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地理学的基本问题
传者、受众、符号、内容、媒介是传播学研究的构成要素，也是媒介地理学研究的主要内容。从报刊到广播，从电影、电视再到网络，科技的高速发展带领人类驶入一个又一个全新的传播时代，也为媒介地理学的发展提供了良机。传播世界正由语言、文字传播飞速地转向画面、影像传播，由印刷媒介转向视像媒介，由时间模式转向空间模式，媒介地理的性状日益明显。那么这些传播要素是以怎样的方式影响社会地理变革的，而社会地理又为它们带来了怎样的变化？戴上媒介地理学的眼镜进行观察和分析，我们会发现媒介与地理之间真实而有趣的互动过程，重构媒介世界的真实图景。
媒介地理学研究人类同媒介、地理的相互关系及其互动规律，而人在这三者之间起着主导作用，因为媒介与地理之间的关系必须通过人的活动才能得以建构。
人总是存在于一定的地理环境之中，因此人的一切活动都是特定地理环境、地理空间下的产物，传播也不例外。媒介地理学关注和重视生活在不同地理环境下人的不同传播特点，以及不同区域受众对媒介内容的不同地理认知和解读，也即研究传播者和受众两个方面。
传播是人性的外化，也是环境的折射。在传播活动中，传播者和受众都非常重要，他们是传播活动的参与者和主导者，都深受环境的影响。传播者（disseminator，又译传者）是传播活动的发起人，即以发出信息的方式主动作用于他人的人、群体或组织。处于不同地理环境中的传播者在传播活动中会带上不同的地域文化的烙印，从而影响整个传播过程。受众是信息传播的“目的地”，是信息传播链条上的一个重要环节。受众（audience，又译受传者、视听者、受者）是一个集合概念，包括报刊的读者、广播电视的听众和观众，以及其他传播媒介的信息接收者。传播学界通常将受众角色分为三种：社会群体成员，产品消费者，权利主体。当我们讨论受众与地理之间的关系时，不妨也将受众作为三种角色主体进行探讨。
第一节 传播者的地理特征
在传播学研究中，传播者是传播活动的发起人和传播内容的发出者，是位于传播起点的个人、组织、社会的混合体。传播者不仅决定着传播活动的存在和发展，而且决定着信息内容的质量和数量、流量和流向，决定着传播内容对人类社会的作用和影响。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不同的地理环境养成性情不同的人，人类的生存和传播活动，都要受到一定的地理环境的左右。传播活动既是传播者面貌和人格的本质反映，也是其自身所处的地理环境的真实写照。从中国近代报刊的兴起到当代大众传播媒介的迅速发展，每一阶段我们都能觉察出地理环境对传播者的影响。
一、近代报人的地理分布
中国近代报刊的诞生起源于19世纪，1815年8月5日，中国历史上第一份近代报刊《察世俗每月统计传》在马六甲正式创刊。早期的中国近代报刊都是外国人在华创办的，而维新变法运动掀起了第一次国人办报活动的高潮，从此揭开了国人自办报刊的序幕。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这段时期，维新派、革命派和《新青年》同人三个报人群体相继引导了当时中国的革新运动，这三个报人群体呈现出明显的地域特征。
维新派的主要报人有康有为（1858，广东南海）、梁启超（1873，广东新会）、严复（1853，福建侯官）、汪康年（1860，浙江钱塘）、谭嗣同（1865，湖南浏阳）、康广仁（1867，广东南海）、麦孟华（1876，广东顺德）、唐才常（1867，湖南浏阳）、徐勤（1873，广东三水）等人。从上述9人的籍贯来看，出身广东的康有为及其弟子占5人；谭嗣同和唐才常出身湖南浏阳；严复出身福建侯官；汪康年出身浙江钱塘，不过他在母腹中就开始了难民生涯，五岁时定居广州。晚清时期，西方人把远离政治中心的广东作为最早的活动中心，而香港更是他们从事宗教、经济、政治活动的基地。因此，维新派中的广东籍报人受到西方思想影响最为显著。如果把移居广州的汪康年计算在内，这批报人有6位受到广东现代文化思想的浸染。曾国藩带领湘军平定太平天国运动后，地处内陆的湖南风气大变，成为一个能够产生和传播新文化的重地。而福州更是西方人早期进入的沿海城市，林则徐即出生于此。这些能够接触西方文化的地理环境，为他们日后变法思想的形成提供了条件。
