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作为媒介中的地理样本
媒介地理学不仅关注不同人文地理环境对媒介的形塑作用，更关注“地理样本”在媒介中的呈现。我们今天绝大多数人的地理观念更多地来自媒介的呈现，而非实地考察。但作为一个自然概念的地理和作为一个观念概念的地理是截然不同的。正如后殖民主义创始人赛义德所说的，西方人对东方的观念充满了想象。赛义德说：“东方几乎就是一个欧洲人的发明，它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充满浪漫传奇色彩和异国情调的、萦绕着人们的记忆和视野的、有着奇特经历的地方。”这是一种典型的地理误读。赛义德在西方对东方的长期歪曲与误读基础上发展了其“后殖民主义学说”。
相同的误读也发生在美国学者对中国的描述上。“美国学者看中国，好比站在庐山之外看庐山，不必背负着传统华裔学者的心理和文化负担，的确出现不少观察敏锐、分析透彻的佳作，旁观者清，而且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但他们这个知识系统有独特的偏见和盲点：一般英美学术界和新闻界从来想当然耳，按照自己的现实需要和脑中的偏见，描绘出以偏概全、自以为是的图像。他们建构的当代中国，有太多东西随着国际冷战的大气候和美国国内的小气候流转，反复颠倒而多变，对中国的认知总是徘徊于浪漫情怀与怀疑抹煞之间，摇摇摆摆，觅不到持平点。”当然，这样的误解不仅发生在西方对东方，也发生在东方对西方，东方对东方，西方对西方，甚至任何一个国家的内部。只要我们借助媒介（特别是各种权力操纵下的新闻媒介）来认识地理，这样的误读就不可避免。每个人都在试着开辟出一种现代性特殊的理解景观的方法。文学写作与地理写作虽然在互相借鉴，并考虑到读者的期望，但它们都有自己常用的写作方法，属于基于虚构和追求真实两种不同的知识系统，体现出了文学写作的世故性和地理写作的想象力。尽管文学作品有时被视为地理性的文本，能够从中梳理出有用的地理资料；历史叙述有时被当作优秀的文学作品，它能够给人以美的享受。但是，文学家所塑造的地理与地理学家所描述的地理是有很大差异的。因此，在通过媒介再现地理或通过媒介认识地理的过程中，弄清这一点非常重要。
实际上，我们对地理乃至对民族国家的判断，从来都是依赖媒介（文学的、新闻的、图像的等等）的描述，我们所有的地理观念，更多的是媒介帮我们建构起来的，是一个“虚拟的实体”。正如美国学者安德森在其名作《想象的共同体》（Imaging Community）里所指出的，作为拥有疆界与主权的民族国家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这样的社区是想象出来的，这是因为即便最小的民族国家，绝大多数成员也是彼此互不了解，他们也没有相遇的机会，甚至未曾听说过对方，但是，在每一个人的心中却存在着彼此共处的一个社群的想象。”而大众媒介是这种“想象”的中介，它提供了一种共同阅读的“仪式”与过程，使千百万陌生人形成同为一族的印象，在此基础上建构起一个“想象的地理”。
可见，媒介给我们营造的“地理样本”实际上存于吉登斯所说的“人造环境”之中。吉登斯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时间作为劳动时间的买卖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成为根深蒂固的现象，扩展至整个社会。时间的商品化启动了工业生产的机制，伴随着时间的转型，空间的商品化也确立了一种特征鲜明的人造环境，表现出现代社会中一些新的制度关联方式。这些新形式的制度秩序变更了社会整合和系统整合的条件，并因此改变了时间和空间上的‘近’与‘远’之间关联的性质。”自然地理距离对人类事务的影响大大减弱了，大众媒介已经模糊了现实空间的边界，压缩并创造出了一个深不可测的世界。“全球空间是流动的空间、电子空间，没有中心的空间，可以渗透疆界和边界的空间。在这个全球舞台上，诸经济和文化群落陷入相互直接的极度接触——与每一个‘他者’接触（这个‘他者’不仅仅‘在那边’了，而且还在内部。）”那么，这种媒介对真实地理空间的呈现是如何进行的呢？加拿大Ottawa大学教授Barry Wellar在论文中建构了一个简单的模型来说明媒介对真实地理的描绘，将媒介对地理的塑造过程作了清楚的揭示。
