种协商的过程，而协商的结果就是受众对文本的解读。
在这一时期，霍尔在媒介研究中借鉴了欧洲结构主义语言学和符号学的相关理论，以及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和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论述了大众传媒的意识形态功能，揭露了该功能得以实现的方式和方法。霍尔从霸权主义视角论述了大众文化和传媒文化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揭露了统治阶层利用大众传媒维护霸权地位的事实，肯定了大众传媒在维持受众“意识形态式的赞同”中所起的积极作用，从而彰显了大众传媒的意识形态功能；大众传媒的意识形态功能使得信息传播过程中产生了一定的倾向性，霍尔通过对媒体“表征”功能的阐述表达了信息传播的倾向性；同时，霍尔借用语言学和符号学中“语言”和“言语”的区分、“能指”和“所指”的区分揭露了权力阶层如何使媒介通过“一只看不见的手”以“隐形”的方式使其意识形态功能发挥作用。因此，尽管霍尔提出了受众三种不同的解码模式，然而，在这一时期霍尔的研究重点仍然是媒介的意识形态功能，因此，霍尔打开了“受众研究的大门”，而全面展开受众研究的是莫利、霍布森和布朗斯顿等人。他们在受众研究中借用民族志的研究方法，重点关注受众对媒介信息的接受环境，通过对普通民众进行调查和访谈，考察了受众的社会背景对媒介信息接受方法和程度的影响，从而奠定了伯明翰学派在受众研究中的地位。
第四节霍尔受众理论的生成语境
霍尔的传播理论形成于动荡的20世纪60年代末期和70年代初期。在这一时期，欧洲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和符号学等学科的相关理论在英国广为流传，阿尔都塞和葛兰西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意识形态理论和文化霸权理论在英国也非常流行。思想活跃的霍尔接受了阿尔都塞和葛兰西的意识形态理论和文化霸权理论，并利用结构主义符号学和语言学等理论分析当时英国的文化现象和社会体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本节主要介绍对霍尔思想产生重要影响的语言学和符号学的相关理论以及意识形态理论和霸权理论，并简要论述这些理论对霍尔传播思想的形成产生的影响。
一、理论背景：结构主义语言学和符号学
（一）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
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1857～1913）是现代语言学重要奠基人和结构主义的创始人之一。作为语言学领域的法兰西学派创始人，索绪尔曾多年在法国、瑞士讲授普通语言学。他去世后，他的学生巴利等人将他的手稿和学生的笔记进行编辑整理，出版了《普通语言学教程》这一著作。该著作包含了索绪尔提出的重要的四组概念，即语言和言语、能指和所指、句段关系和联想关系、共时语言学和历时语言学。索绪尔的观点对伯明翰学派的受众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尤其是他对语言和言语、能指和所指的区分，以及符号的任意性和约定俗成的原则都对伯明翰学派的受众解读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
索绪尔认为语言是表达观念的一种符号系统，是一种规则和秩序，而言语则是语言具体的表现形式。言语和语言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紧密相连，不可分割：意义需要具体的言语来表达，但是如果没有语言规律，言语就失去了相互理解的基础，成为毫无意义的片段。
