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工剧农民工（进城务工人员）是伴随着我国工业化、城市化和改革开放的进程而产生和不断发展的一个新的社会群体。他们以异常迅猛的速度发展壮大起来，成为一股不容忽视的社会力量，并冲击着中国原有的城乡二元结构。这种现象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关注：国家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解决农民工问题；社会学对农民工现象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文学界出现了反映农民工进城的“打工文学”和“乡下人进城文学”。从1991年《外来妹》开始，农民工题材成为电视剧的重要表现题材。时至今日已有20多部优秀的民工剧与观众见面，其表现城乡内容的丰富与人物形象的鲜活使它成为时代发展中一段特殊的影像记录。
第一节民工剧发展历程
民工剧主要表现了农民工在城市中的遭遇，包括他们的生存环境、生活经历、情感历程，从而揭示了农民工的心理变化过程，并由此展现出中国转型期的某些社会特征。民工剧从产生至今已有20年的历史了，在回望这20年的发展史时，我们发现：它的发展变化始终与国家改革开放政策的发展变化息息相关，几乎成了国家政策变化的“显像管”。因此，我们根据国家政策的影响，将民工剧的发展大致划分为三个阶段。
一、举步维艰的初创期（1991年至1994年）
改革开放初期，国家的户籍制度仍处于“控制流动阶段”。1981年12月国务院颁布了《关于严格控制农村劳动力就业务工和农业人口转为非农业人口的通知》，通知指出：严格控制从农村招工，认真清理企业、事业单位使用的农村劳动力，加强户口和粮食管理。这些政策限制了农民工的发展。从1984年到1988年，国家的人口流动政策发生明显变化，1984年1月1日中共中央颁布的《关于1984年农村工作的通知》，开始允许务工、经商、办服务业的农民自理口粮到集镇落户。1988年7月劳动部、国务院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又联合颁布了《关于加强贫困地区劳动力资源开发工作的通知》，通知明确提出按照“东西联合，城乡结合，定点挂钩，长期协作”的原则，组织劳动力跨地区流动。
国家的这些政策促进了农民工力量的发展壮大，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特别是在文艺界，农民工题材逐渐开始受到重视。如1984年林坚在《特区文学》发表了《深夜，海边有一个人》。这篇根据作者自身打工体验写成的小说被认为是打工文学的开山之作。打工文学在90年代初达到发展的黄金时期，涌现了第一代打工作家，号称打工文学“五虎将”的林坚、张伟明、黎志扬、安子、周崇贤就是其中突出的代表。而在1989年，《佛山文艺》改变了办刊方针，成为中国第一个专门为打工文学提供阵地的文学刊物。除了政治经济因素和文学先行军的驱动，这一时期电视剧的多样化发展也为民工剧的诞生提供了合适的土壤。1991年播出的《外来妹》为民工剧的开山之作。这部电视剧描述了从贫穷山村赵家坳来到经济发达地区广东打工的“外来妹”的命运，表现的是最早走进城市的农民工的生活遭遇，用现实主义的笔调抒写了社会转型初期城市中打工妹的众生相。
从1989年开始，农民工的数量迅速增长，其增长速度之快超出了当时城市的承载能力，使城市猛然间出现诸多不和谐因素，也使农村的经济模式发生了突变。鉴于此，国家又对农民工进城加以政策的限制。1989年到1992年是国家控制盲目流动的阶段。1989年3月，国务院办公厅颁布《关于严格控制民工外出的紧急通知》，要求各地人民政府采取有效措施，严格控制当地民工外出。1990年4月，国务院又颁布《关于做好劳动就业工作的通知》，指出要引导农村富余劳动力“离土不离乡”，大力兴办乡镇企业，使农村富余劳动力就地消化和转移。这些限制政策也直接影响了民工剧的创作。
以《外来妹》为代表的民工剧在初创期具有非常明显的特点：首先，从量的方面看，作品数量极少，整个时期只有一部代表作产生。其次，电视剧反映的地域是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反映的对象主要是女性农民工形象。《外来妹》虽然填补了电视剧类型的一个空白，但也呈现出明显的不足，如略显粗糙的电视剧影像和平铺直叙的故事情节等。
