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社科体育新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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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国内外体育新闻发展概况(6)

(2)早期体育赛事的报道

近代运动会最早出现在教会学校,接着一些官立的新式学堂之间也举行了运动会,一些省市也先后举办了次数不等的运动会。

这些运动会大多影响不大,零星地闪现在报刊中,对其报道规模不是很大。如《童子世界》刊登的《记体育会》《童子世界》,记事,5号,1903年4月10日。和《广开运动会说》《童子世界》,专件,31号,1903年5月27日。该稿件由四人合写。等稿件。《广益丛报》有《运动开会》《广益丛报》,上编-纪闻-中国部-湖南,82号,第三年第18期,1905年9月8日。《体育大会》《广益丛报》,上编-纪闻-中国部-四川,143号,第五年第15期,1907年8月18日。《合江运动会之特色》《广益丛报》,四川,167号,1908年4月29日。的文章。《教育世界》半月刊有《记万国体操演戏会》《教育世界》,外国学事,71号,1904年3月。《湘省设体操研究所》《教育世界》,本国学事,73号,1904年4月。文章。《女子世界》刊登有《大运动会》《女子世界》,外国,第10期,原刊不署时间。《秋季运动》《女子世界》,纪事-国内纪事,第二年第6期,1907年7月。等文章。

这时影响最大的当属1910年10月通过上海青年会发起组织的“全国学校区分队第一次体育同盟会”。由1908年美国基督教青年会派遣到中国的体育干事艾克斯积极倡导而举办。辛亥革命后,正式称这次运动会为“第一届全国运动会”。

对该次运动会引起了报界的很大关注,《申报》从运动会开始前的一个多月就关注起上海为筹备代表队而进行的选拔赛,并且利用当时先进的电报技术,及时传达来自南京的有关全运会的消息。《申报》从各地向上海发回了12篇电讯,这给不能到现场观看的人提供了及时的报道,随着《申报》销售范围的扩增,它将第一届全运会的实况传向拥有《申报》的每个角落。

随着第一届全国运动会的召开,《申报》的销量也产生了一个小高峰,这使得报人认识到体育赛事报道能够促进报纸的销售。

此外,远东运动会的报道也是这一时期赛事报道的亮点。《进步杂志》《进步杂志》,1911年9月(清宣统三年九月)在上海创刊,由上海进步杂志社编辑出版。在1915年7月出版《第二次远东运动会专载》专号,包括设立插图、论说、纪事、人物、杂俎几个专栏来对本届运动会进行报道。时任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总干事的王正廷发表了《观第二次远东运动会之感言》的文章。

2.新文化运动中的体育新闻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反帝反封建任务的进一步提出,科学和民主的提倡将马列主义理论开始逐步介绍到中国,加上在此前后西方一些教育思想的传入,促使早期的共产党人开始用近代科学观点来研究和提倡体育。他们将进步报刊作为舆论前线,阐述体育在教育中的地位、作用,并与传统“国粹派”体育进行斗争。由此,在体育报刊中掀起了关于体育种种问题的大讨论。

1917年,毛泽东以“二十八画生”的笔名,在《新青年》第三卷第二号上发表了一篇《体育之研究》的文章。毛泽东针对当时中国民族体制衰弱而提倡体育者多不知“体育之真义”的情况,就体育的意义、作用、体育与教育的关系等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体育之研究》全文共分八节:“释体育”“体育在吾人中之位置”“前此体育之弊及吾人自处之道”“体育之效”“不好运动之原因”“运动之方法贵少”“运动应注意之项”“运动一得之商榷”。

在新文化运动中,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青年领袖恽代英同志也于1917年6月在《青年进步》《青年进步》,1917年3月(“民国”六年三月)在上海创刊,系原《青年》《进步》两种杂志合办之刊物,由上海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编行。杂志第四期上发表题为《学校体育之研究》的文章。他用近代科学知识来对学校体育进行研究,指出学校体育的目的应该是“保学生之健康”,体育要教会学生正确的方法和卫生知识,抨击当前“其喜从事体育者,亦不过知在运动场中,争擅胜场而已,运动以外,一切卫生知识,彼固不知,即运动之最合宜有益之方法,彼亦未尝学问,故彼之所谓体育,非为谬误之发展,即为不平均之发展”。他同时提出改革当前学校体育的方法,“曰改片段的体育,为有系统的体育;改偏枯的体育,为圆满的体育;改骤进的体育,为渐进的体育;改枯燥的体育,为有兴趣的体育是也”。