为了区分语言和言语，索绪尔认为只有一个方法：“一开始就站在语言的阵地上，把它视为言语活动的其他一切表现的准则。”在索绪尔看来，语言和言语的区别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1）言语是一种活动，是一种“混杂的总体”，是一种个人行为；而语言是一种法则，是言语活动中重要的组成部分。通过语言，我们可以把听觉形象和概念联系起来。语言依靠社会成员间一种约定俗成的契约而存在。
（2）不论言语活动是否还在进行，语言都可以作为人们用来研究的对象。而且只有脱离了言语活动的其他要素，语言科学才可以建立。
（3）言语活动是异质的，而语言却是同质的。依靠相同的语言规则，我们可以理解在这种规则下的不同的言语活动。
（4）言语是具体的言说活动，但这并不代表语言就必定是抽象的。语言的具体性体现在可以通过文字把语言的规则固定下来，作为语言科学研究的对象。言语行为是转瞬即逝的，难以描绘的；而语言可以用固定的形式来表达，因此，词典或语法书就成为语言的代表。
霍尔借鉴语言和言语的区分，用来阐释在文本中加密的意识形态。在霍尔看来，文本和言语一样，是具体的意义的表现形式，而文本中的意识形态就像言语中的语言规则，看不到、摸不着，但是永远存在。意识形态没有外在的表现形式，但是能够给文本赋予一定的意义，造成解读过程中的倾向性。
索绪尔把语言看做一种符号单位，提出了符号的两个组成部分，即符号的能指和所指：能指是符号的“音响形象”，所指是符号的“概念”，能指和所指之间的联系是任意的。但是，这并不代表我们可以随意用一种声音表达某种含义，即能指和所指之间的联系并不是“言说者”可以自由选择的。能指的任意性是“不可论证的，即对现实中跟它没有任何自然联系的所指来说是任意的”。但是，能指和所指之间的联系是约定俗成的，具体表现在：符号一旦在语言中确立，个人就不能对它有任何改变。索绪尔将其称为符号的可变性和不变性：世界上没有绝对静止不动的事物，符号也是连续的，总是处于变化当中；但是，由于语言习惯的约束和限制，变化只能在小范围中进行，是相对的。例如，汉字中的“树”与自然界中有枝干、有叶片的绿色植物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但是，这种联系一旦在社会群体中确立，任何人就不能用“草”、“书”等概念来代表这种植物。罗兰·巴特吸收了符号的任意性观点，提出了所指意义的延伸性和复杂性。
这一观点为伯明翰学派的多样性解读研究和抵抗性解读研究提供了理论依据。
此外，索绪尔提出了“句段关系”和“联想关系”的概念，区分了“共时语言学”和“历时语言学”。他认为，单独的符号只有发生句段关系和联想关系后，才能形成意义：句段关系是一种横组合的关系，指受规则制约的一组符号的组合；联想关系是纵聚合的关系，指有共同特点的符号在头脑中的组合。例如，锅、碗、瓢、盆、盘、勺组合成一套餐具，这是横组合的关系；而纵聚合代表的是有相似性的同类物品，我们可以从中进行选择，如电饭锅、高压锅、炒锅等。此外，索绪尔还提出了共时语言学和历时语言学的区分：共时语言学研究“同一个集体意识感觉到的各项同时存在并构成系统的要素间的逻辑关系和心理关系”，即某一特定时间点的结构和系统；历时语言学研究“各项不是同一个集体意识所感觉到的相连续要素间的关系”，即特定对象发展演变的历史过程和系统结构的发展变化。
作为现代语言学的先驱，索绪尔的思想为语言学和符号学研究留下了一份具有永恒价值的学术遗产，成为文化研究的理论基础和思想源泉。
（二）罗兰·巴特的符号学
罗兰·巴特（1915～1980）作为法国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的代表，始终致力于将符号学的方法运用于文学和文化现象的意识形态批评当中，并将其进行归纳和总结，提出了有关符号学的原则和方法的相关理论。罗兰·巴特吸收了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基本观点，对语言结构和言语、所指和能指、组合段与系统、直指与涵指等概念进行了扩展和重新界定。