二、步履蹒跚的发展期（1995年至2003年）
经过了1992年到1994年的停滞，民工剧进入了非常缓慢的发展期，截至2003年，仅出现了《都市放牛》（1995）、《山城棒棒军》（1996）、《姐妹》（1998）、《田教授家的二十八个保姆》（1999）等几部作品。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国家在一定程度上放宽了农民工进城的政策。1993年11月，中共中央颁布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决定指出：应鼓励和引导农村剩余劳动力逐步向非农产业转移和地区间有序流动。1994年11月，劳动部出台《关于农村劳动力跨省流动就业的暂行规定》，首次规范流动就业证卡的管理制度。1998年10月，中共中央颁布《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再次强调要适应城镇和发达地区的客观需要，引导农村劳动力合理有序流动。国家政策对农民工流动的允许，给停滞发展的民工剧带来一缕生机，《都市放牛》等几部民工剧应运而生；但是国家政策强调规范流动，在引导农民工合理有序流动的同时也限制了农民工的发展速度与规模，反映在文学领域即为90年代中后期打工文学的发展呈现出减弱的势头，具有广泛影响力的作品乏善可陈。民工剧的发展也受到了影响，1999年《田教授家的二十八个保姆》一剧播出后，直到2004年，民工剧又一次经历了停滞期。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除了受到文学界的影响，还与当时的农民工大批“回流”现象有很大关系。90年代中后期，国有企业职工下岗，城市中的下岗工人感觉到外来务工者给他们带来的就业压力，愈加不能理解和接纳这些外来人员。下岗职工需要再就业的机会，农民工也想在城市中找到工作，使城市的就业矛盾加剧。因此，一些城市的政府部门针对农民工采取了各种限制性措施，农民工进城务工受到了一些相对苛刻的限制，他们在城市中必须办理暂住证、健康证等一系列证件，而且这些证件的办理还附加了很多限制条件，这使农民工在城市中的工作与生活愈加艰难，在这样的情况下，农民工出现了短期回流。
不同于初创期的作品，这一时期的民工剧表现出了新的特点，首先是剧中农民工社会角色的潜在变化：他们开始从完完全全的“外来务工人员”转变为介于城市人与外来者之间的一种过渡身份，不再游离于城市之外，却还未能真正地融入城市。剧中城市人对农民工的态度经历了一个从不认同、不理解到慢慢理解，开始试图接纳的过程。剧中的农民工在城市中起初是不被尊重的，作为“棒棒”、发廊妹、保姆的他们在城市人眼中处于比较低下的社会地位。然而，随着剧情的推进，剧中的城市人和农民工开始互相了解，农民工通过自己的善良淳朴和诚实劳动赢得了城市人的尊重和赞赏，城市人也慢慢用平等的心态来看待农民工，不再特别地关注其农民工的“外来者”身份。如《田教授家的二十八个保姆》一剧，起初田家对保姆这一职业很不了解，而在一步步的相处中，田家人开始逐渐理解了保姆，也学会了如何尊重保姆这一职业，体悟到应该用“家人”的方式来对待保姆。这一时期，民工剧开始表现城市人与外来打工者之间进一步融合的过程，这也体现了当时的时代发展状况。
除此之外，这一阶段的民工剧在地域上，表现范围大大拓宽；人物形象上，揭示出男女农民工在城市中的生活境遇，展示了多个行业农民工的生存状况；而在电视剧的表现方式上，也开始呈现多样化的态势。
三、步步为营的繁荣期（2004年至今）
相对于前两个时期，这一时期可谓民工剧的繁荣期。优秀的民工剧纷纷亮相荧屏，《城市的星空》（2004）、《生存之民工》（2005）、《都市外乡人》（2006）、《红旗渠的儿女们》（2007）、《八兄弟》（2008）、《春草》（2008）、《我的美丽人生》（2010），民工剧的创作至此进入了一个高峰，而且作品质量也逐步提高。其中，以纪实手法拍摄的《生存之民工》更是一度获得了网络几乎100％的好评。
