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成舍我1932年4月在北平燕京大学新闻周的演讲稿
《中国报纸的将来》的解读众所周知，成舍我先生一生中曾经在不同的场合，发表过多篇有关新闻事业的讲话或文章，这些文章中较为著名的有《我们的宣言》、《告别北平报界书》、《就算是我的感想》、《报纸救国》、《我们这一时代的报人》、《〈立报〉发刊辞》、《本报二周年纪念特刋弁言》、《如何办好一张报纸？》、《在北平新专首届开学典礼上的致词》、《世界新闻事业的发达与中国报纸的前途》等等，林林总总，相当丰富。
但细细阅览这些文献，发现它们要么是一些成氏为其新创报纸所作的发刊辞，限于篇幅与特定的读者对象，无法详细展开论述；要么是成氏在一些特定场合的简短发言，总有言未尽意之感。相形之下，这篇《中国报纸的将来》就不同了，因为这是一篇篇幅长达近两万言、较为全面地反映成舍我20世纪30年代新闻思想与理念的重要文献。
我们之所以断言成氏这篇文献非常重要，是因为此篇演讲稿为成舍我先生1932年4月应燕京大学新闻系诚邀，在该系组织的“新闻周学术演讲活动”中专门为该系新闻专业的学生而精心准备的。在作这次演讲前，成先生有着较为充足的准备时间，做了很好的准备，演讲后又对该篇讲稿进行了细致的文辞校对及内容补充，其篇幅也扩充到长达17000余字。所以说成氏的这篇文献在分量和内容上与其他应景式的短篇讲话或文章有很大不同。
从成舍我自身发展历程来考量，1932年时的成舍我无论是新闻办报实践、新闻从业地位、个人学养能力和1930年环球新闻考察后的眼界，都已达到了一个高峰期。这篇成氏燕大新闻周演讲稿最典型化地呈现了当时成舍我报业思想之精华与理念，可以说是成舍我先生在大陆期间（1949年之前）关于新闻事业的一篇极为重要的文献资料。所以说，在成氏的诸多论述中国新闻事业的文章中，这篇《中国报纸的将来》演讲稿有着相当重要的意义。
《中国报纸的将来》是成舍我1932年4月29日在北平燕京大学举办的第二届新闻周的一次公开演讲的讲演稿。后经校对增补，从1932年5月6日起，连续七天在成氏的《世界日报》的教育副刊上刊载（5月6日至12日）。从该篇讲演稿结尾“讲者附志”介绍文字来看，这是成舍我因燕京大学新闻系“黄主任托管翼贤先生来问我，预备讲些什么”而准备的一个题目燕大新闻系黄主任是指黄宪昭先生，时任燕大新闻系主任。管翼贤为当时北平《实报》的发行人，北平报界的大佬级人物，抗战爆发后投身日寇，成为著名的文化汉奸。成氏谦虚地说，因为考虑到燕京大学的“此次新闻周，贵校延请了许多报界先进，来此讲演”。“我呢，学无专长，就报一样大杂烩吧，‘大而无当’，‘杂而不精’，我这个‘中国报纸的将来’，或许正合了那两句古话”。虽然“因为讲演时间，只一小时，所以有许多地方，在当时不能说得太详细。承荣于两先生纪录以后（引者注：荣于两先生指此次演讲记录者：荣涛、于振纲），由我亲自校阅，并将原来简略的处所，加以补充。整理完成，全稿已近两万言”。这篇经过成舍我先生亲自校对补充勘正的演讲稿是成舍我一生中论述中国新闻事业篇幅最长的一份文献，在研究成氏新闻思想上之重要性与丰富性自不待言。下面我们分别对成氏这篇重要新闻学演讲稿中的相关内容做一个详细的解读。
一
《中国报纸的将来》全文虽长，但成舍我主要集中论述了他认为重要的三个问题，这也代表了当时他从这三个前沿趋势上对中国新闻事业发展前景的看法与思考，下面分别加以介绍评述。
在文章的开首，成舍我首先对中国报纸的“将来”这一概念做了一个“界说”，“就是我所指的将来，从现在看起，大约最多不过三五十年”，“我所说的中国报纸的将来，在最近三五十年内，一定有实现的可能”。
