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格尔在分析《荷马史诗》的英雄人物时曾经提到：“每个人都是一个整体，本身就是一个世界，每个人都是一个完满的有生气的人。”黑格尔所说的“完满的有生气的人”并非是指完美的人，而是指“在他一个人身上集中地而且生动地表现出多方面的人性和民族性”。在艺术创作中，这多方面的人性和民族性的集中便是个性化的，便是与众不同的这一个。这些英雄往往是不完美的，他们有着这样那样的缺点，甚至经常会做出在我们常人看来是“出格”或“越轨”的举动，但是这不妨碍他们成为受人崇拜的英雄。如《激情燃烧的岁月》、《历史的天空》、《亮剑》、《军人机密》、《军歌嘹亮》、《狼毒花》中，个性十足甚至剑走偏锋的传奇英雄、另类英雄高调亮相，这些带有民间背景的阳刚男人以原生态的个性改写着英雄谱系，他们张狂的个性无论在战场上、情场上还是在工作中、家庭里，都极其鲜明地标示着自我的存在。《激情燃烧的岁月》中的石光荣，这个由农村孤儿成长起来的战斗英雄，一辈子都和部队相依为命，不但是个打起仗来不要命的石疯子，连生日都选在8月1日。当然，石光荣的身上也有太多缺点和毛病，比如大男子主义、脾气暴躁、固执粗鲁，甚至不讲卫生等等。然而人们接受石光荣，就在于他不是楷模化的英雄，他有许多性格上的缺陷，有时甚至让人觉得可气可恨，但是他所有的这些性格既跟自身的性格逻辑有关，又与历史时代有关，让人感到他的可亲可爱。
有人说，“肯定自我和张扬个性往往意味着对权威和规则束缚的反抗”。新世纪军事剧中涌现的众多英雄典型，都在这一点上呈现出极力张扬的倾向。如《亮剑》主人公李云龙，这个貌不惊人、张口闭口粗话的八路军指挥官，就是作为一个反常规的战斗英雄形象出现的，他身上混合着太多看似不和谐但又奇妙统一的丰富个性：他桀骜不驯，刚烈但不失柔情，骁勇而颇具胆识；同时，他又匪气十足，幽默中带着市井的油滑，机智中不乏农民的狡黠，仗义的背后是商人式的精明，有时甚至不顾大局、一意孤行，多次违反军纪被处罚，但犯了改，改了犯。当然，李云龙这些性格的多面性并不是简单附会强加于人物之上，而是融入到他的善良、忠诚和英雄主义革命者的内在本质中的。无论李云龙怎么出格和越轨，他都仍然是革命军人的一分子，有着真诚的革命理想和坚定的信仰。“英雄性格在生活中所反映出来的各个侧面，不管是多么不同甚至有着矛盾，但仍然存在着一个统一的核心；英雄会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不足，但总是非本质的，或正在发展、变化、克服之中的。英雄就是英雄，英雄绝不是那种亦好亦坏，不好不坏，中不溜的芸芸众生。”
这或许是塑造个性英雄的基点，既表现出英雄人物丰富而独特的个性特征，同时又使这种多面个性归拢在本质核心之下，这才不至于在塑造英雄丰富个性的同时造成英雄人物的性格的分裂。以此来观照《历史的天空》中的姜大牙、《军人机密》中的贺子达、《军歌嘹亮》中的高大山、《狼毒花》中的常发，都属于这样的个性英雄。这些血性十足、铮铮铁骨的军人形象，带着一股扑面而来的英雄气，一次又一次地点燃了人们的激情，让人热血沸腾。
在军事剧中，塑造有个性的英雄成为很多创作者相同的选择，例如在《突出重围》、《DA师》、《沙场点兵》中，除了新的军事和国防观念之外，最吸引人的同样是剧中个性独特甚至有些“另类”的新型军人英雄形象，如朱海鹏、龙凯锋、康凯等等。作为新时代的军人，他们既能够继承我军的光荣革命传统，又能以前瞻性的眼光来看待我军的新军事变革，他们有着极为强烈的事业心和参与变革的责任感，有着不同于战争年代军人身上的特质，他们以自己的个性演绎着和平年代下职业军人的使命：随时准备打赢未来战争。《突出重围》中的朱海鹏，他敢于挑战传统军事演习模式，不满足于蓝军的陪练角色，在演习中带领蓝军部队打破既定的演习方案，一举击败了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红军部队。也正是蓝军的这次胜利，使整个军区受到震动，从而开始了更具实战性质的军事演习改革。《沙场点兵》中的康凯在得知演习是一场早已定下胜负的军事对抗后，宁可跑到那达慕参加更具挑战性的摔跤比赛。这些当代职业军人形象，不同程度地突破了“军人英模”、“军中榜样”式的人物刻画，支撑起一个个“完满而有生气的人”。
新世纪以来我国军事剧在叙事上尤其是在英雄主义的表现方面呈现出几大亮点。但有些作品也暴露出一些值得反思的问题，例如英雄主义泛化，女性形象塑造失范等等。厘清这些问题，对军事剧今后的创作是大有裨益的。