新世纪到来，中国经济进入一个高速发展期。十六大召开以后，中央非常重视三农问题，提出了城乡统筹发展的政策，目的是真正增加农民收入。2000年国家取消对农民进城就业的各种不合理限制，相继出台一系列保障农民工利益的政策，放宽了农民进城务工的条件，并为农民工解决了拖欠工资、合同纠纷、工作环境等各种问题。这些举措使得农民工的数量大幅度增长，其数量一下超过了3个亿。农民工的生存状况无疑激发了创作者们的灵感，2004年第十届全国美展上，画家徐唯辛的巨幅油画《工棚》就是一个符号。画面的主体部分是一个工棚，其中坐卧站立着18个神情各异的民工，他们脸上的表情如同安东尼奥尼在《中国》里所说的“绝无恶意”，但他们每个人的眼睛里都藏着一个故事。2005年国家首个针对打工青年文学爱好者的“鲲鹏文学奖”颁奖，文坛继而掀起了底层文学热潮，打工作家受到主流文学批评家的关注，“乡下人进城文学”也为民工剧的发展注入了动力，如：《民工》（孙惠芬，《当代》，2002年第1期）、《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孙惠芬，《人民文学》，2002年第1期）两篇小说先后被改编成剧本，拍摄成电视剧《民工》。这一时期电视剧创作的大环境也为民工剧的逐步繁荣提供了有利条件，2005年是“现实主义创作年”，国家广电总局严格控制历史剧、古装剧审批，提高现实题材立项比例；2007年是“电视剧质量年”，要求“所有上星频道黄金时段一律播出主旋律电视剧”。民工剧的繁荣，无疑契合了提高现实主义题材电视剧和主旋律电视剧比例的要求。
这一时期的民工剧与以往相比，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2004年到2006年民工剧中的主人公不再甘于现状，他们开始争取自己的生存权利。如《城市的星空》（2004）中远子就不再是“逆来顺受”的角色，他敢于追求自己应得的回报，敢于向城市规则说“不”，这是一个崭新的民工形象。2007年开始，民工剧又有了新的变化：剧中农民工地位明显提高，与城市融合的脚步明显加快。如《红旗渠的儿女们》（2007），主人公金桂生作为农民工中的杰出代表，最终在城市赢得了事业的成功，也赢得了城市女孩宁宵雅平等的爱情。他得到的不只是物质上的满足，更是一种精神上的甚至人格上的尊重。再如2008年的《相思树》亦是如此，剧中用了大量的篇幅来抒写爱情这一永恒的主题，但与都市爱情不同的是晓牧具有特殊的社会身份——一个从云南来到上海报恩的打工妹，她获得爱情的道路是一条崎岖的“城市”通往“乡村”坎坷之路。《春草》（2008）、《我的美丽人生》（2010）也是女性在城市中成长的民工剧，剧中的两位女主人公都像平凡的“春草”，但她们均以农村女性特有的质朴和坚强，以永远乐观积极的笑容，迎来了自己的“美丽人生”。
繁荣期的民工剧除了表现农民工形象融入城市的特点之外，在其他方面也呈现出有别于以往的一些特点，如表现题材范围的扩大、影像质量的提升等等。民工剧在这一时期得到了迅猛的发展，我们坚信：民工剧还将登上一个新的高峰。
第二节民工剧的情节构置与人物形象
农民工这一群体的存在与发展折射出了城乡差距、贫富差距，以及这种差距所带来的人生境遇的不同。在民工剧中矛盾冲突构成的特殊性被演化成农民工与城市这个大环境之间的冲突，其中包括农民工与城市中的物质环境、社会制度、文化氛围之间的冲突，这类冲突构成是民工剧所有冲突的基础，正是由于这个基本冲突的存在，才引发了剧中其他冲突形式的产生，包括农民工与城市人之间的冲突、农民工小集团内部的冲突，以及因为环境的改变而引发的农民工自身双重身份之间的冲突。这些冲突在剧中相互碰撞、彼此激化、不可分割。因此，本章对民工剧情节构置分析就是建立在人与环境、人与人之间及人与自身的冲突这一基础之上的。
一、民工剧的情节构置
（一）人与环境的冲突
人与环境的冲突是一种重要的冲突构成形式，人与环境的冲突，包括了人与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的冲突。而在民工剧中，人与环境之间的冲突是最为重要的冲突形式，也是其他冲突产生的基础。在民工剧中人与环境的冲突主要表现在农民工进入城市后，与城市这一特殊环境产生的冲突，城市的环境又包括城市的物质环境、社会环境、制度环境和文化环境等等。
在民工剧中，城市的物质环境表现为城市表面呈现出来的表象环境——林立的高楼大厦、四通八达的公路、熙熙攘攘的人群等等；而社会环境则是指城市中约定俗成的社会习惯，已成文的规章制度以及由这些构成的社会文化等等。农民工的双重身份使之成为一种介于城市和乡村之间的“中间人”。农民工出生在农村、生长在农村，习惯了乡村的田野、河流、鸡犬相闻的平静，也习惯了人与人之间热情、直接的交往形式和根深蒂固的农村伦理道德。因此，当“农民”变成了“农民工”，这种身份的转变，不可避免地让他们与陌生环境产生了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