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红色经典”改编剧的成熟范式
一种类型的成熟总是建立在一定的成熟叙事模式之上，正如爱情之于言情剧，法律之于公安剧等等。“红色经典”作品大多为敌我对立的叙事模式，改编剧仍延续这一叙事模式，但问题是：在观众已得知原作结果的前提下，如何还能让观众看得津津有味并印证我们取得的胜利来之不易，这就需要在改编剧的叙事策略方面下工夫。故事中包含着大大小小的事件，有的事件对故事起着关键作用，有的则意义小一些，法国叙事学家罗兰·巴特将前者称为“核心”，后者称为“催化”。就故事而言，催化所起的作用并非没有，它始终具备一个话语功能，它可以“使话语加快、减慢、重新开始；它简述、预述、有时甚至造成迷惑”。
在改编剧中核心性的事件不会改变，因为它是识别“红色经典”作品的记号。而催化性事件的加入在改编剧中的功能性作用主要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一是起到扩充剧情的作用。对于改编剧自身而言，它一方面承续着原作中的主要情节框架，另一方面面对两个小时左右的改编对象（电影、戏剧），承担着将其扩充至二三十集乃至三四十集的任务，因此在不影响原结构主干的情况下，加入一些在原作中并不起眼或者并不起决定性作用的细节、人物，可以使改编剧的整体叙事策略变得更加丰满、跌宕。我们看到，在诸多原作中，敌人常以凶残狡猾的面目出现，但并不是着意描写的对象，只是一个反动的“符号”而已。改编剧则加大了对此刻画的力度即对敌人内部复杂关系的描述，显得叙事策略的应用方面更富有张力。如改编剧《吕梁英雄传》里日本侵略者犬养、汉奸王怀当、“皇协军”队长邱得世之间存在着矛盾冲突，三方各怀鬼胎，各有意图：日本鬼子为了维护统治，利用他们到处搜查共产党员；汉奸以为“皇军”效力的名义狐假虎威，仗势欺人；地方军阀为了在日本鬼子面前撑起脸面，得到他们的赏识而助纣为虐。同时三方也有矛盾，汉奸与地方军阀为了得到“皇军”的赞扬，常常水火不容，汉奸与地方军阀也因为办事不力时时受到日本鬼子的要挟。正是因为他们之间这种相互勾结又相互矛盾的关系，为改编剧的叙事拓展了空间，加强了电视剧的可看性，同时也更加衬托出共产党员面对强大的敌对势力而具备的智谋和胆量，达到了正面歌颂英雄人物的效果。像改编剧《51号兵站》里的日本侵略者龟田、汉奸马浮根、地方军阀黄金龙之间的关系，《地雷战传奇》里日本侵略者小泽、汉奸汪癞子、日伪军头目邢登科的关系，都采用了这样的处理方法并取得了成功。
二是提升改编剧的审美价值。一批创作于50至60年代的“红色经典”作品，烙有强烈的政治教化性，有些作品违背了艺术创作规律，丧失了审美价值，这也是后来一提起这一时代作品人们就心生抵触进而反感拒绝的原因之一。众所周知，八部样板戏以前几乎都拍过故事片的电影版，且都是经典。就艺术创新而言，样板戏在某种程度上将曲高和寡的高雅京剧演绎成普天同唱的现代革命京剧，功不可没。但是电视剧要讲一个贴近生活、吸引观众的故事，要塑造一个真实可信而非“高大全”的英雄，就要用真实生动的艺术去感化他们。获“五个一工程”奖的改编剧《红旗谱》，生动地塑造了一组冀中农民群像，如打了一辈子官司而寻不到出路的严志和；愚昧执拗而不失喜剧效果的老驴头冯有财；鲁莽且又意气用事的朱老忠。就说这个势如张飞、心细如针的朱老忠，剧中他并非天生就是英雄，甚至有时他的霸道和鲁莽让观众看来都有些“生气”，比如在第八集中恶霸冯兰池扬言要剿灭演武堂，为此朱老忠大闹冯家大院，中了冯兰池的奸计，共产党员贾湘农为了避免无谓的流血牺牲挺身而出，被捕入狱。在贾湘农的引导下，朱老忠吸取种种教训，从一个为了个人仇恨而拉杆子起义的农民成长为为了打倒千千万万个地主恶霸而有大谋略的革命者。