关于语言和言语，索绪尔在语言学中已经进行了详细的区分。
在此基础上，罗兰·巴特提出了语言结构的概念，并把语言结构和言语的概念在符号学的意义上进行扩展。罗兰·巴特认为，语言结构是“人们进行交流所必需的规约系统全体”，是“一种社会性的制度系统”，等于“语言减去言语”；因此，语言结构是语言的“社会性部分”，而言语则是语言的“个体性部分”。罗兰·巴特将这种区分应用到了符号学中，并对索绪尔的二分法进行了拓展。以服装现象为例，罗兰·巴特区分出三个不同的系统：“书写的服装”、“被摄影的服装现象”和“被穿戴的服装现象”：在书写的服装系统中，服装是“相当于记号和规则的一个系统”，是“纯粹状态”中的一种语言结构，而这种脱离了言语的语言结构在索绪尔看来是不可能存在的；同样，在被摄影的服装现象中，更多地体现出的也是语言结构部分，被摄影的服装具有“半系统化的性质”，代表了标准化和大众化；身着服装的个人正是因为体型和气质的普遍性和代表性才被选中的，因此，被摄影的服装现象也代表了一种语言结构。最能体现语言结构和言语区分的是被穿戴的或现实的服装现象。被穿戴的服装现象的语言结构部分表现在上身、下身、靴子及围巾之间的搭配，服装各部位的结合规则；言语部分表现在不规则的或个性的穿着因素。
罗兰·巴特吸收了索绪尔语言学中有关能指和所指之间的区分，并将其在符号学的范围内进行扩展。罗兰·巴特把能指称为符号的“表达面”，把所指称为符号的“内容面”。语言学的符号和符号学中的符号都是由能指和所指构成，然而在符号学系统中，社会给符号赋予了“意指目的”，如雨伞是用来避雨的，衣服是用来御寒的，罗兰·巴特把这种符号称为“功能—记号”。因此，雨伞的所指就包含了一种可以张开的圆形物品和一种用于避雨的用具。“功能—
记号”概念的提出对分析文化现象的复杂性打开了方便之门。例如，运动衫可以意指一件普通的服装、用来保暖的运动装、散步时的服装，也可以意指秋天在树林中闲情散步或甜蜜的爱情；红玫瑰可以代表一朵漂亮的花，也可以表达浪漫的感情。因此，符号经过意指作用，可以进行“深层状态的纵向延伸”。这一观点对伯明翰学派的接受分析和多样性解读的观点提供了理论依据。
索绪尔语言学中的组合轴和联想轴被罗兰·巴特称为组合段和系统。组合段是“连续的、流动的、分节的”，每个段可以传达不同的意义，但是在系统的组合下，该组合段具备了新的含义。如单独的红灯、黄灯、绿灯可以表示各自的含义，然而在不同的系统中可以组合成不同的意义。因此，在不同的国家，会出现“红灯停、绿灯行”或“红灯行、绿灯停”的现象。因此，系统中的一部分含义发生了变化，组合段中另一部分的含义也会改变，即整个系统的含义都会发生相应变化。例如，相同的文化产品在不同种族、不同阶层、不同年龄的受众看来，就会有不同的含义。
罗兰·巴特对“直指”和“涵指”的区分详细解释了上述含义。
在罗兰·巴特看来，一个意指系统由三部分组成：表达平面（E）、内容平面（C）和意指作用（R），即表达式（ERC），整个ERC系统也可以变成另一系统中的表达平面或能指部分，因此第二系统成为第一系统的延伸。
在这个类型中，第一个系统中能指和所指构成的符号成为第二系统的能指，同样，第三系统中的符号也可以成为第二系统中的能指，依此类推。罗兰·巴特用了一个著名的例子来说明上述“三度空间类型”：在一本杂志的封面上，一个身穿法国军装的年轻黑人一边敬礼，一边双眼向上看，这是这张图片的第一层含义；由此可以联想到，法国是一个伟大的帝国，法国所有的子民，不论肤色，都忠实地为它服务，这是第二层含义；这层含义本身又构成了下一个系统的能指。罗兰·巴特的符号学和神话理论对伯明翰学派的霍尔、菲斯克等人都产生了很深的影响，尤其是对于“直指”和“涵指”的区分、语言结构理论的提出和神话学的观点，对伯明翰学派文本多义性的理论和受众解读模式的多样性奠定了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