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韩国广播电视制度的改革——公营广播电视制度确立，使政府主导的政策宣导式的广播电视模式制度化，这是政府为了解决20世纪70年代以来韩国广播电视领域商业主义价值取向与政策宣导的价值取向的矛盾而作出的一种政策选择。1980年11月14日，韩国新闻协会和广播电视协会发表了《培养和发展健康新闻业的决议》，要求确立公营体制，增强广播电视传播的公益性，全面改善制度体系。在电视领域，KBS吸收了TBC电视台、电台和DBS电视台，同时MBC被迫向KBS出售65％的股份，这样，韩国形成两大广播电视系统，出现了KBS和MBC二元并营局面，区别仅仅是一个由国家直接控制，另一个是由国家间接控制，民营广播电视台基本消失。
韩国20世纪80年代的广播电视制度改革还表现在，建立了广播电视委员会和广播电视广告公社，它意味着广播电视领域一种新的关系形态出现了，它力图表现出广播电视的公共性。但是韩国的广播电视委员会虽然看上去是引进了西方的管理模式，但它实际上既不是广播电视的行政监督机构，也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广播电视政策及规章的制定机构。它具有国家机构的性质，可以审查广播电视内容，所以它不能实现广播电视的自治。“可以看出，政府于1980年实施的广播电视改革的真正意图与其说是解决商业广播电视问题，不如说是旨在对政府的宣导性广播从制度上给予巩固、保证。”
韩国广播电视广告公社是一个具有韩国特色的广播电视管理机构，它成立的主要目的是控制私营企业的过度竞争，保证广播电视节目在编排制作过程中减少对赢利的追求，由它来代理电台、电视台的广告业务，收取的手续费用于新闻团体。
但遗憾的是，它的存在不能改变广播电视节目对视听率的盲从，也没有合理使用其公益资金，因此人们对这一机构的存在提出了质疑。韩国广播电视公社的“公益性”应该意味着对公共电波所产生的利润进行社会回报，能够支持制作一些非商业性、非流行性的公益节目，提供具有积极意义的广播电视文化。如果没有做到这一点，它的存在价值并不能充分实现。
全斗焕时期是韩国经济高速发展阶段，韩国成为当时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国家。
但是，这种高速发展也是在政治高压之下、社会一直处于紧张状态中完成的，一些社会矛盾积聚，到1987年春天终于爆发。工人们希望改善生活、新兴的资产阶级追求政治民主，同时韩国即将举办1988年奥运会，面对来自全国各个方面的压力，全斗焕退下政治舞台，他指定由曾经支持他政变的军人卢泰愚接任执政的民主正义党主席，竞选下一任总统。
（四）过渡时期（1987～1997年）
面对复杂的社会政治局面，1987年6月29日，卢泰愚作出了一个重大的政治让步，同意反对派的要求，进行直接的总统选举。这一重要举动不仅给韩国政治生活带来新变化，他同时宣布的一系列民主改革措施也为韩国的新闻传播业带来了历史性变革。在这十年里，韩国的政权经历了卢泰愚和金泳三两届政府。
1993年金泳三接任总统，不但出现了战后韩国第一次的权力平稳移交，而且文人政府登上了韩国的政治舞台，军队势力逐步退出。这期间，韩国的政治民主与新闻自由进入新的发展轨道，新闻传播的法治化时代开始。但我们也看到，韩国社会仍一定程度地保留了政治集权，以及媒介与权力合作的痕迹，新闻媒介的自治也未建立起来。因此，本书把这一时期称为“过渡时期”。1987年6月29日，卢泰愚宣布的一系列民主改革措施中包括给新闻界更大的自由，政府将采取措施努力改善当前的体制，不再控制媒介。卢泰愚说，政府不能控制媒介，也不应企图这样做。除非国家安全受到威胁，对报业不应该强加任何限制。这种积极促进政治民主的姿态使他赢得了大选，当选为总统。
1987年的民主改革使韩国社会获得了新的发展，新闻媒介开始向着自由开放、民主的方向发展。1987年以后，新闻自由的基本权利已经得到确认，原有的《报业基本法》被废除，新出台的《定期出版物登记法》和新的《广播电视法》已经放松了对新闻传媒的限制，允许私人办广播电视台，声明政府不应干涉广播电视，取消了新闻检查。而且，国家信息部下属的“公共信息协调办公室”不再设立，记者也不再需要采访证，原来一些相关法律规定的“公共责任”被删去。