催化性事件可以使核心事件具体、丰满、摇曳多姿，且能在核心事件之间起到过渡的作用。正如前面所说，在许多观众都知道原作梗概的情形下，如何使观众对原作中的核心事件有重新的感知和理解，催化的功能就是“使叙述者与叙述接受者之间保持接触。可以这样说，取消一个核心必然影响故事，而取消一个催化也必然影响话语”。正如朱光潜在对故事梗概和细节做区分时，用花架和花作喻，花架固然重要，但它的任务是撑起花朵，让赏花的人驻足观赏。此比喻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核心与催化在叙事中的关系。
（三）“红色经典”改编剧可以作为文化品牌
撒切尔夫人曾站在她的政治立场上，不无嘲讽地说中国永远不会成为世界强国，因为它没有足以震撼世界的思想体系。尽管中国有五千年的华夏文明，可惜却很少了解我们自己的文明、我们自己的历史。一代大师季羡林说过，我们不能忘记自己的根，这个根就是每个中国人要尊重祖先，培育优秀的子孙。从某种意义上说，对“红色经典”的改编其实是对先辈们的致意和学习。
新中国的成立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共同努力的成果，无数与革命先烈的事迹、革命历史故事、革命圣地等有关的文字记录作为中国文化不可分割的部分已被载入史册。正如中共十七大报告所指出的：“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核心竞争力更多地体现在文化的较量上。这与当前日益升温的“红色文化热”有着密切的关系，正如我们“没有办法坚守自己的信念甚至为自己的立场辩护时，就会自觉不自觉地回到鲁迅。一到鲁迅，就找到了一个支点，就同一些更大的历史资源和精神资源重新连接上了，人在精神上便会变得坚强起来”一样，人们对红色文化、红色历史的预热乃至呼声高涨反映出当下国人对真情、激情、理想和信仰的呼唤，对一种纯物质化生活的批判和厌倦。2005年由《电影传奇》栏目组织的两万五千里长征活动，从全国各地选拔而来的报名人员重新体验了当年红军过雪山草地的经历，坚持下来的队员感觉真正做了一回英雄，从历史、书本的“看客”做了一次历史、主体上的英雄。国家大剧院的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江西歌舞剧院的《井冈山》以及近年来的改编剧《洪湖赤卫队》、《江姐》、《永不消逝的电波》等新一轮的“红色文化热”，以更为理性而非怀旧情绪，以深入的文化反思而非个性化的审美需求体现了当前大众对“红色时代红色精神”品牌的文化需求。
二、“红色经典”改编剧再经典化的现实必要性
对于“红色经典”改编剧再经典化的有效途径就是我们在忠于原著进行改编的时候，“忠实”还应有个“度”的把握和拿捏，既不能流于拿“红色经典”开涮的游戏态度，也不能为避免观众的非议，止步创新，仅停留于将“红色经典”循规蹈矩地搬上荧屏。因此本书将分为三个层面的“忠实”即忠实原著、忠实改编主体、忠实观众，来具体阐释改编剧与原著之间的参照关系。
（一）忠实原著
一部作品之所以能够让人深深感动并记忆深刻，一定是有令你动容的人或事，或许是因为某个人、某件事、某个人的一句话让你记住了这部作品。正如保尔之于《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江姐之于《红岩》、林道静之于《青春之歌》，作品内部的人、事、精神与作品的形式犹如鱼和水的关系，离开了水，人物像干涸而死的鱼，附着之上的精神也行将灭亡；离开了鱼，水也失去了灵动。因此，改编作品必须忠实于原作的人事、情节、精神。