然后，成舍我先生以自己和他所熟悉的北平、上海报业为例，重点谈论了一个世人皆知的事实：这就是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给中外新闻界带来了巨大的进步。成舍我在演讲中宣称：“十九世纪，简直可以说是蒸汽与电的世纪。现在的世纪，飞机、无线电，又将改变人类一切的生活，那么，二十世纪，我们也就简直可叫他做飞机与无线电的世纪。在这个世纪中，报纸受飞机和无线电的影响，当然还是最大。全世界的报纸如此，中国报纸，当然也不能除外。”
在进行了必要的重要概念界定和时代背景分析之后，成舍我先生提出了本篇演讲的三个重要问题。他问道：“今后三五十年内中国的报纸，将怎样演进呢？固然，一部分有中国特殊的背景，实际上，大部分，与世界报纸的将来，自然不会有相反的倾向。依我的见解，中国报纸的将来，受了新时代的影响，他的变化一定有三个重大问题发生：第一，怎样去控制一个报馆？报馆的主笔，将为谁有？报纸的商业化，是否尚有存在可能？第二，如何去确定一个报馆的言论方针？及如何去采集国内外一切重要的新闻？第三，如何可以使一个报纸，用最速的方法，在最短期间，分配于全国读众。换句话说，就是最近三五十年内，中国报纸的组织、编辑采访、发行，都将有极大的革命。”
对于第一个问题——“怎样去控制一个报馆？报馆的主笔，将为谁有？报纸的商业化，是否尚有存在可能？”成舍我的解释非常重要，他对这一问题的思考与诠释深刻地反映了成氏独特的新闻报业思想之特质。
成舍我首先严肃地提出了探讨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先讲第一个变化。在这个变化的过程中，他的特质，就是中国将来的报纸，还是照着欧美‘报纸商业化’旧的途径，紧紧跟着一步一步的走去？还是在旧的途径以外，另开生路？假若我们对这个根本问题，不能认识清楚，则无论中国报纸，将来能发达到怎样地步，对于未来的世界的人类福利，也不会发生丝毫关系的。”
成舍我提到了办报的一个发展趋势，“从前那班文人，想以个人力量去办报的，近百年来，在欧美几乎是绝对不可能。中国现在，虽还有些文人，用极少资本，凭个人文章和资望，去自行创办报纸，然而这种报纸的成功希望，是一天会比一天减少”。“这就因为现代的报纸，既然纯粹商业化……就不能不需要最多的资本。一个赤手空拳的文人，如何能同那班坐拥巨金的资本家竞争，没有法子，只好拱手让人。所以在现今资本制度，和‘报纸商业化’的口号下，‘报’只是资本家的专利品，别人是无从染指的！”
这种报纸成为资本家的专利品之后果会如何呢？成氏一针见血地指出：“假使左右全国的舆论机关，都操纵在少数贪狠自私的资产阶级手中，此中危险，如何重大，当然不言可喻。欧美的新闻大王，他们只知道自己如何投机发财，对于社会公众的福利，几乎是毫未想到，照这样继续推演，直到现在，‘新闻商业化’所以就成了世界上各种最严重问题之一。”
那么，怎样避免这种新闻商业化的危机呢？成舍我在演讲中告诉听众，西方的“‘新闻大王’的产生，和现今所谓‘报纸商业化’这都是整个的经济制度问题，整个的经济制度不变更，‘新闻大王’，和所谓‘商业化’的弊害，是无法矫正的”。但是，虽然“报纸不能不需要资本，由各种观点看来，也不能不相当的商业化，不过，产业革命后的资本主义，现在已根本动摇。科学更进步，机器更发达，而一切社会制度，却不能不有新的改变。则此后的报馆组织纵然需要资本，纵然要商业化，也一定和现在的‘资本’与‘商业化’不同”。
成舍我在演讲中给听众讲了自己的一段经历。他说自己曾在世界新闻教育之翘楚美国密苏里大学，当面向新闻教育界名声卓著的该校校长威廉博士“叩询”此方面的意见，威廉博士“经过很深切的考量，答复我说：唯一希望，还在一般读报者知识和道德，能较现在增进，对于报纸的价值，能有明确的认识。那些只知牟利的报纸，不但不能迎合一般社会的心理，反将为一般社会所厌弃。如此，则彼辈伎俩已穷，报纸风格，自可一变云云”。
