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一本关于当代中国译制片的专著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过去大家喜欢看译制片，但并不习惯从理论上研究总结，结果许多译制大师离我们而去，留下的作品很多，却没留下多少墨宝，这是非常遗憾的。改革开放以来，人们开始思考译制片的问题，也有了理论研究，这是很好的现象。遗憾的是，研究的成果并不理想，往往散论多，综合少；作品分析多，政策分析少，整体上不够系统，缺少理论高度和前瞻性，而且，往往认识落后于现实。比如说，一提到译制片，大多数人都会想到外国电影的汉语配音版，很少有人抛开作品去思考译制的意义，去思考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凡是把广播影视作品的语言系统转换加工成另一种语言的活动，都属于译制的范畴，而这恰恰是问题的本质。从这个基点来讲，我们的思考就不单从怎么配音来说，而且更要深入到配音的内容，就是具体要说的话，于是，提供这要说的话的活动——翻译，就不得不成为研究的重要对象。过去人们对译制片的看法大多局限在配音这个层面。大家能说出来某某演员的声音多么动人，如何用声音塑造人物形象等，却不知道翻译的辛苦。显然由此得出的对译制片的认识也是片面的、不完整的。本书作者希望扭转这个局面，坚持全面的观点，把译制片生产的各个环节都考虑进去，对译制的分析不局限于某一个环节、某一个层面，而是整个过程，而且，立足点也不是一个视角，而是多个视角，不仅考查译制片的艺术生产，而且研究译制片的技术生产，还要分析关于译制片生产的政策和管理。这是本书的第一个特征。
除了对译制片的生产过程进行全面分析外，本书把思路继续展开，从纵横两个维度扩展对译制的认识。显然，译制片是个社会现象，不是个人意志的产物，译制片的存在和发展完全受社会发展的制约。这就不难理解，中国的译制片不能脱离中国的国情。比如，简单地说，我们过去需要译制片，那是为了了解世界，如今我们需要译制片，不光是为了了解世界，因为我们还要为促进民族地区的发展服务，所以必须发展民族语译制片，而且，我们还要让世界了解中国，这就要思考怎样把国产作品译介出去，为国家文化“走出去”战略寻找途径。总之，译制不是单项的交流，而是多元的、互动的。特别需要明确的是，译制片不单是个艺术问题，因为广播影视作品具有文化的功能，所以，引进的时候，不能不考虑如何抵制西方文化对我国汉语言文化的冲击，也不能不谋划如何通过对外译制，宣传中国文化，提高我国作品的国际影响力。也就是说，研究译制片必须站在国家文化建设的战略高度，否则就会走入狭隘主义的误区。这应该是本书的另一个特征。
要完成上述课题是一项艰巨的工程，因为这要涉及多个层面的数据和理念。为此，我们组织了研究团队，先统一思想，形成基本认识，然后设立子课题，交给各个子课题小组负责调查研究，最后再综合起来。先后参与课题小组并完成部分章节写作任务的有中国电影集团译制中心的采编高燕燕，文化企业家、译制论坛评论员柴继禄先生，中国传媒大学外国语学院马建丽、曾湘琴、付卓和颜巧容四位老师，以及国际新闻硕士研究生胡容、苏洁、郭羽、苗婧和张陨璧，算得上一个庞大的阵容。
总之，作者最大的体会是，研究译制不能局限于一种媒介（电影），所以，我们所说的译制片，是指广播影视译制作品，译制也不只是针对外国作品，而是包括外国作品的引进、国内不同民族之间的交流以及国产作品的输出。本书坚持发展的观点，认为我国的译制片是发展的，是适应社会进步的需要，从单一走向多元，逐步发展成为一个具有多重意义的文化体系，共同承担中外广播影视文化交流的任务。如果把译制作为一个核心概念，把经过译制的产品作为文化消费品，那么译制就具有了文化创意产业的属性。这样，所谓引进译制片、民族语译制片和对外译制片则成了译制产业在打造同一个品牌所开发出的三个品种。我们的品牌就是“中国译制”，不管哪个品种，在艺术再创造和技术保障上遵守同一律，但同时也各有特征，因而具有不同的价值。
麻争旗
中国传媒大学
2010年4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