3.国民党统治区的体育新闻

1927年,随着北洋政府军阀统治的终结,中国国民党执政,中国政局进入了一段相对稳定的时期。在1927年之前,体育一直散见于体育、军事、娱乐等各个层面,凌乱,缺乏统一的管理与明确的归属,直到这一时期才在政治制度化中得到了明确的规划,从而走上了较有秩序的发展道路,体育报刊也依托各地的体育院校、研究会、公共体育场迎来了发展期。

这时体育报刊的发展也迅速达到了近代史上的鼎盛时期,尤其在“九·一八”“一二·八”事变相继发生后,“体育救国”呼声频起,体育刊物也如雨后春笋般在全国各地出现,它们无论在数量上、质量上、报道内容上都大大超过了之前。

(1)体育季刊与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

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的前身是全国各区体育联合会,它由各区体育联合会共同推出代表组成,但自1924年8月成立以后,“各区的组织除了华北外不能健全的继续,以致本会的基础不甚稳固”。同时,由于中国的半殖民地地位,加上近代西方体育传入中国的历史背景,使得大多数体育运动,几乎完全操纵在外国人手中。尤其是1923年在东京举行的第六届远东运动会上,中国代表队的领队是美国人葛雷,当他在闭幕式上“代表中国”登台讲话时,群情大哗,引起在日华侨和国内民众极大愤慨,深以为有失国体,感到莫大耻辱。于是促使在次年成立了完全由中国人组织的旧中国最主要的全国性社会体育组织——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

1924年在第七届远东运动会召开前夕,为选拔与组织参赛运动会,该会召集各省代表并选举产生第二届董事,以此为基础,借中华教育改进社在南京举行年会之际成立了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沈嗣良为名誉主干,由于当时经济无保证,暂时租借上海申报馆为临时办公场所,后获得美国人洛氏无偿资助,租得上海法租界运动场130余亩土地,开展田径、足球、棒球、篮球、网球等项目。同时,制定章程对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的宗旨、会员及权力、董事会产生办法、各项委员会等问题进行了规定。

《体育季刊》为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机关报,于1935年1月(“民国”二十四年一月)正式在上海创刊,由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出版发行,季刊。该刊编辑人吴蕴瑞(南京中央大学体育科),发行人沈嗣良(上海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发行所上海勤奋书局,代售处上海杂志公司,分公司包括北平、济南、开封、广州等重要城市,印刷所为华丰印刷铸字所。计出版:第一卷1~4期,第二卷1~4期,第三卷1~2期。1937年6月(“民国”二十六年六月)停刊。

作为机关报的《体育季刊》成为这时宣传和报道体育的重要阵地,它在各地选派通讯员,广泛练习各地体育人士,并有王正廷、吴蕴瑞、沈嗣良、郝更生、袁敦礼、程登科等体育界之名士发表文章。

①名称的由来

在《体育季刊》创办之前,已有不少体育刊物,但大多数水平不高且没有什么影响。名声最大者首推麦克乐1922年在上海创办的《体育季刊》,在其主持下《体育季刊》支撑了三年,刊载体育内容上百万字。“今开卷捧读,犹觉贡献之伟大”。其后在北京、南京相继有《体育》和《体育杂志》创刊,但属于不定期出版,且出版间隔很长,“加之内容非失之空泛,即失之肤浅,不如《体育季刊》之材料受人欢迎”。

之后,1932年夏,北平的体育工作者召集南北体育人士组成体育改进社,并发行《体育季刊》,虽然前后只出四期,但“材料之丰、选择之精、推行之广,不让麦氏主编之物,徒因经济拮据,中止发行,至为可惜”。“今全国体育协进会编辑体育刊物,袭《体育季刊》之旧名,其用意为远续麦氏所编体育季刊,近续体育改进社所出之季刊,故本刊之唯一使命亦在此”。但本刊与麦氏及体育改进社的《体育季刊》均有不同,麦氏之刊纯系介绍学说,研究学理,供给材料。体育改进社之刊用意在传达社员之消息,发表个人言论、报告、教学心得。

