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被逼无奈
这样乱糟糟地就到了1969年的秋天。
我的刚刚出生不久的儿子还不满一周岁。在当时是不可一世的、炙手可热的林彪，发表了一个所谓的“一号通令”，说是由于什么“备战的要求”，命令把北京市的所有知识分子，都统统“疏散”到“五七干校”去。
为什么要备战？会跟哪一个国家之间发生战争？没有人向全体国民做出明确的说明。反正那时候天天讲月月讲的头号修正主义敌人是前苏联，而头号帝国主义敌人是美国。在国内的阶级敌人是“地富反坏右”和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究竟谁是第一号谁是第二号可就弄不清楚了。
在“一号通令”发布前，我正被迫在北京市的远郊区密云县的大山沟里劳动。那时候，我的儿子只有七个月，我本可以留在学校里，但是一个造反派向军宣队打小报告，说我的“资产阶级思想严重”，又不揭发“现行反革命分子”（我的几位同事议论江青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我拒绝“揭发”），必须得去大山沟里劳动改造。军宣队一向把造反派当做自己的“群众基础”，当然就采纳了她的意见。
我只能与幼小的儿子含泪告别，把他留给了年迈的婆母和尚未被赶出北京的丈夫，到了长城脚下的一个小山村。
我被分配住在一户农民的家里。每天都要上山砍柴，搬石头，割豆子，刨白薯，刨花生，挑担子，一日三餐，却只有白薯干、窝窝头和玉米渣稀饭。厕所与猪圈是合二为一的，方便时几头猪会在你的身边活动。洗衣服要去山脚下的河沟，里边的水冰凉。
不过，这毕竟还是北京市的郊区，每到月底，允许把加在一块儿的四个星期天当做探亲日，来回用去两天的时间乘坐长途汽车，赶回家里与儿子和亲人们团聚两天。
“一号通令”下达后，连这个小山村都没有了我们的立足之地，目的是把我们这些人立刻又快又省地统统轰出北京。于是军宣队把我们火速地从密云调回北京，给我们开会，在会上非常明确地命令我们：必须在半个月之内，把户口、粮油关系，随身带到河南的“五七干校”去。
这半个月里的气氛，是从来没有过的严峻。婆母因为是“临时户口”，被逼回了上海，对这位七十岁的老人，也不允许她住在儿子的家里。丈夫的单位，限制他们必须在五天之内迁好户口和粮油关系，他和同事们已经先于我离开了北京。家中只剩下了我和不满周岁的儿子。
假如我走了，孩子怎么办呢？
时间已经很紧迫了，我焦急万分，但又束手无策。
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掌故，上小学时就听老师讲过了。焚烧鸦片的林则徐，反而被发配新疆的荒谬历史，上中学时就从书本上得知了。没想到从小怀抱着美好的理想，苦读了半辈子书的普通知识分子如我等，却在而立之年，遇到了如此荒诞的事情。
工宣队里那位朴实宽厚的老工人已经被一个镶金牙的家伙所代替。军宣队的人马也早已经换成了来自浙江的林彪嫡系空×军。半个月没到，他们看我既未表决心，又无任何动静，军宣队里的那个大个子连长伙同工宣队里的那个镶金牙的造反派，忽然找到我的家里来了：
“××！你得立刻把孩子安排一下，赶紧去干校！”
我看着大个子连长脚上穿的那双军用皮鞋，已经被他擦得油光黑亮，又是坐着小轿车来的，竟然一尘不染。再看看另外一位的两颗金牙，也正冲着我，神气活现地闪闪发光。
