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经济上的作用
从经济角度看，文化外宣工作可以促进国与国之间的经济往来，增加国家收入。
首先，文化本身是一个具有很大潜力的朝阳产业。国际媒体近年来不仅影响世界经济发展，本身也融入经贸大潮，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图书、电影、音乐、艺术品、软件等文化产品的直接出口，就体现了文化关系与经济、贸易关系的密切联系。以美国为例，据美国投资银行专家介绍，2000年美国传媒业收入达5500亿美元，而这些收入中很大部分来自于国外。数据表明，自1996年以来，美国的文化产品出口就超过航空航天工业成为第一大出口创汇产业。美国传媒业控制了世界75%的电视节目和60%的广播节目的生产与制作；美国出产的影片产量只占全球影片产量的6.7%，却占领了全球总放映时间的50%以上。有人统计，目前美国占有世界文化市场大约43%的份额。
其次，文化外宣也可以促进其他产业的合作。英国一向注重通过文化外宣来促进和加强自己与其他国家间的贸易关系。1934年英国建立文化委员会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希望以文化促进英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贸易往来，英国文化委员会也因此获得了企业界的财政支持。安东尼·帕伦斯爵士在英国文化委员会成立50周年纪念大会上指出：“如果你十分熟悉别国的语言、文学，如果你了解和喜爱其国家、城市、艺术、人民，在其他因素相同或接近相同的情况下，你会本能地买它生产的产品，而不是买你不了解和喜欢的国家的产品；当认为它做得对时，你会积极地支持它；当它犯错误时，你会赞成尽量避免给予它过重的处罚。”英国文化委员会总干事约翰·本格在英国纽卡斯尔大学演讲时，就文化关系对贸易关系的影响举了一个十分生动的例子。他说：“几年前，印度的矿业工程师在英国东北部的贝茨和维尔茅斯煤矿学习开矿技术。不久印度引进了英国Long Wall公司的矿山设备，接着英国又接受了46名来自印度的人员，对他们进行一系列的培训，而且还签订了一个进一步购买矿山设备、高达1亿英镑的合同。”文化外宣对经济的影响力，由此可见一斑。
三、文化上的作用
从文化角度看，文化外宣可增进各国人民之间的了解，提高一个国家自身文化的竞争力。
在缺乏对外来文化的全面了解时，人们往往对外来文化产生成见或刻板印象，从而容易造成排外情绪。而要摆脱和克服这些认识上的误区，就需要不同文化间进行平等、全面、深入的交流。
文化全球化的拥护者们认为，发展各国间的文化联系，达到多种文化的和谐共生与融合，就能够减少亨廷顿提出的“文明的冲突”，避免因民族、宗教和文化差异而引发的地区性冲突，从而对世界和平作出贡献。从这一意义上而言，文化外宣将在消除不同文化间的误解和隔阂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如1955年7月17日的美国《星期日纽约时报》介绍当时中国艺术代表团在巴黎参加艺术节的情况时所说的：“在舞台上出现了来自美国、共产党中国、芬兰、波兰、东德和美国的演员们开怀畅饮，谈笑风生，好像铁幕只是薄纱一般的东西。”正因如此，代表着诚意和美好愿望的文化传播活动，在各国人民当中拥有天然的接受土壤。周恩来总理1956年6月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的发言中，对此也有一段很好的论述：“各国人民在文化上的交流，正如在经济上的合作一样，也是促使各国之间的和平、友谊和合作得到巩固的一个重要的条件。……事实上，文化交流是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我只需要提到我国的艺术团体和其他国家的艺术团体在进行相互访问时所受到的盛大欢迎，就足以证明这一点。作为增加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促进国际合作的一个方法，文化交流已经取得了初步的成就，但是还有更多的工作需要做。就中国来说，我们不会在这方面吝惜我们的力量。”