革命派报人包括孙中山（1866，广东中山）、陈少白（1869，广东新会）、郑贯公（1880，广东中山）、章士钊（1882，湖南长沙）、蔡元培（1868，浙江绍兴）、林白水（1874，福建福州）、胡汉民（1879，广东番禺）、章太炎（1896，浙江余杭）、于右任（1879，陕西三原）等9位具有影响力的人物。与维新派报人相同，他们身上也带有明显的地域分布特征。从这些报人的籍贯来看，与维新派报人相似之处是，广东人仍占主要位置，而湖南、福建、浙江三省各占一席，这可以再次证明，在西方思想活跃、东西方文化交流频繁的地域，更容易产生具有创新思维的人。不同的是，地处内陆的陕西也产生了具有影响力的报人，这表明革命派在利用报刊上已经有了更为明确的方向，涉及区域突破了维新派在大城市发行的局限，新思想的传播范围扩大、速度加快。
《新青年》创刊时由陈独秀主编，主要撰稿人均为安徽籍。1917年初，陈独秀被聘为北大文科学长，杂志社遂从上海迁往北京。从1918年1月第4卷第1号起，不再接受外部投稿，撰译稿件全部由同人完成。参加编辑活动的一种是“轮值编辑人”，有陈独秀（1879，安徽怀宁，留学日本）、李大钊（1889，河北乐亭，留学日本）、胡适（1891，安徽绩溪，留学美国）、刘半农（1891，江苏江阴，后留学英国、法国）、钱玄同（1887，浙江吴兴，出生于江苏苏州，留学日本）、沈尹默（1883，浙江吴兴，留学日本）；另一种是积极撰稿并参加编辑部会议的“客员”，有鲁迅（1881，浙江绍兴，留学日本）、周作人（1885，浙江绍兴，留学日本）、高一涵（1885，安徽六安，代刘半农做过一次轮值，留学日本）、陶孟和（1888，祖籍浙江绍兴，生于天津，先后留学日本和英国）、王星拱（1887，安徽怀宁，留学英国）、陈大齐（1886，浙江海盐，留学日本）、张申府（1893，河北献县，后留学法国）等人。从杂志社的变迁来看，撰稿人明显呈现出“北大化”趋势，不接受外部投稿，《新青年》成为一个以北京大学文科为核心的同人社团。这种将新青年社团与北大文科结为一体、相互依存的精英立场，保证了其思想的连续性和对宗法社会攻击的有效性。
从上述13个《新青年》编撰人来看，浙江籍的有5人，安徽籍的有4人，河北籍的有2人，天津和江苏籍的均有1人。与前述维新派和革命派报人相比，一个最显著的籍贯特点是，没有出现一个广东人，浙江和安徽人占据了优势，长江中下游流域取代珠江流域的主导位置。从这一简单的统计可以看出，主张文化革新的《新青年》群体与主张政治革新的群体相比，出生地域出现了北移的趋向，长江中下游流域已经成为滋生西方现代化思想的中心。这一定程度上表明新思想不再局限于广东、福建等沿海的西方势力最先到达的地方，而是渗透到国家领土的腹地；同时表明，现代化思想经过大众传媒的传播，影响力扩展到更为广泛的区域。
总的来说，从维新派报人到革命派报人，再到“新青年”同人，三个群体在地域分布上呈现出由最早接触西方文明的地区向其他地区辐射的趋势，足以体现地理环境对报人思想的影响。
二、当代媒介人才的地域分布与流动
近代新闻人才呈现由东西方文化交流频繁的地区向内陆地区扩散的特点，这种地域分布特点一直保留到今天。与我国地理的西高东低相反，是我国媒介人才的分布呈现东高西低的特点，媒介人才大量分布在东部沿海地区，这与我国媒介集群的分布规律相一致。
我国的媒介绝大部分分布在东部地区，以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为例。截止2006年，在已成立的媒介集团中，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集中了报业集团13家，占全国总数的28.9％；广播影视集团有9家，占全国总数的42％；电影集团2家，占全国总数的28.6％；出版集团4家，占全国总数的17.4％。由于东部地区集中了大部分的媒介集团，因而媒介人才也大多分布在这些地区。
从全国媒介从业人员的学历情况来看，东部地区集中了很多高学历的媒介人才，2007年，上海、江苏、浙江和广东报纸记者中硕士以上学历的人数为1660人，占全国报纸记者总人数（7413人）的比例高达22.4％。就广播电视人才分布而言，全国的广播电视人才分布具有区域的不平衡性。东部沿海地区如广东、山东、江苏、浙江等几个省份广播电视从业人员人数较多；而西部地区和少数民族聚集地如青海、西藏、云南、海南和宁夏等几个省份广播电视从业人数较少。