然而，成舍我对威廉博士所开列的这个“药方”显然不大以为然，他告诉听众：“威廉博士这一番话，在现代制度下，当然是无可如何的唯一希望。然而一般人们的知识和道德，究竟何时，才能达到我们理想上的标准？”所以“我们一方面要促进中国报纸的发达，一方面又要努力阻止中国报纸，和欧美资本化商业化的报纸，走入同样的运命。我们就不能不从静待读者知识和道德增进的唯一希望以外，来另找一个新的希望”。
那么，成氏的“来另找一个新的希望”又是什么呢？在世界潮流中的中国未来报纸走向到底该如何呢？成氏判断：“假使在中国，有革故鼎新的机会，我想，将来报纸的趋势，在组织方面，定不外两种方式。一种是报纸国有，一切报纸，都由国家来经营，或指导，不许任何私人，握有如此伟大的舆论威权。另一种，是虽许可私人经营，但其资本，唯以在报馆任有工作者为限，自社会以至工人，均为主权者，均有分担保管责任分享报馆利益之权，非工作员无坐分红利，换言之，即不劳而获之大资本家，概在摒除之列。”
在这里，成舍我先生提出了改革中国未来报纸遭受“商业化”侵害，防止自私自利的“新闻大王”现象出现的两项措施：报纸国营化和报馆公营化。很明显，这两项措施的共同目的都反映了成舍我先生的一个报业核心理念，这就是反对将具有社会公共服务性质的报纸这一“伟大的舆论威权”机关交由不负责任、自私自利的报业资本家来掌管。当然，相形之下成先生对报馆公营化这一措施似乎更为赞许。
必须指出的是，如此立场坚定、态度鲜明地在1932年就在中国提出了反对新闻事业私人资本垄断化主张的成舍我先生，无疑走在了中国乃至于世界新闻界的前端。
众所周知，在新闻事业最为发达的美国，在著名的哈钦斯委员会（成立于1942年）最后报告《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1947年3月27日正式发表之后，才第一次在社会上集中反映了新闻事业的资本垄断化所带来的一系列弊端，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著名的新闻事业新的理论——“社会责任”理论。但是，这个旨在有限遏制巨大的资本垄断美国新闻事业，妨碍广大受众真正享有新闻自由的理论，迄今都没有得到很好的实现。直到上个世纪的80年代，美国加州大学的巴格迪坎教授所写的《传播媒介的垄断》一书还在严厉地批判美国新闻事业垄断私有化的后果，但却依然提不出有效的改进方法。而在上个世纪30年代初期的中国，一位资深的、富有理想的、具有全球发展眼光的、对中国新闻事业发展之未来抱有信心的报业家却已经提出了新闻事业过度资本化的弊端和改革途径，这是很了不起的，是很值得我们中国新闻人骄傲的。
对于如何反对报纸完全资本家化，成舍我期望通过根本性的产权制度改革来达成这一目的。所以，他判断报纸国有化和报馆公营化将是未来中国报纸进行产权改革的两个基本模式。他特别中意第二种报纸单位员工产权化模式，认为这是一种在资本商业化基础上对资本家私有垄断报馆的有效改革途径。“因为这种办法，虽然不能容许新闻大王的存在，然尚可容许私人报纸的经营。”
但是，仍然属于“私人化”的报馆会不会又成为报馆单位员工们这种小团体的一个获利的私有机器呢？报馆的这一帮人会不会公器私用呢？会不会用报馆威力巨大的言论与报道来达成自己小团体的目的？
对此，成舍我先生开出了第二个“药方”：除了报馆的产权员工化以外，“关于报馆主张及言论，应另有一监督机关，所有报馆对政治，社会的批评，概应受此机关指导。总编辑之进退，亦应由此机关决定。此机关之人选，应由社会民众团体推选。而每一报之读者，亦得有权推代表参加每一报馆之此种机关。如此，则个人操纵舆论，或违背公众福利的弊害，自可铲除。”显然，此项成立社会广泛代表性的监督机关对报馆言论与报道进行管理与指导的措施，明显是借鉴了英国公营化媒介的典型代表——英国广播公司（BBC）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