第一，英雄主义的泛情化与泛世俗化。我国以往的军事剧充满了对英雄主义的歌颂和赞美，并在极左政治影响下，一度使英雄主义僵化到有标准可依、有规范可遵循的地步，所谓英雄人物塑造的“三突出”原则，由这种创作思想指导下的英雄主义也就成了英雄神话。在思想解放的氛围中，个体受到了应有的尊重，军人也有寻常人的七情六欲、喜怒哀乐，因而，展现军人生活中凡人的一面和丰富的情感世界，就成为新时期以来我国军事剧的一个重要内容。然而，近一时期的军事剧尤其是军事现实题材电视剧却在表现军人平凡的一面时“矫枉过正”了。这主要表现在：过多地展现当代军人的情感和家庭生活，使军人在世俗情感和利益诱惑面前瞻前顾后，英雄主义被过分地情爱化和世俗化。军人当然和普通人一样会拥有情感生活和家庭生活，这本无可厚非，但军人毕竟不同于一般人，特殊的生活环境和职业要求决定了军人的情感表达方式有其不同于常人的地方，军人毕竟生活在一个相对封闭的武装团体中，他们是特殊训练打造出来的硬汉，不应过多表现他们的柔情和缠绵。
另外，一些军事剧还多方位地展示军人不正常的婚恋生活。在这些剧中，男主人公不是被老婆、孩子拖后腿（《归途如虹》），就是家庭贫困（《沙场点兵》中的田参谋长的妻子居然要靠捡破烂来维持生计），再就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和老婆闹离婚（《沙场点兵》中的康凯，《光荣之旅》中的贺援朝，《DA师》中的龙凯锋、赵梓明，《特战DR师》中的中队指导员等）。而更为常见的情节则是：被塑造成军中英雄的男主公反反复复地被众多优秀女性所追慕，并因此演绎出从两情相悦到三角恋，甚至多角恋。如《突出重围》中司令员的女儿方怡移情别恋爱上了丈夫的战友加对手朱海鹏，而朱海鹏则又爱上了同事的妻子江月蓉；就连带有悲情色彩的《最后的骑兵》在表现情感纠葛时，依然没有摆脱时下常见的“三角恋”套路，让女地质家杜晓风和蒙古女孩娜仁花都去爱常问天。这些军事剧由于在感情戏中过多“设套”，反而造成剧情主次失衡，冲淡了作品的本意主题。同时，这些电视剧中，世俗的生活方式已经渗透到军事生活，并成为影响军人前途命运的砝码。如《垂直打击》中，军事演习变成了一场“选婿”活动，特战大队长杨义只有在“斩首行动”中取得胜利才能得到军长嫁女儿的同意。这不仅弱化了军人气质，也损伤了英雄主义应有的风骨。
当然，军事剧不是不能够表现军人中非军人的一面，不是不能够表现军人的世俗生活，而是不应该过度。过度地表现与军人职业、价值理想、精神气质相左的家务琐事、情感纠葛，将现代军营演绎成为“谈情说爱、儿女情长”的言情舞台，这只能将军事剧引向自我放逐之路。
第二，失范的性别。男性视点下的女性形象塑造。军队是以男性为主体的，无论是和平年代的操场，还是炮火纷飞的战场，都是男性意志和力量较量的舞台。因而军事剧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性别的失衡，在对男性歌颂过程中，女性经常处于从属地位，这是正常的也是无可厚非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军事剧对女性的角色塑造要以男性视角为依据。而新世纪诞生的军事剧在张扬男性英雄主义的同时，却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性别的失范，这种失范主要表现为：女性完全成为男性视点下的被规范的对象。这些作品中，女性要么是处于被男性观看、改造的地位；要么是处于被男性拯救的地位，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女性都不再拥有自己独立的人格，处于依赖和依附的地位。如《激情燃烧的岁月》里，作为英雄的石光荣看到秧歌队伍中的褚琴时，对警卫员小伍子说的一句话就是“俊吧”，他对这位“年轻、漂亮、乍眼”女性的单向的“一见钟情”，最终成为他动用组织力量而非通过情感沟通去达到“娶她到手”的动力。
当石光荣带领迎亲的队伍，把褚琴驮上马背之后，褚琴便不可避免地处在了被石光荣改造的地位，虽然这种改造充满了火药味，甚至两人一度以“离婚”作结，但我们可以看到，两人一次次的冲突都是以石光荣胜利而告终。再如《狼毒花》中，常把“马背上没有酒和女人还算男人吗”挂在嘴边的常发单枪匹马地从日本鬼子手中救下了梅姑，而梅姑理所当然就成了他的女人。如果说，梅姑的生命是常发给的，那么也只有常发能决定梅姑的生死。当两人陷入鬼子的包围中梅姑受伤时，常发用刀捅死梅姑后再与鬼子拼杀。于是，梅姑在成全自己民族大义的同时，也成就了常发“霸王别姬”式的英雄壮举。在这些作品中，女性往往在英雄光环下生活，而对英雄的崇拜也被置换为性别的优越，即英雄就是男人，女人皈依英雄就是依附男人。这种以英雄主义的名义实现的性别失范是军事剧创作应该注意的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