我再看看怀抱中的儿子，他正睁着一双又大又黑又亮的眼睛，一会儿亲切地望望我，一会儿又惊奇地望望这对陌生人。
我什么话也没有，当然就什么话也没说。
大金牙是个脾气暴躁的家伙，他看我没反应，就冲着我和孩子大声嚷嚷：
“你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
我赶紧把孩子搂紧，以免吓着他。
他们走后，我就设法安排孩子。丈夫已在千里之外，没有办法帮助我。我从小没有母亲，当然就没有娘家。婆母已属高龄，也在千里之外，还要给她的女儿照顾三个未成年的儿女，她的女婿因为是一个工厂的总工程师而正在接受“隔离审查”。朋友们的处境与我一样，也都自顾不暇。那么，谁来帮帮我？
我抱着不到一周岁的婴儿，真是一筹莫展。
几天之后，那两个人又来到了我的家里，进行逼迫：
“××，你到底是怎么回事？磨磨蹭蹭地想逃避伟大领袖亲自指引的‘五七道路’吗？”
我没有话。可是孩子的安置实在是个大问题。于是我问：
“我把孩子带着行吗？”
“大金牙”立刻呵斥：
“不行！你们去了还得自己盖房子，你带着孩子怎么劳动？”
这时我才知道，原来所谓的“五七干校”里，还没有能够为我们遮风避雨的立足之地。
既然如此，我当然不能把这么小的孩子带去。自从祖母去世之后，我挨过饿，受过冻，遭到过莫须有的白眼与虐待，可以说什么苦都能吃。然而这个刚刚降临到世界上来的小生命……
“我不带孩子了。我得把他安置一下。”
“大金牙”和大个子立刻问我：
“你怎么个安置法？”
那就是我的事了。我没有必要告诉他们。他们明明知道我毫无办法，为什么还要如此地逼迫我？
假如我肯向他们谄媚，假如我肯像造反派所做的那样揭发自己的友好，或者假如我像一个同事所干的那样：她因为仅仅受过初中教育却在60年代初混入大学教师的行列，而当“文革”初起就贴大字报陷害同事，并宣布她本人不是“臭老九”，没有上过大学，立刻脱离教师队伍，混入总务处的工人师傅群中，理所当然地不用去干校劳动。这类的事，打死我也做不出来。
他们看我沉默着。“大金牙”立刻改换了态度，笑嘻嘻地对我说：
“我老婆说了，趁着知识分子都下乡，让我给她弄几个孩子带带，每月能赚几十块。你的孩子要是真没人带，干脆送到我们家里，让我老婆带得了！”
他逼迫我，原来仅仅是这个动机。
本来，我因为痛苦、惜别，实在没有办法可想，一直低着头，沉默着。听了“大金牙”的话后，我立刻警惕地抬起头来，瞪着他。我本想把自己的伤心、愤怒、无奈，毫无保留地冲着他和大个子，倾泻出来。然而转念一想，他们实在不配。我只冷冷地对“大金牙”说：
“不必你操心。干校我立刻就去。你们不必再进我家的门。我丈夫不在家。至于我的孩子，就是他死了，也轮不到你的老婆带。你死了这条心吧！”
大概是我的眼光中，流露出了足够的愤怒与轻蔑，听了这样刺耳的话，“大金牙”竟然没有再度地发作，而是与大个子一起，赶紧钻到等着他们的小汽车里面去了。
四、上路
出发的那一天，我们得自己把行李卷儿扛到火车站，然后找到自己的硬座车厢，把行李卷儿塞到头顶上的行李架子上，再找到自己的硬座位号，一连十几个小时地坐到河南。
下了火车，正值深夜，在一个肮脏的候车室里，有几条油漆剥落的长条板凳，领队让我们坐在上面等候。这时已经浑身酸痛，疲惫不堪。洗手池和卫生间是幻想中的海市蜃楼，只能走进不能用文字来形容其污秽程度的公共厕所。
等待了若干小时之后，几位先我们几天到达这里的“五七战友”来到了候车室，说是运送我们的大汽车已经到了，让我们赶紧上车。