可以看出，存在的现实（Exisiting Reality）在陈述（States）中变换（Trans forms）成了主观加工过的“偏爱的现实”（Preferred Reality）。毫无疑问，媒介对地理进行着充满想象的叙述和命名。那么，在全球化语境下媒介给我们建构起一个什么样的地理世界和地理空间？谁来建构，如何建构？什么样的权力关系将支配这种建构？这都是媒介地理学要关注的研究领域。在中国的媒介研究中，诸如中国的大众媒介如何呈现“西方”，在对外传播中如何建构“自我形象”？怎样选择地理样本？（央视九套中时常选取的少数民族地区样本能否代表中国？）中国的影视产品又是如何选取地理样本建构“中国形象”的？（如张艺谋电影中的陕北，贾樟柯电影中的“汾阳”等。）在国内媒介呈现的视界中，“农村”、“西部”（还有如“河南”、“东北”等）这样的地域概念是如何在大众媒介中呈现的，与其真实地理有多大的差异？中国的少数民族地区又是以何种地理形象出现在大众传媒上，进而进入公众脑海的？这些问题，都是媒介地理学关注的研究对象。
第四节 媒介地理学的研究现状
尽管媒介在人类发展过程中产生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但将其与地理学相联系，并成为一种全新的研究视野，还是近期的事情。媒介与文化、媒介与社会等等都是热门的话题和研究对象，但是，将媒介以及媒介塑造的文化采用地理学的视角，以及地理学的一些方法进行专门研究，并不多见。以Geography of Media作为关键词，在西文数据库Proquest-Accdemic Research Library搜索引擎中进行查询，并将搜寻范围限定在学术期刊及相关评论文章（Scholar journals&；peered reviews）之中，发现从1975年至2007年4月搜索结果仅为269篇。就文章的研究主题来看，分别涉及种族主义、宗教、全球化、本土化、流行音乐、大众文化、特定的城市等内容，颇为广泛，但具体而言，并不都是从媒介呈现的文化样本中予以分析。也就是说，这些文章仍然是以文化地理的视角进行的研究，而非对各种承载文化的媒介予以特别的关注。
一、国外媒介地理学研究
保罗·C.亚当斯在《媒介与传播地理：一个批判导言》一书中围绕“空间中的媒介、媒介中的空间、地方中的媒介、媒介中的地方”等四个研究面向和观点以十二章篇幅进行分析和论述，系统地分析了作为地理和地方的媒介与传播方式，介绍了媒体和传播研究如何在地理层面得出了更深刻的见解与主题，如何打开陌生的壁垒并建构起更加熟悉的沟通的关系，合理解释了为什么媒介与传播理论会出现广泛性的文化地理的研究转向。
迈克·克朗在《文化地理学》一书中，以电影、电视为例，描述了“成倍增长的媒体空间”，实际上就是媒介地理学的研究视角与研究内容。大卫·哈维则认为各种电影和摄影制造的影像反映了当代资本主义时空组织的变化，通过媒体形成的国际化空间在影片中无处不在。从电影中提供的世界景观来进行国家、民族以及社会文化认知，是地理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即电影地理学（Geography of Film）。由于存在着与“真实”世界的差异，电影中所展现的世界样貌受到地理学家的质疑。但他们也同样认为电影并非单纯的反映外部事物，而是以影像的视觉方式提供了意义的图景。
艾肯与佐恩（Stuart C.Aitken&；LeoE.Zonn）所主编的《地方、权力位置与奇观：电影地理学》一书，对电影的观看场所、电影媒介本身以及电影中的景象所交织而成的复杂地理形式进行了探讨。莫利与罗宾斯（Morley&；Robins）则更关注电影及其他电子媒介利用文本进行的文化生产。在《认同的空间：全球媒介、电子景观与文化边界》中，他们认为电影依靠视觉的表达不仅制造出了电影故事，更为重要的是生产出了有关认同的文化政治，因为拥有不同地域背景的电影会产生不同的文化地理形式。
