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六、金惠俊教授和釜山
如果没有林非与金惠俊教授之间的缘份与友情，我大概不会有机会到釜山去。在庆祝高丽大学校中文系成立20周年的学术演讲会上，我第一次与金惠俊教授见面。他个子不高，面孔白皙，戴着一副金丝边眼镜，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在镜片后面闪烁着智慧的光芒。那一天他穿着一身笔挺的西装，精神抖擞。他告诉我说：他与林非相识。其实他的大名，林非也已对我说起过了。
1993年的春节前夕，我从汉城返回了北京。寒假期间，金惠俊教授和他的师弟、高丽大学中文系的李旭渊博士一起来到了北京。说来很有意思，在北京与金惠俊教授的第一次见面，竟是在王府井大街南口的麦当劳快餐厅里。这次金惠俊教授的日程安排得很紧，于是林非与他约定，那天中午在距离彼此的活动都较近便的麦当劳聚会。金惠俊教授准时来了，他的谈兴很浓，谈中国文学，谈现代文学馆，谈见过面的与尚未见面的中国作家，还谈他已经乘过的公共汽车。他的汉语说得很流利，讲话像中国人一样准确敏捷。分手时，我请他注意安全，他便开玩笑地对我说：“请放心，我在北京街头完全可以冒充中国人！”说完之后，他就迈着快捷的步伐，消失在拥挤的人流之中了。正月初一的下午，他和李旭渊博士到我们家做客。韩国的民俗与中国的民俗很相像，韩国人也视春节为节日，不过不像我们的国人，认为春节是一年之中最重要的节日。韩国人认为中秋节才是一年之中最重要的节日，是全家必须团聚的节日。我按照中国的民俗，包好了饺子，又按照韩国的民俗，做好了年糕汤，金惠俊教授和李旭渊博士跟我们全家一起，欢度了春节。那时候我的儿子还没有飞往大洋彼岸，金教授和李博士一边与他畅谈，一边称赞他说：“这个年轻人长得真英俊啊！”1993年的春节，是儿子走前我们一家三口在北京度过的最欢乐的团聚之日。
金惠俊教授是高丽大学校研究生院的毕业生，获博士学位，现任釜山大学校中文系教授。每逢母校有什么庆祝活动和学术活动，他都必定要从釜山赶到汉城来。上面提到过，在1993年春天的一个星期日，李东乡教授带着李再薰教授、白永吉教授和我，到鸟致苑分校去联欢，将近中午的时候，金惠俊教授也和分校中文系的李海元教授一块儿赶来了，他一到，就开玩笑地宣称：“中国有句成语，不是说‘不速之客’吗？我就是那不受欢迎的‘不速之客’！”
这一年的秋天，林非应邀出席了在汉城召开的“‘鲁迅的思想与文学’国际研讨会”，这是他第二次到韩国，他与金惠俊教授又见面了。这次见面意义重大，因为金惠俊教授把他翻译的，由著名的高丽苑出版社出版的林非著作《中国现代散文史稿》亲手交给了林非。那是一本印刷得非常美丽的书，封面上的桂林山水，是金惠俊教授的一位师弟金敏镐博士，来中国旅游时在桂林拍摄的。出版这部译著的高丽苑出版社，是韩国最负盛名的出版社之一。
这次学术研讨会结束后，金惠俊教授邀请林非去釜山大学校讲演，同时邀请我到釜山去旅行。在他和高大中文系助教长张东天博士的细心安排之下，我们从汉城出发，坐了四个小时的火车，到达韩国第一大港口，也是韩国第二大城市的釜山。
釜山是一个海港，位于韩国版图的东南角，距离日本的大阪很近，与我国的上海是姐妹城市。金惠俊教授开着他自己的汽车到车站来接我们。釜山火车站靠近市中心，我们坐上金教授的汽车后，他就宣布：“林先生，真对不起，因为时间比较紧，我们现在直接去学校，稍微休息一下，讲演会就开始。”
釜山大学校是国立大学，面积很大，可以称其为汉城大学校的翻版。釜山大学校也是建立在一座山上，楼宇与楼宇之间也是层次分明，错落有致，也是有山，有水，有桥，有树。此时是深秋，枫叶和银杏树叶已经落满了地面，用脚轻轻地踏上去，发出“飒、飒”的声响，很有诗意。在文学院的大礼堂里，举行了中国现代文学的讲演会，金惠俊教授用他流利风趣的汉语主持了会议。正是在这个报告会的余兴节目里，我荣幸地结识了釜山大学校中文系的其他几位教授，和我国驻釜山领事馆的几位官员。
