诱致性制度变迁的特点可以概括为：第一，赢利性，即只有当制度变迁的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时，有关群体才会推进制度变迁。第二，自发性。指进行诱致性制度变迁时有关群体（初级行动团体）对制度不均衡的一种自发性反应，自发性反应的诱因就是外在利润的存在。第三，渐进性。诱致性制度变迁是一种自下而上、从局部到整体的制度变迁过程。强制性制度变迁由政府命令和法律引入和实现。强制性制度变迁的主体是国家。在实践中，诱致性制度变迁与强制性制度变迁是难以完全分割开的。二者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当诱致性制度变迁满足不了社会对制度的需求的时候，由国家实施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就可以弥补制度供给的不足。
党报机制体制创新的历程呈现出诱致性变迁为主，强制性变迁为辅的特点，自下而上的改革始终为主线，一些党报扮演了创新集团的角色。1978年，《人民日报》提出“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1985年，《洛阳日报》发行机制改革，率先开始自办发行；1996年，《广州日报》成立报业集团；而后2007年广州日报集团又率先国内主板上市……推动党报机制体制创新的始终是党报的自发实践。但是，也应该看到，党报的自发创新都得到了管理部门的批准，而且在党报机制体制改革遇到瓶颈的时候，管理部门的制度创新又给予了强有力的推动。
可以说，党报机制体制创新是一种渐进性变革。一方面，党报机制体制创新是从浅入深，逐步深化的。党报的机制体制创新从企业化管理起步，最初从改革成本最小的经营制度改革开始。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党报机制体制创新集中在党报内部经营机制层面，例如广告、发行机制的创新，人事财务制度的革新，这些机制创新为党报核心竞争力的提高作出了一定贡献。随着以受众为本的理念的确立，党报开始从经营方面创新转向编辑部管理创新，并且由一般新闻业务创新转而关注党报内容生产机制的创新，注重采编的效率和内容竞争力。经营机制及采编机制创新之后，党报机制体制创新焦点集中于核心内容——产权改革。回头来看，这一过程是循序渐进的。另一方面，党报机制体制创新是增量改革模式。党报主报的机制体制创新略滞后于党报子报的机制体制创新。可以这样概括：党报的机制体制创新是增量改革，试验推广，渐进改革。党报的机制体制创新首先在尊重原有利益格局的前提下改革，成本较低，可以最大限度减少震荡。例如，党报的机制体制创新最初试验田是其新办子报，在新增部分实行市场机制。而后，子报的成功经验逐步渗透到主报新增部分，如新进人员的人事任用制度等。
（三）党报机制体制创新积极回应社会经济政治变革
党报机制体制创新是与社会经济政治变革联动的，可以说，社会政治经济变革是党报机制体制创新的诱发因素，深刻影响了党报机制体制创新的进程。而党报机制体制创新也积极回应社会经济政治改革，始终立足于深刻的时代变革背景之下，这使得党报机制体制创新获得了社会最大程度的认同。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相互作用构成了它们之间的矛盾运动，这种矛盾运动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始终存在着。
这是因为：新建立起来的上层建筑总有某些不完善的地方；上层建筑的相对独立性使它有脱离经济基础的倾向；经济基础的变化不会立即在上层建筑中得到反映；上层建筑仍然维护阻碍生产力发展的经济基础。这一原理正是党报机制体制创新的理论基础。新闻事业属于一定社会的上层建筑，新闻事业是一定社会的经济基础通过新闻手段的反映。
党报机制体制创新的三个阶段与我国政治经济改革相呼应。1949年以后，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由国家以行政手段配置资源，党报作为事业单位，是计划经济的反映，在产权结构、管理体制、运行机制等方面形成了参照行政机关体制机制的一套体系。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总路线，国家在经济领域实行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相结合的经济体制，党报重新开始刊登广告，并推动“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的体制创新；1992年，党的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也成为党报机制体制创新的阶段性标志。党的十四大以后，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报业也分享了GDP持续增长的经济果实，规模不断扩大，逐步集团化。2002年党的十六大在海内外引起瞩目，实质在于在新世纪起点上的十六大解决了21世纪中国共产党向何处去，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十六大对文化体制改革的理论给党报机制体制创新指明了方向，成为党报机制体制创新一个新的起点。
党报机制体制创新的实践并非凭空创造的，经济政治体制改革成果给党报机制体制创新以指导和借鉴。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党报机制体制创新借鉴了国有企业改革的成功经验，在党报集团治理结构、人事激励机制等很多方面，党报借鉴了国有企业机制体制创新模式。
第三节 党报机制体制创新的问题分析