在新的媒介环境下，这样的新闻传播政策带来了韩国报业的繁荣。报纸数量、版面均在扩张，报纸的登记注册制度取代了许可证制度，报业可以自由定价，许多的报道禁区被消除。1980年全斗焕集团合并、调整新闻机构时，按一个道一家日报的原则把原来的14家地方报纸裁并为10家，1987年以后新出现一批地方报纸，到1988年底共有19家地方报纸。截至1988年底，韩国的日报数量由1987年的27家增加到1988年的65家，总发行量为1300万份，平均全国每100人有31份报纸。1989年5月，韩国新成立了报刊发行数量审核协会，它有权审计、证实各家报纸、杂志的有关发行量和销售量的材料，并加以公布。到90年代中期，地方综合日报已增至45家，1996年金融危机前韩国日报总数达到117家，主要以民营为主，主要大报如《东亚日报》、《朝鲜日报》、《中央日报》、《韩国日报》等都是民营报纸。
1994年开始，报业公司试图进入电子媒介领域，但由于媒介交叉所有权法规定，不允许同时拥有印刷和广播电视媒介，这些努力没有成功。据韩国广播电视委员会（韩国电子媒介管理机构）的统计，到20世纪90年代，韩国已经形成公营（KBS）、半民营（MBC）、民营、宗教等几个不同的广播电视系统。1991年底，民营的首尔广播公司（SBS）开始播出电视节目。到1997年全国已经出现8家商业电视公司。
1995年，韩国开通有线电视，共有28个频道，同年下半年又开通了卫星电视频道，这样韩国的电视被普通电视、有线电视和卫星电视三分天下，广播电视节目的进口量在1997年达到高峰，达38893分钟。
1993年，金泳三上台后在新闻传播政策方面进一步放开。这种新闻自由政策带来新闻媒介繁荣的同时，也伴生了新闻界的腐败。93％的记者收受礼金，职业道德的丑闻时有出现。金泳三时期对此进行整肃，对十几家涉嫌受贿的报纸领导人和上百名新闻记者进行拘留审查。
中国学者陈力丹教授在1996年曾撰文评价当时的韩国新闻业：“即使现在，西方新闻自由制度的表现形式由于韩国自身的传统，亦同西方不大一样。例如媒介与政府的关系，既不是过去传统的附属关系，也不是西方那样的对手关系，而是既合作又批评、以合作为主的一种特殊关系。”
（五）改革时期（1997年以来）
1997年，金大中竞选总统成功，意味着韩国的政治民主有了历史性进步，反对党第一次在总统选举中获胜成为执政党，使韩国的权力结构发生变化，政治取向更加趋向改革。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也给新闻传播业带来了一定程度的打击，媒介数量有所减少，一直到2000年后才逐步走出低谷。
金大中政府作为反对党首次登上了韩国的政治舞台，在保守派手中掌握了几十年的政治权力转移到更加主张改革的政治团体，意味着韩国的政治权力变成不集中的结构，代表社会中低层民众的金大中政府要面对代表社会中上层的保守派的挑战，政治资源和信息资源分割。新闻源变得多样化，政治观点和新闻的意识形态也趋向了多样化，新闻媒介之间开始分为两大主要阵营。不再集中的权力结构的出现为新闻业更自由的运作创造了条件，同时也使得一些特定的新闻媒介和政党之间建立起一种合作关系，政党间的角逐在传媒领域体现出来。因此，在金大中政府时期，韩国的新闻媒介深深陷入了党派间的政治冲突中。
新媒体和新的媒介技术在2000年前后获得了较大发展。政府重视互联网基础设施的建设，而且收费低廉。1996年韩国尚无有关互联网的使用时间等统计数字。据尼尔森的一个下属公司在2001年1月进行的针对世界21个国家的一次调查中发现，韩国是世界上互联网使用最发达的国家，全国人口中有一半人都使用互联网。2000年12月，韩国政府批准成立了韩国卫星放送公司（KDB），它是一个由160多家股份公司投资的合资公司，也是上市公司，KBS、各大报纸均占有股份，开播70多个卫星数字频道。