所谓“大汽车”也者，就是我们今天常在街头看见的那种旧式的运货大卡车。
我们先把各自的行李卷儿扔到大卡车的车厢里，然后人再爬上去，在行李包裹的空隙之间，为自己安排一个坐着的窝儿。几个“五七战友”就横七竖八地斜靠在自己的行李卷儿上，休息一下。
大卡车在河南乡间的黄土路上颠簸着。幸亏是晴天，车还走得动。假如是雨天，车轮就会深深地陷入黄泥里。尘土飞扬得老高，烟尘遮掩着目光，几乎看不见周围的景物。我思念着离别的儿子，和也在河南却无法见面的丈夫，眼泪不由自主地就溢了出来。又怕同行者看见，赶紧掉转过身体，脸向车帮，并极力镇定着自己。一心一意地想着：我还能够回到北京吗？我什么时候才能回到北京去呢？
同行者中间，有一位著名的外语播音员。他是一位相貌堂堂、文质彬彬，很有教养的知识分子。他大概体察到了我的情绪，待我强迫自己恢复了平静之后，就听见他很温和地主动询问我：
“你的家里还有什么人留在北京吗？”
我只能以实相告：
“孩子。还不满一周岁。”
他很惊讶地继续问我：
“为什么不照顾你？根据政策，你是可以照顾留下的。”
我不知道如何答复他。告诉他我不会看风使舵吗？告诉他我绝不向自己看不起的人提出请求吗？告诉他我不愿意说连自己都不相信却能讨好军宣队的谎言吗？告诉他我不愿意昧着良心把正直的同事打成“现行反革命”吗？假如我不是自己原有的性格，假如我去向当时掌权的工军宣传队或者造反派头头谄媚，也许我就能够留在北京了。我的一位同事不就正是这样做了吗？但是，我不能。我是带着对某些人的轻蔑，离开我的孩子，离开我的故乡北京，来到这块陌生而贫瘠的黄土地上来的。
可是我什么也没说，我只是默默地点了点头。然后，将我的心事用一种反问的方式泄露给他：
“什么时候才能回到北京去呢？”
他也反问我：
“你相信还能回到北京去吗？”
我相信。我真的相信。我不知道这种信心的理由。我只是直觉地感到：太荒谬的事情不会持续过久，我还能够等到恢复正常的那一天。我对他说：“我相信。您说呢？”他思索了一下，然后回答我说：“不一定。”我知道自己总是改不了天真的毛病，也许我对未来的看法太乐观了一点儿，他是一位见多识广的人，可能比我更冷静，于是我请教他说：
“为什么呢？您为什么认为‘不一定’呢？”
“得看形势的发展。看整个形势的发展。——看国内的，也看国际的。”
我这时才意识到也许形势真的很严峻。也许我这个只重感情，只会思念亲人的傻女人，再也回不到自己的故乡北京去了。
五、劳改农场
大卡车在黄色的尘埃中颠簸了大约十个小时之后，听到有人喊了一声：
“到了！”
我从困倦的昏迷中醒来，感觉到身子下面的车轮已经放慢了速度，抬头向前面望去，看见了一堵被木桩和铁丝围成的围墙，中间的大门也是由几根木头和铁蒺藜编织而成的，这时正敞开着，任由我们的司机将卡车开进去。
走进大门，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左右两边，一排紧挨着一排的低矮土房，后来自己也当了窑工之后，才知道这些土房，都是由当地的黄色黏土所烧成的土坯砖搭盖而成的。再看看土路四周的大片田地里，三五成群劳作的人们，都穿着打着补丁的破旧棉衣，有的在积肥，有的在喂猪，有的在烧砖，有的在盖房子。也间或看见几个穿着黄绿军装的现役军人，在人们中间巡视走动，这就是军管组的人了。