30年来，党报机制体制创新取得了可喜成果，但是盘点这一历程，也有些问题值得深思。特别是，目前党报仍未完全摆脱生存发展的天花板，对这些问题的审视和梳理，有利于我们寻找党报机制体制创新的下一个突破口。
一、动力问题——党报机制体制创新自身动力不足
党报机制体制创新启动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党报一度陷入经营困境。创新一方面是党报对自身的救赎，一方面也是主管部门为了摆脱党报亏损带来的财政压力对部分权力的主动让渡。
值得反思的是，上下结合的党报机制体制创新虽然带给党报很大变化，但是30年的创新却并未能彻底改变部分党报的窘境。
笔者以为，除了思想不够解放，观念未能与时俱进的认识问题外，党报主报机制体制创新的动力不足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
（一）党报机制体制创新动力不足的表现
党报机制体制创新动力不足至少有两个重要体现：第一，党报机制体制的自主创新采取增量改革模式，但是增量部分的改革表现积极，存量部分的改革相对迟滞。
“增量改革”模式，是指在原有体制框架的存量部分不被触动的情况下，着重发展具有创新性质的增量部分。存量部分的改革采取缓和的渐进式的方式，而增量部分的发展则完全按照市场化的新的游戏规则。“存量改革”模式是指通过对旧体制进行实质性改革实现最终的制度创新。党报集团的机制体制创新是“增量改革”模式，在党报机制体制创新的最初两个阶段，以从边缘向中心突破为特征的党报集团的机制体制创新更多体现在促进新创办子报子刊的机制体制创新及党报主报新增部分的机制体制创新上。例如2002年成立的长江日报报业集团，在1996年报社通过兼并的方式，将《文化报》纳入旗下。1999年起，在充分研究武汉报业市场的基础上，又先后创办了《武汉晨报》和《现代健康报》。在集团化过程中，主报《长江日报》的改革多集中于以改版提升新闻业务，改进微观运行机制上，而把发展重点确立为加快子报刊的发展。时任长江日报社社长的翟玉勋谈当时的改革战略，主要“在促进子报发展的机制方面，在强调树立集团意识、增强集团实力、接受集团管理的前提下，赋予子报更大的自主权和灵活性，促使其自我管理、自我激励、自我约束、自我发展。在用人上建立竞争机制，给予一定机构设置和人员使用权，激活队伍，做到能上能下，能进能出在分配上建立激励机制，强化工资、奖金的动态性，扩大活工资的比例，拉开分配差距，奖惩与绩效充分挂钩，在管理上建立约束机制”。其他报业集团的情形也较为相似。这种通过量的增加来实现质的改变的做法充满了中国式的智慧，是党报改革减少阻力、实现成功运营的重要经验。但是，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必须从增量部分的改革逐步过渡到存量部分的改革，应该看到，党报存量部分的机制体制创新相对迟滞。例如，党报主报的人事机制创新，在增量部分，党报的子报子刊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就已经开始实行灵活的用人机制，员工能上能下，绩效取酬，公平竞争，并保持适度的流动性。但是，近20年后，党报主报的用人机制虽有一定程度创新，却并未有实质性突破，很多党报仍存在用人机制僵化的问题，例如人多事少，虽然也推行了激励机制，但是仍存在工作量不饱满，人员能上不能下，行政后勤等综合服务部门人员过剩等问题。
第二，一些党报机制体制创新步伐相对滞后于同一时期的都市报等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媒体。
例如，在发行机制方面，党报发行创新进度迥然不同，尽管《天津日报》等部分党报发行机制属于行业领先水平，但是一些党报发行还停留在靠红头文件和公费订阅过紧巴日子的阶段。
20世纪90年代末，报纸发行业逐步走上产业化的道路，产业链条逐步完备。多数都市报发行公司的业务也走向多元化，日常发行、促销策划、读者调查、便民服务及代理其他报刊发行是最主要的业务内容。例如《北京青年报》的“小红帽”历经两次公司改制和战略转型，成立了股份有限公司。小红帽发行股份有限公司在战略转型后，逐步确立了多报刊发行、城市配送、仓储运输和直投广告“四足鼎立”的业务，呈现了经营领域的多元化。
而一些党报还延续着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的发行机制，“官办、官订、官看”。下文是《贵州日报》2007年10月19日的一篇报道，这篇报道反映了部分党报发行的真实状况。
铜仁地区党报党刊发行全面推行“财政划拨、集订分送”制10月12日，铜仁地区召开2008年度党报党刊发行工作会议，提出全面推行“财政划拨、集订分送”制。地委副书记龙德文要求，全区各级各部门要切实担负起党报党刊发行工作的政治责任，认真做好发行工作，确保任务全面完成。铜仁地区2007年度党报党刊发行工作获得全省一等奖，该地区在各县、市、特区施行“财政划拨、集订分送”制取得了诸多成功经验。地区2008年度党报党刊发行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将此做法扩大到地直单位。
1985年，《洛阳日报》率先打破单一的邮发渠道，实行自办发行。1988年，《天津日报》也投入了自办发行行列，打破了省级以上报纸难以自办发行的禁锢。应该说，党报发行机制的不断创新给党报发行带来了生机。但是，与都市报的发行机制相比，一些党报发行机制的革新出现了滞后的迹象。虽然党报发行采取了很多新策略，而且因报制宜地选择了合适的发行模式，但是目前仍有相当一部分党报的发行仍未能脱离行政摊派。从上述这篇报道显然可见，现在仍有一些党报的发行是以行政手段敦促发行的。从长远利益来看，这对于党报整体运营而言，并无益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