某些消费社会中所出现的戏剧化的文化事件，还引发了关于“奇观地理学”（Geography of Spectacle）的研究。文化庆典、博览会、运动竞技、主题公园等等，本身就是一种人为制造的景观，经过了大众媒介的放大，就更成为一种充满诱惑性的“奇观”。当然，“奇观”并非只是单纯的影像，而是被媒介所中介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集合。居伊·德波（Guy Debord）在《景观社会》中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中按照“景观”概念所建构的媒介社会与消费社会。道格拉斯·凯尔纳（Douglas Kellner）则更为具体地展示了大众媒介文本中的奇观文化，并对媒体奇观中所透视出来的国家、民族、政治权力等问题进行了剖析。
近年来，西方少数地理学家已开始研究情感地理学（Emotional Geographies），试图分析和探寻人类情绪在地域和空间上的特点和功能。他们认为，情感是一个地理范围内的属于交叉研究领域的新兴学科。情感地理学尝试从社会学、心理学、传播学、文化学和护理环境研究等角度对情感问题进行了多学科的解读和分析，有的研究情感定位的时距问题，包括人与身体的情感、人与空间的情感和人与社会的情感；有的分析自我与景观的情感关系，以解释个人情感与社会联系的心理何以影响地方生态环境；有的探索地方和性别对情感丰富度的影响，进而研究更为广泛地域的消费、老化、记忆等问题；有的研究从全球范围跨度的主题扩展到个人的情感空间问题，其中包括全球特许经营权和旅客的身份、区域的情绪、与景观相关的内存、对死亡的地点情绪反映以及治疗接触等。2008年11月还在伦敦教育学院专门召开了“教育的情感地理学”（Emotional Geographies of Teaching）学术研讨会，与会专家学者试图从地理这一神秘的角度提振人们对情感教育研究的兴趣，以弄清教师、学生、教室、学校、社会情感的关系及其对教学效果的影响。
在西方主流社会中，资产阶级白人男性占据了主导位置。我们可以通过文学作品、电视、电影、广告等看到这种主流的姿态。因此性别的社会差异被地理学家作为一个研究面向。以琳达·麦克道尔（Linda Mc Dowell）为代表的女性主义地理学家，对社会空间占有中体现出来的性别权力的不平衡进行了大量研究。她于1999年主编的《性别、身份与地方：理解女性主义地理学》，以一个地理学家的镜头和女性主义的敏感，深入探究了地理学与女性主义相交叉所展示的新型景观。
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将技术媒介与人体相结合，提出“电子人”（cyborg）的概念，以审视当前在媒介（尤其是电子、网络媒介）以及父权主义视点作用之下被动的女性生存空间。电子人作为一种受控的有机体、一个虚构的混合机器和社会生物，它模糊了性别差异、人机差异而导致人类提前进入后生物时代，它没有恋父情结或恋母情结，只有偏袒、固执、听从、堕落和乌托邦式的不清不白，谈情说爱只是骗局，热情拥抱只是演戏，一旦动真她（他）就露馅。
媒介地理学的视角涉及到人们观察事物的多个方面。最为明显的还有人们视觉上的地理感知。因此，研究者会将影像作为一个关注的重点，注重地理景观的视觉表达。在这类研究里，视觉影像往往被视为制造社会意义的手段，并与历史和地理特性相结合，对影像的生产进行诠释。例如，大卫·哈维认为电影与摄影反映了当代资本主义时空组织的变化；而科斯格罗夫则将风景画视之为资产阶级的观看方式。这些通过媒介表现出来的地理景观，实际上是社会、政治与文化的反映。
还有一些研究涉及到更为细致的领域。有研究者就从媒介与地理等方面对艾滋病的媒介呈现进行了分析。媒介在传播或者阻碍因流行疾病而起的公共情绪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并且往往涉及到性、性别与地理。媒介对艾滋病的报道中，可以透视出人们对地域以及相关文化的认知。例如对于最初发现艾滋病的非洲，在媒介的描述下，它成为一个极度不安全的区域，甚至是“白人的坟墓”，对美国而言，是“国家卫生安全的威胁”。而后期的媒介报道，增加了科学和现代医学的含量，并且在图片、影像资料的选取方面，媒介采取不同的角度，非洲大陆随之呈现出不同的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