文化的对外交流，有助于营造和平共处的世界环境，这是文化力量的外在表现。从其内在影响来看，通过对外的文化宣传和文化交流，文化自身得以常新、长存。换言之，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文化，只有处在开放的格局中，既有输出也有引入，才能获得长久的生命力。正因为如此，文化的“走出去”和“引进来”也就成为了必然。文化的“走出去”是文化主动的一面，一个国家需要将本国文化中富有感染力和说服力的部分充分展示出来，来吸引和获取别国受众的理解和认同。另一方面，对外的文化宣传，也为一国文化引进其他文化创造了条件。
一种文化只有不断吸收、借鉴其他文化的长处、扬弃不合国情的部分，才能推动文化自身的不断发展和创新。
四、意识形态上的作用
从意识形态角度看，文化外宣是一个国家传播本国的意识形态并争取主流地位的有效手段。
许多国家早已意识到这一点，即：文化的征服是人心的征服，而人心的征服才是真正的征服。19世纪末，美国传教士明恩溥曾对来华传教的目的做过这样的论述：“我认为，从长远的观点看，英语国家的人民所从事的传教事业，所带来的效果必定是和平地征服世界——不是政治上的支配，而是在商业和制造业，在文学、科学、哲学、艺术、教化、道德、宗教上的支配，并在未来的时代里将在这一切生活的领域里取回收益，其发展将比目前的估计更为远大。”其可谓深谙“不战而屈人之兵”、“精神总是比宝剑更强大”等名言警句之精髓。英国财政大臣布朗2003年来中国时所说的一句话，也可成为文化强大征服力的一个例证。
他说，英国从中国进口的越来越多的家电、服装和其他东西可以用出口的一样东西来平衡，这就是英语。
从历史上来看，近代西方国家中最为重视文化宣传的是法国。早在波旁王朝时期，路易十三（1610-1643）和路易十四（1643-1715）就奉行扩张主义，极力鼓动和支持传教士在国外的活动。他们在位期间，法国文化在欧洲、加拿大和地中海东部沿岸地区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以致“当时法语的影响力可以与现在的英语相媲美。”到18世纪末，法语成为欧洲广大地区君主和贵族们、外交使节和知识分子阶层的通用语言。由于法语长期占据欧洲的上流社会，在这个意义上，18世纪的欧洲是法国的欧洲。19世纪后半叶，普法战争（1870-1871年）失败后的法国政府，提出把“文化的扩张”作为国家复兴的手段，针对其他国家的社会精英大力推广法语。在世界各地传播本国文化的努力很快收到了成效，法国得以在短时间内走出战争阴影，成为19世纪末帝国主义世界中的第二殖民大国，完全弥补了其军事实力的不足。20世纪以来，法国还通过成立各种负有对外文化宣传使命的组织和机构，来推动文化的海外传播，为其对外政策和战略目标服务。可以说，文化外宣是法国成就欧洲大陆大国地位的重要助力。
事实上，在国际战争和国家扩张的背景下，文化外宣不但能够帮助国家开疆拓土，同时也能够分化和瓦解敌对力量。例如，许多学者分析认为，造成前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一个强有力的因素，便是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所运用的“和平演变”策略。冷战的铁幕拉开后，美国政府认为冷战是一场思想战。
为打好这场不流血的战争，达到“和平演变”的目的，美国将文化交流和对外宣传情报工作结合起来，文化宣传成为思想战中重要的武器。文化宣传的对象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普通百姓、能够影响舆论的知识分子、有机会成为下一代接班人的青年学生。宣传的内容则是美国的意识形态。1961年2月，美国总统国外宣传活动委员会在一份报告中指出，“思想战”必须调动国内甚至国际上一切可被利用的“兵种”，诸如新闻、广播、图书出版、电影、电视、音乐、舞蹈、戏剧、文学、美术、教育、体育、卫生与科学技术等各个方面。为了加强对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化攻势，美国还成立了一些专门输出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机构，如“和平队”、“全国争取民主基金会”、“美国之音”、“亚洲基金会”、“富布赖特奖学金计划”等等。这些机构各司其职，或提供资金，或进行学术交流，在当时被用作冷战武器，也即美国对外文化宣传和征服的工具。