2000年12月，韩国修订了新的广播电视法，将所有电子传播大众媒介、有线电视和卫星电视囊括其中，成为电子大众传播媒介管理的全面法规。新成立了具有民间机构性质的韩国广播电视委员会，使分散在韩国文化观光部、信息传播部、广播电视委员会和联合有线服务委员会的权力得到整合，顺应了大众传播媒介的新发展。
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金大中政府采用了开放市场和重组社会经济结构的政策，政府主导下的结构重组引起媒介产业的变化。政府的压力迫使《中央日报》、《文化日报》、《京乡新闻》等几家报纸从三星、现代和韩华集团分离出来。2002年2月，金大中政府宣布，对各主要媒体、与它们有关系的企业以及它们的控股股东实施审计，媒介改革力度加大。经过4个月的审计，政府宣布，有23家公司共偷逃税款1.36万亿韩元，号称“三巨头”的报纸《朝鲜日报》、《中央日报》、《东亚日报》被处以最高额的税款处罚，有的经营者被判入狱。此事引起改革派媒体与保守派媒体的激烈辩论。金大中政府的媒介改革政策以及税务检查引发的争论甚至扩展到全社会。带有明显政治立场的韩国新闻媒介并没有像西方媒介那样尽量保持政治中立，避免明显的政治倾向，而是反其道而行之，使媒介和政党的协调一致性表现明显。
韩国的政治生态和媒介生态高度契合，使社会多种形态的言论不能得到反映，导致了韩国言论多样性的缺乏，当权的媒介在意识形态上没有更大区别。在金大中政府时期，虽然表现出了政治权力的转移和政治民主化的发展，但国家采取多种途径控制和干预媒介的现象仍然存在，可以说强有力的政治权力和各种各样的前现代因素依然支配着媒介管理和运作。继金大中之后的卢武铉政府，在与传媒关系的调整中依然表现出政治民主化过程中的“韩国特色”。
二、卢武铉政府与传媒关系的调整
2005年4月7日，是韩国的第49个“新闻日”，相关纪念活动的报道见诸报端，有关传媒改革的研讨再度成为热点。正值笔者在首尔大学传播系做访问学者，不但身处其中，而且研究课题亦针对韩国的传播政策变迁，对近年来卢武铉政府与传媒间的较量和关系调整颇为关注。同时笔者也注意到，正在重构中的双方关系已经引起韩国司法界和传播学界的重视，学术层面的研讨不断深入。2005年1月，新的《报纸法》出台后，已有两起针对此法的诉愿提交韩国宪法法院，诉该法违宪。
种种迹象表明，韩国政坛的“改革派”与“保守派”之争也相应地在传媒领域表现出来，两种政治势力的舆论对抗愈演愈烈。
（一）卢武铉政府与新闻界的政治博弈
2003年2月，被称为“平民总统”的卢武铉入主青瓦台后，采取一系列措施调整政府与传媒的关系。青瓦台内的春秋馆是体现韩国言论自由精神的要地，它设有青瓦台记者办公室（新闻中心），政府的发言人会经常在此向记者发布政务信息，并回答记者提问。卢武铉总统上任以来，为了扩大与媒体的接触面，首先开放了春秋馆，使能够进入春秋馆的媒体数量与记者数量都有所增加，并创办了《青瓦台简报》作为国情简报，随时向记者提供信息，对政府的批评性意见在简报中也有所体现。政府努力降低三大报纸的言论垄断，给地方媒体更多的发展空间，并积极促进政府与国民间的直接沟通。间接的“软调控”意在推动传媒领域力量对比发生变化，这些调整也使韩国传媒与政府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实际上，双方的“过招儿”早在卢武铉上台之初就已经开始。2003年4月7日，韩国新闻界颇具影响力的《东亚日报》发表社论《做历史面前堂堂正正的媒体》，文中写道：今天是卢武铉政府执政以来所迎来的第一个“新闻日”。新政府执政后，在政权周围出现了众多所谓“媒体改革”等呼声，也出现了更改采访系统等具体的举动。从大体上考虑，在改革年代，媒体也不能例外，而且对卢武铉总统所提出的“权力与媒体的紧张关系”也有同感。如果存在错误的采访系统就应该尽快消除，但是如果这些举措来自企图管制媒体并把媒体用做权力的工具之一，那么我们将为读者的知情权毅然决然并心怀正气地迎接任何考验和挑战。今年“新闻日”的宣传口号是“读者面前无愧的报纸，历史面前堂堂正正的媒体”。如果媒体堂堂正正地面对历史考验，就应该具备对未来的坚强信念和冷静而透彻的历史意识，而不是迎合时代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