待到卡车停稳，我们从后车厢里跳到地下，才看清了走到车前来欢迎我们的人们，原来都是过去很熟识的同事。在他们之中，有各种各样的人才，过去都是很有名气的，如著名的相声演员侯宝林和马季，还有歌唱家、导演、话剧演员、中文播音员、外语播音员、编辑、记者，等等，等等，他们都一律穿着缀满了补丁的破旧棉衣裤。因为住的是土坯房，房间里又没有火炉取暖，日夜在零下十几度的严寒里苦熬，有的人的脸上，已经长出了深紫色的冻疮。
我们被引领着，走到了自己的“连队”、自己的“排”、自己的“班”里。当时所有的知识分子，都被按照军队的模式，编成了“连”、“排”、“班”。然后又被领到了自己所属的“营房”里。
那也是一间用土坯砖搭盖而成的房子，是先来的“五七战友”亲手为我们搭盖的。
关于这种土坯砖和土坯房，在这里要特别介绍几句，因为没有到过黄泛区的读者朋友，是很难想象它们的特征的。
我们所在的劳改农场位于河南省境内的黄河泛滥区，简称黄泛区。这里的黄土非常之黏，把这样的黄土用水和好，切成长方形块状，再放进土窑里面去烧，就烧成了一块又一块的土坯砖。我们住的房子，就是用这样的土坯砖盖起来的。
我住的这间土坯房的面积很小，仅够两边靠墙各放两张木板制作的上下双层床铺，中间留有一尺多宽的走道。房子的前面开一扇很窄的门和一扇很窄的窗，后面也开一扇一尺见方的小窗，门和窗都是用很粗糙的木头做的，一不留神手上就会扎刺。地面当然也是黄土地，凸凹不平，床的四条腿下面，还得垫上砖头、硬纸、杂木头块等等，用来保持平衡和稳定，假如谁的体格稍胖，要从下铺爬到上铺去，床就会吱吱唧唧地摇晃起来。这间房屋的四张上下双层床铺上，住了八个人。
我被分配在靠着后窗的一张上铺上面，因为紧挨着我们这排房子的后面一排房屋，住的就是男性“五七战士”，所以那个只有一尺见方的后窗上面，窗帘总是严严地拉紧，使得本来就很昏迷的房间里，光线更加昏暗。我每次上下床，都必须格外小心，以免摔到地上。因为房子低矮，爬到上铺后只能弯曲着脊背坐着，不能直腰，有点儿像火车硬席卧铺里的上铺那样，所以如果不是冬天，我宁肯坐在院子里的地上，也不愿意爬到自己的床铺上去。
土坯房的墙壁非常之薄，而房顶是用麦草和黄泥糊成的，因此冬天奇冷，夏天奇热。这里的温差很大，冬天可以低至零下20℃左右，而夏天则可以高至40℃左右。热天身上长满了痱子，冬天脸上又长出了冻疮。地面就是黄泛区的土地，十分潮湿。每逢下雨，雨水就从房顶上漏下来，大雨大漏，小雨小漏，我们得用大块塑料布盖好自己的被褥，再把脸盆、饭盒等容器放在床上，接水。再看看地上，更是十分奇异的景观：一只又一只的青蛙，最大的如电灯泡那样大，最小的还只是没有成形的蝌蚪，仿佛是一个又一个的几世同堂的青蛙家族，正活跃地快乐地在水池中跳舞。那坑坑洼洼的地面，已经形成了许许多多大小深浅各不相同的江河湖海，很像一张十分丰富多彩的地图。
我把自己的行李（其实就是一个大塑料袋装着两条被子、一条褥子、四季换洗的衣服而已）放在指定给我的“上铺”上面。房间的粗糙木头门框两边，贴着一幅对联，对联的横眉上写着四个字，叫做“以校为家”。军管组在训话时，也要我们“一辈子走五七道路”，那么，这个实际上是劳改农场，却被有的人美其名曰“五七干校”的地方，这个只有两平方米的一块长方形木板床，就该算是我的“家”了。
幸亏住在同一个房间里的八位难友都是过去的同事，彼此能够相谦相让，虽然挤得像一个沙丁鱼罐头，我们彼此倒能相安无事。
可是我真不知道，我要被别人强迫着，在这个远离亲人的所谓“家”里，住到什么年月？
抑或是，干脆就不让我再回到自己真正的家里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