在此类机构之外，数位美国总统在任时也亲自出马，发表言论或提出战略意见，以表示对文化外宣工作的重视。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尼克松就指出，促进社会主义国家“本身内部的和平演变”，必须“利用人员的交流、书籍或广播节目的交流”动摇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的共产主义信念，从而逐渐侵蚀社会主义的基础，“正像渗出的地下水能侵蚀一座监狱的基础一样。”他坚信，通过文化交流等方式同社会主义国家接触，“播下不满的种子，这些种子有朝一日将结出和平演变之果。”里根上台后提出了所谓的“意识形态战”。老布什的“超越遏制战略”的重点就是抓住苏联、东欧国家改革之际，运用文化、意识形态等手段，以和平演变的方式将它们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尽快纳入到西方的“国际大家庭”。美国的这一系列对外文化宣传活动并没有白费工夫，而且可谓收效甚巨：持续数十年的美苏冷战，最终如美国所愿，以苏联这一当时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解体而告结束。
文化外宣的这一“不战而屈人之兵”、在潜移默化中取得意识形态领域主导权的显著功用，由此受到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极大关注和重视。美前驻匈大使马克·帕尔梅1989年在《中欧和东欧：正在拉开帷幕》一书中表白：“为了鼓励各种形式的接触，美国正在布达佩斯建立一个美国之家，其目的是促进贸易和旅游，并且提供一个拥有图书馆和戏院的设备完善的文体中心。同时，在每个东欧国家的首都都应设有英国之家、西德之家或其他西方国家的家。如果能找到资金，也可以在匈牙利兴办一所美国大学。教育交流的范围是很广的，因为东欧人都渴望能学习西方语言，特别是英语。为此英、美每年应向东欧派出1000名教师和2000名学生，并接纳2000名东欧学生，让他们与西方家庭同吃同住同学习。这样，既花费不多，又可传播西方思想，如能逐步地把一个或更多的东欧国家引导到民主世界中去，对西方的安全则是一项重大收获，西方各国政府应该在这样的交流中多花些钱。”美国兰德公司在一份战略研究报告中也宣称，这些受过西方生活方式熏陶的留学生回国以后，“其威力将远远胜过派几十万军队去”。
第三节 文化外宣的战略意义
文化外宣在我国的对外发展中一直占有着重要的地位，是我国向海外传播中华文化、树立国际形象、发展国际战略的重要手段，同时也是增强我国“软实力”的重要方式。文化外宣在我国的发展中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这主要体现在：
一、文化外宣促进国家形象
“国家形象”是指国家的客观状态在公众舆论中的投影，也就是社会公众对国家的印象、看法、态度、评价的综合反映。“国家形象”一般分为国内形象和国际形象。“国内形象”是国内民众和政府对自身形象的认知、定位和评价，体现在自我评价上，侧重国内性；“国际形象”指的是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形象”，是外国公众对一个国家的认识和了解，对一个国家行为的评价和认定。
本书所论及的国家形象主要是指国家的国际形象。
一个国家在国际上的形象，反映着国家政治、经济、物质、精神、民族、社会的综合面貌，直接作用到世界公众的情感，影响到人心的向背。作为国家的一项重要无形资产，国家形象的树立在国际关系中处于极其关键的地位。它的积极作用表现在：国家形象决定了各国政府、组织和人民之间如何进行交往，同时也决定了国家的外交政策；其消极作用是：负面的国家形象或被误导的国家形象容易引起国家间的误解及国际冲突，甚至波及世界稳定。因此，世界各国无论强弱、大小，无不致力于自身国家形象的设计、树立与塑造。
建构主义认为，在国际体系中，比国家物质实力分布更重要的因素是“观念”。一个国家的国家形象，更多的是建立在相关国家彼此间的集体认同，以及相互身份的确认上。通过把国内的道德、知识、科学、艺术等成果向他国投射（projection）而获得的一种理想的国际形象，一旦确立起来，就会对国家的国际影响产生强大的推动力。因此，树立一国的国际形象，更应该强调国家之间文化价值观念的相互吸引，以寻求对彼此身份的积极认同。建构主义理解下的对外宣传，是完全独立于军事实力或军备竞赛上的宣传，是一种淡化政治意识形态色彩、强化科学知识与文化意味的对外宣传。这一背景下的文化，已经不再只是国家对外活动的蕴含因素，而是逐渐成为独立的外交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