当天晚上，劳累了一整天的金惠俊教授，又把林非和我接到了他的府上，请我们住在他的家里。
他的家在半山腰上，是一座大楼里面的一套公寓，舒适而现代化。从他书房的窗户向外望去，有一片茂密的树林，如果有风，树叶就婀娜多姿地随风摇曳，远处，还有一弯山峦的弧线。金先生说：“我非常喜欢这个窗口，每逢读书写作累了，就从这里望树、望山。”他有一位贤惠而聪明的妻子，还有两个可爱的小女儿，一个安静温柔，一个聪颖活泼。金先生一边让他的夫人安排我们的起居，一边就反复地对林非和我说：“请不要客气，请像在自己的家里一样。”
第二天，金惠俊教授全家带着我们游览市容。昨天进入釜山地界之后，我就觉得有一股带有潮气的气流，飘进了汽车的窗户里，其中还夹杂着些许海水的咸味。与在汉城市的感觉大不相同。建筑也大多是现代化的高楼大厦，间或也能看见韩国传统式的两层或三层小楼。金教授一边开车，一边讲解，一边聊天，还不时地加上这样一句：“好久不说中国话了，有点儿忘记了！”请想想看，一边开汽车，一边说外国话，脑子该有多么累。可是金先生似乎很轻松。他充沛的精力和过人的聪明，真令我惊叹！
最难忘的地方是海云台。我们站在海边的沙滩上，眺望远方，只见蓝色的海水与蓝灰色的天空融为一体的地方，有五座绮丽的山峦，时隐时现。那天正下着蒙蒙细雨，时断时续，在烟雨朦胧之中，真是难以分辨：哪里是天，哪里是水，哪里是山。此时此刻，心情豁然开朗，真想在此地永远逗留，我又一次体味到：什么叫做流连忘返，不忍离去。
三十七、古城庆州
庆州是韩国的古都，约有一千多年的历史，是新罗时代的首都。它的历史位置有点儿类似我国的西安。说来也巧，新罗全盛时期的文化，受我国唐代文化的影响很大，所以历史文化古迹很多。韩国人一提起本国的历史，没有不提到古都庆州的。有的韩国历史学家干脆把庆州称为“没有围墙的历史博物馆”。
庆州市位于韩国的东南部，距离汉城大约有360公里的路程，如果从汉城去庆州，乘汽车沿着高速公路行走，大约需要四个多小时。我们是从釜山去的。金惠俊教授开着他自己的车载着我们去，路上大约用了两个小时。
汽车一进入庆州的地界，我的观感立刻觉得——这座城市与韩国的其他城市很不一样。它的建筑风格都是很古典的，即使是普通的民房，也都是“大屋顶”，高高的屋檐，屋脊的曲线好像是要飞起来似的，院子好像也很幽深，房子都是东、西、南、北俱全的四合院，大门都开在居中的地方，整体建筑的造型，与我国的古代建筑十分相像。去庆州的那天正好下着蒙蒙细雨，路上几乎没有行人，透过汽车的车窗，向外看去，左右两边的建筑群，都会令人不由自主地“发思古之幽情”，笼罩着一种神秘和静谥的气氛。
尤其是庆州的古庙佛国寺，它的建筑更有特点。在高高的山上，有好几座佛教的大殿，佛殿的周围，都是蜿蜒曲折的山间小路，路面都用石子铺成，左右两边种满了树木，最多的是枫树，还有樱花树、银杏树、法国梧桐树、松树、柏树，等等。其中一条又长、又宽、又安静的山间小路，尤其令我难以忘怀。那一天，因为下雨，佛国寺的游人不多，山间小路上更是异常寂静。我在雨中，撑着伞，踏着石子，在两边都是树木的这条林间小路上慢慢行走，放眼看山，看那红的枫叶，黄黄的银杏树叶，绿的松柏和梧桐树叶，还有天边刚刚微露出的粉色晚霞，那感觉，真是难以用笔墨加以形容。我几乎不知道身在何方，心在何处，宛如已经到了人间仙境。我想：让我就在这雨中，散步流连于此处吧，远离开人间烟火，没有了烦恼，没有了顾虑，没有了恐惧，什么都没有，只有这美景，与一颗超脱的、飘逸的、宁静的心，从此，就天人合一，人与大自然合一，涅槃了吧？
这种心境，我在广东湛江的郊区山上，也曾有过一次。那一次，我去参观建立在山的高处的一所尼姑庵，她们的那种超凡脱俗的居处，令我十分向往。我想：仅仅是为了这一份安静，干脆就告别喧闹嘈杂的都市，到这里修行来吧。