媒介人才的分布不平衡现象很大程度上是由新闻传播教育水平的地区发展不平衡性决定的。据统计，从1985年到1999年，中国高校在15年间增设了17个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点，而到2000年增设了13个点，2001年则猛增18个点。这些专业点主要分布在大城市和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据教育部高教司2005年统计，全国新闻类专业在校生达12万余人，新闻类专业点达661个，而且目前仍在继续增加之中。这些专业点主要分布在东中部经济发达地区，而西部地区相比之下远远落后，仅占不到总数的十分之一。西部地区的媒介集团在媒介人才培养上本身资源就匮乏，随着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这种失衡将日趋严重。
再如高层次媒介人才培养机构新闻传播博士点，目前国内共有14家授权单位。其中，一级学科点六家，分别是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华中科技大学；传播学二级学科点四家，分别是北京大学、浙江大学、上海大学、厦门大学；新闻学二级点四家，分别是暨南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四川大学、南京政治学院。在这14家授权单位中，位于西部地区的仅四川大学1家。
西部地区媒介人才的教育方面相比之下远远落后于东部地区，有限的师资、资金等办学资源分散，使得西部地区难以形成专业培养优势，创立品牌专业。
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户籍制度逐渐放开，人才跨区域流动的现象更加普遍。同时，公费医疗等福利制度逐步实施社会化改革，使人才对单位的依赖性大为降低，大规模的人才异地流动成为可能。由于东部城市发达的经济基础和丰富的媒介资源，媒介人才集中与迁徙的趋势自然形成由西向东、向北的流动。“新闻人才呈现两种流动态势：孔雀东南飞和孔雀向北飞。即新闻人才向东南沿海地区流动和向中国政治文化中心流动。”一些来自西部地区的新闻传播专业学生，在毕业之后大多选择留在东部地区，而很少会回到自己的家乡，这使得西部本已稀少的人才流失更加严重了。
例如，2001年在北京创刊的《京华时报》，吸收了来自北京、广州、西安、四川等地的一大批报业人才加盟；2001年4月，上海《新闻晚报》改版招聘，吸引了不少江苏、浙江、广东等地的新闻从业人员；在北京、南京、广东等地，甚至出现一批新闻打工者，经常在各家媒体流动，被称为“漂记”。随着媒体跨地区经营的开展，人才异地流动将会更加频繁，也将导致东西部媒介人才的分布更加不均衡，这是值得学界和业界关注的问题。
三、传播者的地域特色
由于媒介中的传播者来自天南海北，他们的意识无不打上其所在地域的文化烙印，所谓地域文化是指文化在一定的地域环境中与环境相融合打上了地域烙印的一种独一无二的文化形式，具有独特性。正所谓“天地人同一”，不同地区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地域文化，传播者的传播活动也必然与其所对应的地域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传播者的传播风格会带上明显的地域文化特点。
就中西方传播者而言，地域文化的差异就深深影响了媒介的传播价值取向。
西方文化崇尚自由、民主，新闻出版自由是公民自由的重要体现，他们认为报刊是“观点的自由市场”。传播媒介中允许有不同观点的存在，其目的是为了追求真理；而中国传统文化形成了中国人崇尚权威的性格，新闻媒介自诞生之日起就是政治斗争的工具，传播者大多秉持“官本位”的原则，充分发挥着媒介“耳目喉舌”的作用。西方人为了保障自由，必须运用法律来维护自身权益，保障自由、民主和权利。
在西方国家，只要有事实依据传播者可以批评政府，与集体的权利相比，他们更强调个人的权利，在新闻报道中大多提倡保护个人合法利益。而中国经历了几千年的“人治”，中国人看重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而非冷冰冰的法律条文。这导致了传播者更注重媒介内容的情感注入，因此中国的媒介传播者非常重视新闻评论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