首先，忠实原著就是要忠实原著精神。对于成功的改编作品而言，没有哪一部不以忠实原作精神为改编目的，改编的忠实程度常常是以对原作精神的“神像”多少为标准。因为如果观众抓不住影片讲的是什么，那就很难指望他们去评论、分析和研究它。由于“红色经典”作品中主题精神大都具有同质性、类似性，即以歌颂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革命为共同目标，尽管直白单一却都有一种令人动心的东西，那就是：理想和信仰。因此，对于改编者而言，忠实原著说到底就是要忠实原著精神，提高对革命历史的认同感，升华对革命历史的思想感情。可以说，这是经典改编的立足点。
其次，忠实原著就是要忠实原著主要情节。“红色经典”作品一般是单线叙事，如《红灯记》中李玉和送密电码，《沙家浜》中阿庆嫂保护受伤新四军，《51号兵站》中“小老大”运渡药品枪支等，并且每部作品中都有其“经典”段落，如《野火春风斗古城》中金环舍生取义刺杀日本强盗，《铁道游击队》中刘洪飞身撷取列车枪支，《林海雪原》中杨子荣与山匪的黑话等等。这也是读者和观众最难忘的片段。因此，主要情节对于改编剧而言是招牌，是门面，删改主要情节会使观众的期待视野受挫、认同感下降。所以，依照电视剧特有的审美规律，考虑到荧屏小、画面切换快、观众来不及深入思考等因素，改编剧应尽量将人物与主要情节、事件集中贯穿起来，反复强化观众对即将发生的事件的注意力，做到主要情节发生的各个冲突点随着剧集的暂隔以相对完整的局部呈现，环环相扣，引人入胜。
最后，忠实原著就是要忠实原著主要人物的性格特征。“红色经典”作品中并不缺乏英雄，英雄们来自四面八方、各个阶层，因为有着共同的目标和理想而汇聚在红色圣殿，献身理想，歌唱信仰。尽管英雄人物有着相同的志向和热情，他们却有着不同的经历和出身，正像《水浒传》中的一百单八将，形象各异，都是典型环境中的“这一个”。尤其是在“红色经典”作品中，人物是原著精神的代言、情节发展的关节，然而在当今改编剧中，人物的改写和变形是最为明显的。正如前文所述，改编剧《林海雪原》中杨子荣多了个初恋情人，少了大丈夫的豪迈，多了个未见面的义子，少了革命志士的神圣。这与原作中的那个“穿林海，跨雪原，气冲霄汉”的英雄杨子荣格格不入，且差距太远。我们常说，作品的主体情感、审美理想、价值取向等都是通过人物形象的塑造向人们展现的。尽管现在影视界英雄人物平凡化有助于拉近其与观众的距离，但任何时代，人们都需要“超人”那样的英雄，人们需要这样的理想寄托和追求，如果英雄们都食人间烟火，都娶妻生子，都山吃海喝，人们与其崇拜他们，不如崇拜自己。
因此，那些把英雄从“神坛”拉到“地下”之举不但不能给人以亲切感和真实感，反而令人生厌和唾弃。但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原作由于特殊的创作背景和创作方针，塑造出来的英雄人物可信性并不高，这一批“单向度的人”常常给人以“高大全”，甚至是“假大空”的印象，豪迈激昂的性情和言语，固定模式化的经历已无法给观众带来新的兴趣和看点，由商业资本逻辑控制的消费意识形态也正是看到了这一点乘虚而入。或许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遗传因子在国人身上的体现，中国人总是把情和理割裂对立，正如“自古忠孝不能两全”的古训，似乎在告诫我们只有牺牲个人的情感才能换取集体和国家的胜利。然而，在和平年代里，曾经被高高放置神殿之上的英雄们，他们总是与家庭伦理相悖，甚至近似“冷血”的行为已无法赢得观众的认可和接受，人们需要的是一种新的英雄形象，即那种体现国家意志、家庭伦理和个人情感三位一体的文化形象，使观众在观看中完成对国家历史的认同、对主流价值的确认及对自我欲望的想象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