就这样虚无飘渺地瞎想着，不知不觉间，脚步已经走到了林间小路的尽头，接近了佛国寺的大门。天空的雨，愈下愈大了，金惠俊教授让我们赶紧坐进他的汽车里。之后，他就载着我们，来到了距离佛国寺不远的一家现代化大饭店。这座大饭店的建筑风格完全是美国式的，宽敞的大厅，柔软的地毯，落地窗后边的咖啡厅里，坐着服装发型都很新潮的时髦年轻男女。这座大饭店的方圆面积不小，好像也是座落在一片山坡上，周围都被树木包围，自成一体。这里的氛围，与佛国寺的幽静、超然、古典，恰成鲜明的对照。与我所看见的庆州风格，也大不相同。据说前几天刚刚访问过韩国的日本首相，就是下榻在这座大饭店里的。
可惜的是，因为时间紧张，我们只在庆州逗留了一个下午的时间，就又匆匆上路了，真正是“走马看花”，或者说是“坐车看花”。
三十八、助教长张东天博士
1993年初春，我重返高丽大学校，抵达汉城的当天晚上，系主任李东乡教授宴请中文系的教授们和助教们，一起再吃著名的韩国风味菜——烤牛肉。
在这次晚宴上，李东乡教授告知我：今年的助教长是张东天博士，另有两位助教——赵得昌博上和沈泰植硕士协助他工作。
韩国大学里的助教长工作繁忙，不像中国大学里的系办公室由专职的行政人员组成。高大中文系的助教长和助教都是在读的博士研究生和硕士研究生，他们一面攻读学位，一面处理系内教务，一面为教授做助手，如果被聘为专任讲师或钟点讲师，还要给本科生上课。其忙碌程度可想而知。
张东天博士高高的个子，白净的面庞，戴着一副眼镜，言谈和举止都很文雅。是位典型的书生。他聪明好学，汉字写得很有风骨，文章和书信也都写得有水平，很富情韵。我原以为他曾到过中国留学，其实没有，他只是勤奋努力，精益求精，才有了今天这样的成绩。后来听金惠俊教授告诉我，才知道他的父亲是韩国最著名的书法家之一，原来除了他的个人勤勉之外，还另有家学渊源这层原因。
他对工作非常认真负责，系里的教务安排得有条不紊。而且心细如丝，对人照顾得十分周到。最难忘的是去釜山的那次，张东天博士事前为我们买好了火车票，当天又在拂晓时把我们送进汉城火车站，安排我们吃早餐，又为每人准备了一份便携式的肯德基午餐，然后，他就从口袋里掏出了三张小卡片，交给林非、我和另一位中国教授，每人一张。这张小卡片上两面都写着字，内容相同，一面是中文，一面是韩文，内容如下：“我们是从北京来到韩国的中国教授，现在从汉城去釜山，目的地是釜山大学校文学院中语中文学科，请您帮助我们抵达那里，非常感谢。”张东天博士知道我们都不懂韩文，担心我们在路上遇到难题，需要求助，他就细心地为我们每个人都准备了一张这样的“双语种”卡片。安排好了这些事情之后，他又把我们送上月台，送进车厢，把书包、旅行袋统统安排好，然后就站在月台上。我们劝他回去，他不肯，一直等到列车启动徐徐前行，他还站在那里，向我们鞠躬挥手告别。此情此景，就像雕刻一样地留在了我的记忆之中。他的细心，他的周到，他的多礼，他待人的真挚至极，实在令我感动。
他的助手赵得昌博士，是一位农家子弟，朴实、憨厚，戴着一副深度近视眼镜。他曾亲切地对我说：“老师姓赵，我也姓赵！”真的，如果用中国惯用的说法，同姓之人，五百年前本是一家啊！
他的另一位助手沈泰植硕士，也是一位典型的书生，高高的个子，长长的脸型，带着一副近视眼镜，举止斯文。沈泰植的父亲是国会议员，在韩国很有社会地位，沈泰植可以算是“高干子弟”了。但是在他的身上，一点儿“骄”、“娇”之气都没有，他刻苦攻读，朴实无华，对待老师谦恭有礼，对待同学谦虚和蔼，是一位很可爱的青年学者。他的妻子秀气娇美，是他在高大中文系本科读书时的同窗，刚刚为他生了一个女儿，我们戏称他为“孩子爸爸”，因为他本人还像一个大孩子。
这三位助教与我共事整整一年，无论从教学方面还是从生活方面，他们都对我这个“外籍教师”给予了细致入微的关照，我与他们之间也建立起了深厚的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