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虽答应名列“《观察》撰稿人”，但却未应储安平再三恳邀为该刊撰稿。胡，季羡林先生誉之为“平生不解掩人善，到处逢人说项斯”。他对储安平如此冷淡，与其性情相悖，很是令人诧异。表象而言，是因二人在一些价值判断或具体观点上颇有悬殊，譬如：储安平对待当时学潮持毫无保留的激赏态度，与胡适的温和立场，形成鲜明对比。
究其实质，或与二人政治倾向不同有关。学者秋风认为：按照自由主义基本理念系统，储安平是现代自由主义者，他比胡适更为激进。胡适虽是现代自由主义者，不过同时始终又是宪政主义者，具有宪政的追求，期待建立宪政制度。在现代中国立国进程中，现代自由主义与宪政主义之间存在分歧，其关键在于对待“秩序”的态度。胡适即便是认为既有秩序远不够理想，但尚有一定程度的认可；储安平及聚集在《观察》周围相当数量的“自由思想分子”，对既存之旧秩序很决绝，而对将要建立的新秩序则有“高远”希望。因而，二人虽都对当时的政府不满，但储安平多采取激烈态度，不遗余力地抨击；胡适则很注意批评的分寸，知道何时该停止“掘粪”。
分际之外，储安平在言论自由的理念上与胡适颇有共通之处，这缘于二人皆为具有启蒙心态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非常注重言论自由权利。
其一，捍卫异己者的言论自由权利。1947年5月24日，《文汇报》、《新民晚报》和《联合晚报》同时被淞沪警备司令部查封，理由为“连续登载妨害军事之消息，及意图颠覆政府破坏公共秩序之言论与新闻”。1988年，时任《文汇报》总主笔徐铸成接受采访时表示：对于三报被封，《大公报》“落井下石”，当时“只有两个人站出来说话，一是《密勒氏评论报》的John Powell，一是《观察》的储安平。”储安平犀利地指出：“这被封的三家报纸都有一个共同的脾气，就是专门喜欢刊载那些为政府当局引为大忌的新闻。
他们所登的大都是事实，无奈今日发生于社会各方面的事实，都是政府所不愿让大家知道的……政府既无力在根本上防止那些‘新闻’的发生，于是只好设法来制止那些‘新闻’的发表。”在该文中，他坦陈“对于文汇新民两报的作风”有许多地方“不敢苟同”，认为这两家报纸“编辑态度不够庄重，言论态度不够严肃”；还直言“很少在《文汇报》上读到真有重量的文字”。就私人感情而论，他与《大公报》最为亲厚，与被封的三报则很淡薄。但就查封一事，他不计个人的好恶，从维护言论自由的立场出发，严厉批评《大公报》的反应是“显然失态，至可遗憾”。
其二，强调公民应有政治意义上的言论自由。按照储安平的观点，自由大致可划分为“政治的自由”和“社会的自由”，他分析当时的状况指出：“大体言之，在中国人民的行为及一般生活中，凡涉及政治的，处处受到限制；只要与‘政治’无关，极尽自由。”如在言论自由方面，他举例道：“对于那些随便揭发他人的秘密，破坏他们名誉，刊载荒诞离奇不合人情的文字的报纸或印刷物，它们在社会道德上所发生的影响，政府常漠然视之，但一个报纸或印刷物，若发表了在思想上有‘问题’的文章，则该报纸及印刷物之编辑人、发行人及该文之著作人，俱将遭受不可抗拒的压迫、威胁或制裁。”对此，他表示应该学习英国——人民所享有的自由“应大者大之，应小者小之”，因为“人民若无政治的自由，则民意不得申，民意不申，则国家的政治即失去了根，同时国家亦不能发挥其潜在的活动。在另一方面，人民的自由若不受限制，则一部分人行使无限制的自由，势必另有一部分人因被其侵犯而伤失其自由”。
胡适与储安平不同的政治文化取向，具体到言论自由的理念，主要体现为如何看待知识分子在建设民主与健全舆论中的作用。胡适只是表示：“在变态的社会之中，没有可以代表民意的正式机关，那时代干预政治和主持正谊的责任必定落在智识阶级的肩膊上。”储安平则强调：“为了达到造成一个民主的中国的目的，我们应当用种种方法鼓励中国的中场阶级抬头，成为民主政治的干部。其中特别对于自由思想的大学教授及著作家等，应鼓励他们出面说话，建立一个为民主国家所不可缺少的健全的舆论。”一是被动地改善衰朽政治，一是主动地建设民主政治，差别非常明显。
更为值得强调的是，储安平突出了“中产阶级”在其中的功能，认为：“思想开明，拥戴民主，爱好自由，憎恶党争的有科学有头脑的进步分子”是“一种可以造成社会安定的力量”；强调美国、其他友邦以及中国国内都应当认清“未来中国的安定与希望，实多少系于今日中国这一批进步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身上”。他还注意到“工商阶层的过问政治”这一现象，指出：“近代的民主政治可说是一种以中产阶级为骨干的政治，自本世纪以来，虽然社会主义的思潮汹涌澎湃，劳工阶级在社会中所占的地位日见重要，但政治运动，大体上仍由中产阶级在领导着……工商界人如能与知识分子取得联系，对于中国的民主运动，将易发生有实质的力量。要中国有健全的民主政治，先得使中国有一个有实力的中产阶级。这个中国的中产阶级现在正在缔造之中。”胡适则未论及此点。这或是因二者对时局的判断不同；不过更有可能是由于储安平的政治学学术素养更胜一筹，才充分注意到中产阶级与民主政治之间的关联。
