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重大课题《媒介地理与传播生态研究》和浙江大学基督教与跨文化研究中心“985工程”建设项目《跨文化传播视野中的媒介地理学研究》的最终成果，也是以《媒介地理学：媒介作为文化图景的研究》书名申请获得批准的浙江省社科学术著作出版资金资助项目。
我从事传播学和媒介理论研究算起来至今已有26年，而从事传播与媒介交叉研究也有20多年的历史。1988年我与戴元光、龚炜在兰州大学出版社合作出版了中国大陆第一本传播学著作《传播学原理与应用》，在中国传播学界引起巨大反响。当时我就预测到传播学总论和大众传播学、组织传播学、人际传播学等分层传播研究会成为热点，而交叉传播研究在当时可能会被学界所忽视，而这正是传播学研究的突破口和创新点。于是我着手进行传播学交叉研究，并从1990年开始先后在江苏人民出版社和南京大学出版社主撰主编出版了《经济传播学》（1990）、《政治传播学》（1991）、《教育传播学》（1992）、《艺术传播学》（1992）、《新闻传播学》（1995）和《传播社会学》（1994）等著作；接着转入媒介管理学研究领域，先后合作出版了《媒介经营管理学》（1998）、《媒介管理学》（2002）等著作。
本想就此打住，从此专心致志地搞传播学和媒介管理学研究。未曾想自己在国内又率先发表了多篇媒介生态学和媒介地理学方面的学术论文，引起学界和媒体关注，研究课题被列入浙江大学学科交叉预研基金的资助范围，本人还成了传媒学院与计算机学院共建的学科交叉研究中心及项目负责人。接着本人又以《媒介地理与媒介生态研究》为题分别申报了浙江大学基督教与跨文化研究中心“985工程”建设项目和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重大课题，分别获得正式立项，从而形成了非研究不可的基本态势。2008年本人主撰的《媒介生态学：媒介作为绿色生态的研究》在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并在当年完成结题任务。
同年，我又以26万字的《媒介地理学：媒介作为文化景象的研究》书稿，申报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出版资助项目，获得批准后，我非但没有高兴，反而情绪陷入低谷和迷茫之中，对如期出版也有些犹豫不决。主要原因：一是在阅读中国古代文献资料时发现了一些弥足珍贵的值得借鉴的媒介地理学思想和观念，而自己现有的思想和观念似乎与其有点错位和落差；二是在研究中又陆续得到一些西方传播与媒介研究学界发表和出版的媒介地理学方面的论文和著作，感觉必须进一步加以适当消化吸收、合理借鉴；三是对自己在已发表论文基础上写成的前期书稿的体系和内容不十分满意，觉得应该对原先著作的体系、结构作出调整，对原有关键概念进行重新审定。于是2009年向浙江省社科规划办提出延期出版申请，重新拟订出新的写作和修订大纲，并着手撰写。这期间，我在传播研究所的研究生杨丽萍同学帮助做了大量的资料整理、外文翻译、修订写作等工作，也共同写作发表了多篇媒介地理学研究论文，为本书延期后的顺利出版和超额完成《媒介地理与传播生态研究》课题任务作出了贡献。
我在2008年出版的《媒介生态学：媒介作为绿色生态的研究》一书“后记”中，曾经从研究方向与研究重点、研究范式与研究特色、研究偏向与研究色彩、研究资料与具体写作等四个方面描述和介绍自己在媒介生态学研究过程中所遇到了一系列预想不到的状况、困难和自己的认识与对策。作为此书的姐妹篇，《媒介地理学：媒介作为文化图景的研究》一书在正式研究与写作过程中所碰到的问题也与《媒介生态学》大同小异，解决问题的路径也十分相似。因此不再重述。
最后，我还要感谢我的太太——浙江大学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彭凤仪女士，她作为每一章的第一个读者贡献了许多智慧和建议；感谢浙江大学传播研究所我的合作研究博士后徐艳蕊副教授，她帮我承担了书稿的最后校订工作，修正了许多错讹之处；感谢我的儿子——香港凤凰卫视集团邵鹏记者，他每周一两次的来电问候和交流，如同给我充电，使我马力充足。感谢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新闻传播编辑室主任蔡开松先生，他为本书、也为丛书的顺利出版给予了大力支持，他目光如炬、慧眼识珠，是新闻传播学界的真正伯乐。
邵培仁
2010年8月于杭州市沿山河畔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