②刊物之使命

它宣称本刊隶属“全国体育协会”,其功用除了研究体育学术,供给材料,发表言论之外,还有以下使命:倡导体育思想,沟通各区体育消息,沟通世界体育消息,公布修改之规则。

③刊物的经营与收入

在当时,民众不缺乏对体育的热情,国内也拥有郝更生、袁敦礼、程登科等一批既是体育专家又精通文字的作者。但大多数体育报刊生存极其困难,其原因大多在于维持报刊生存的经费得不到保证。《体育季刊》在刊物经营方面通过以下几个途径使得这一问题得到解决,也使得刊物获得长久的生机。

第一,会员的订阅。

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是当时最大、最重要的体育组织,《体育季刊》作为其机关刊物,向各分会及会员进行发行是该刊的一个重要途径。

随着国民政府加强了对体育的重视与提倡,并随着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组织的健全与完备,各地分会组织又露出了生机并广收会员。这使得《体育季刊》在发行上有了一个较稳定的群体和通畅的渠道。据史料,至1934年年末,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在各地的分会包括华北体育联合会、香港华人体育协进会、青岛体育协进会等20余家体育分会。

这些机构一度在各地招收会员数万名,并形成了《体育季刊》稳定的读者群,这为《体育季刊》的发行提供了保证。《体育季刊》每三月一册,全年四册,零售每册大洋三角,全年四册大洋一元,为方便客户的订阅,还向客户赠送大量的预订单方便读者的订阅。

第二,自开经营之路。

《体育季刊》依托的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拥有自己的体育场、体育馆,每年定期举办各类比赛。比赛的场租费以及门票是《体育季刊》经费的一个来源。

《体育季刊》的广告经营也是获得经费的重要来源。《体育季刊》的广告从报刊书籍到体育用品类,还有学校招生与服装制造等,种类很多。由于其覆盖面广、出版时间稳定受到了广告用户的青睐,这些广告的存在为《体育季刊》的经营提供了保障。其广告按照版面位置收取不等的费用,从封面、封底到文章之中划分成特等、优等、头等、上等、普通不同的等级,为广告商提供多种选择。

第三,政府及其他人士的资助。

作为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的机关刊物,《体育季刊》每年都会收到国民政府教育部门及社会知名人士不定期的资助以保证正常出版。

(2)其他体育综合报刊

这时主要的体育综合报刊还有《浙江体育半月刊》(1931年,杭州)、《体育》(1932年,北平)、《体育周报》(1932年,天津)、《勤奋体育月报》(1933年,上海)、《体育通讯》(1944年,重庆)、《体育世界月报》(1947年,广州)等40余种体育刊物。

在数目众多的各类体育报刊中大多形式单调、内容雷同,但也有部分报刊在体育宣传和报道方式、报道内容上有所特点。例如,1932年在天津创刊的《体育周报》的最大贡献莫过于将新闻报道进行栏目细分化。“运动界纪事”一栏为国内各类赛事的简短消息,每周按日期将各地各类赛事进行简单的介绍。如“复旦排球队,称雄江大,执华东牛耳有年,现准备出国南游,赴星加坡一带比赛,时期约在下月初。”为使得消息能够准确及时地进行报道,《体育周报》不惜重金在各地招聘通讯员,对当地体育活动进行实时跟踪。对于稿件报社会支付酬谢:每千字一元至五元,讽刺画及照片每张五角至二元,免费赠阅本报半年至一年。

“碎锦”栏目大多为国外赛事的短消息。如“哈瓦斯社5日卢森堡首都电:此间举行国际足球锦标赛,荷兰队以3∶1击败法国”。这类消息大多摘自国外通讯社的电讯。

“短笛”“闲话”栏目则是为赛事评论及对体育界各类现象发表随感的专栏。如:第一师范与河大附中之间的比赛,由于双方交战异常激烈,致使双方球迷之间产生纠纷,并且“拳脚相加”,对此报刊给予了激烈的批评,并称之为“篮球联赛之污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