三、胡适与殷海光
1919年12月5日，殷海光生于湖北黄冈乡下的一个信奉基督教的家庭，取名福生。这一年，胡适那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出版，仅两个月后就再版。1925年，殷海光入小学读书，当时湖北已实行新式教育，因而缺乏旧学训练，以致“阅读中国古籍的能力很差，一般的国学常识也贫乏”，这被认为“显然是他学问造诣的一大限定”。这一年，胡适研究清代大儒戴震，完成《戴东原的哲学》一书。1938年秋，殷海光入其时名师云集的西南联大哲学系。这一年的9月，胡适正式出任国民党驻美大使。1947年秋，殷海光任《中央日报》主笔，不再是现实政治的旁观者；该年他还被聘为金陵大学讲师，讲授“哲学与逻辑”。这一年的5月，胡适邀集北大、清华、南开等校具有自由主义色彩的学者组织了“独立时论社”，相约以独立的、公道的立场发言；作为北京大学校长，胡适还提出著名的《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
1948年12月15日，蒋介石派飞机接胡适撤出北平；4天后，殷海光在《中央日报》发表《论胡适南来》。1949年11月，《自由中国》于台北创刊，胡适任“发行人”；殷海光则为编辑委员会委员。1958年4月，胡适回台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当时台湾公开流传一本攻击谩骂他的匿名小册子《胡适与国运》。对此，殷海光当即撰文《请勿滥用“学术研究”之名》还击；是年12月15日，他还在台湾大学作题为《胡适与国运》的演讲，申述“胡适思想”对国运的无比意义，此后台大当局不准社团再请其演讲。1960年9月“雷震案”爆发，胡适公开表示不满，同时奔走斡旋；殷海光则不避凶险，挺身自揽文“罪”。由于对胡适的表现失望乃至反感，是年11月应夏道平、聂华苓之邀去看望胡适，期间殷海光竟“一言不发”；此后多次他与知交谈到胡适时，曾毫不掩饰地加以批评。1962年2月24日下午，胡适因心脏病撒手人寰。殷海光经历了失去发言空间、被迫离开台大、书籍遭禁、经济困窘等诸多横逆后，罹患胃癌于1969年9月16日下午辞世。
胡、殷之间年龄相距达28岁，他们在家庭出身、所受教育、往来友朋等方面均有显著不同，由此所致的人生际遇、性情心理、思想认知也很有差异。目前已有不少关于二者的比较研究。
殷海光本人亦曾强调他与胡适的分歧。1967年3月，他在致学生张灏的信中写道：“近年来，我常常要找个最适当的名词来名谓自己在中国这一激荡时代所扮演的角色。最近，我终于找到了。我自封为‘apost-May-Fourthian’（‘五四’后期人物）。这种人，being ruggedly individualistic（坚持特立独行），不属于任何团体，任何团体也不要他。这种人，吸收了‘五四’的许多观念，‘五四’的血液尚在他的血管里奔流，他也居然还保持着那一时代传衍下来的锐气和浪漫主义的色彩。然而，时代的变动毕竟来得太快了。‘五四’的儿子不能完全像‘五四’的父亲。这种人，认为‘五四’的父亲浅薄，无法认真讨论问题，甚至被时代的浪潮冲褪了色，被岁月磨掉了光彩。而‘五四’的父亲则认为他是一个‘欠稳健的时代叛徒’，有意无意的和他alienate（疏远）起来。”此处所言“五四”的父亲，显然是指胡适一代。1966年2月，他致信过从甚密的青年陈平景，其中写道：“有些人把我看成是胡适一流的人。早年的胡适确有些光辉。晚年的胡适简直沉沦为一个世俗的人了。他生怕大家不再捧他，唯恐忤逆现实的权势，思想则步步向后溜。我岂是这种‘名流’？”一为“五四”的父亲，一为“五四”的儿子，二者的政治文化取向差异很大，因而胡、殷在思想上存有不可弥合的鸿沟；不过都与“五四”甚有关联，所以仍有共通之处。这一“同”与“异”在他们的言论实践与具体理念上颇有体现。
在言论实践中，发言立场的单一与曲折，是胡、殷二人最为显著的区别。胡适自始大体没有偏离“监督政党的舆论家”这一定位。相较而言，殷海光的定位则经历了颇为复杂的演变，按照他对国民党的态度，基本可划分为三个阶段：虔诚的拥戴者——大胆的谏诤者——坚定的抗议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