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剧农村剧以农村为背景依托，集中地反映了时代变迁中农村物质世界与农民精神世界的发展与变化。上世纪90年代《篱笆·女人和狗》、《古船·女人和网》和《辘轳·女人和井》等作品表现了当代农民在改革进程中心理的巨大变化和挣扎；此后，《别拿豆包不当干粮》、《插树岭》等作品展示了农业文明和现代文明冲撞后，农村社会的价值观念、伦理道德观念的变迁；而《刘老根》、《喜耕田的故事》等作品展示着农村的社会进步和农民的主体性蜕变。
不断涌现的农村剧，既可以看做是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农村面貌和农民生活发展变化的一部“编年史”，也是当代农民30多年来的心灵变迁史。
第一节农村剧的源流及概念界定
一、农村剧的源流
众所周知，中国是农业大国，几千年以来，农业经济的主导地位决定了乡土文化在艺术发展中举足轻重的地位，历朝历代的诸多文艺作品中不可避免地留存着乡土文化的烙印。重温我国近、现代文艺史，尤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文艺史，我们不难从那些大量紧贴生活、反映现实的小说、散文、戏剧、音乐、绘画、电影等艺术作品中看到，这一时期的文艺作品，其题材多与当时的中国农村现实生活密不可分。从创作源起来看，浩瀚的乡土小说和丰富的农村电影无疑是农村剧创作的直接渊源。
（一）乡土小说的滋养
从“五四”开始，乡土小说就成为了一个重要的艺术类型。满怀激情的作家们提倡文学应该扎根于农村，以农村的风土人情为创作题材，描写农村淳朴的民风和清新的气息，并毫不留情地揭示封建宗法制度的愚昧和落后。鲁迅、冯文炳、王鲁彦是其中的扛旗人物，他们的作品主要是以自己的故乡——广袤却封闭的农村为背景，痛切地抒写着腐朽的封建制度对乡村父老的身心毒害，字字句句都是对农村这片热土深深的眷恋和对农民的深厚感情。
至80年代初，中国农村的改革如一声春雷，拉开了序幕。此时的乡土小说紧扣住这一时代的脉搏，将目光对准了改革给农村带来的巨大变化和矛盾，如路遥的《人生》表现了改革后农村青年在传统和现代之间的两难境地。90年代以后改革向着更深层面探进，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冲击并迅速改变着农村固有的面貌，是面目全非还是日新月异，人们开始认真地思考，意识到改革带来的不仅仅是经济的变革，还是政治、文化、思想等领域的革命。表现90年代中国农村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和进入市场经济后农民的心理变迁，成了作家们创作的重要题材。他们在描写农村生活时，常常把人物置于社会大背景下，在表现人物的各种变化的同时揭示了社会环境的深刻变化，使具体题材超越了自身的限制，显示出宏大的思想意蕴。在表现手法上，乡土小说大量运用细节描写，使作品更具有时代感和真实性。很多乡土小说作家曾经扎根在农村，有的至今还是农民，因此他们在表现农村生活时选取“平民视角”，以真诚、宽容的心走近农村和农民，然而这种“平视角度”使得他们入其内而难出其外，导致作品出现平面、琐碎的现象，但这恰恰给乡土小说及其他艺术形式的发展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规避陷阱。
蓬勃发展的乡土小说为农村剧树立了很好的榜样力量，不难看出，农村剧中有诸多乡土小说的影子，有的就是直接从小说改编而来的。由倪萍主演的农村剧《天高地厚》是根据关仁山的同名小说改编而来的；被视作农村剧经典之作的陈雨田导演的“农村三部曲”也是改编自韩志君、韩志晨的乡土小说《命运四重奏》。
（二）农村电影的影响
从中国电影诞生伊始到上世纪30年代，表现农村面貌的影片寥寥无几，很多影片虽然涉及农村，但仅仅是将其作为故事发生的背景，有的甚至还将农民对城市的陌生和惊讶作为“笑料”在电影中粗糙地表现。30至40年代，中国的革命此起彼伏，很多仁人志士走进广阔的农村投身火热的革命，在这样的情况下，涌现了一批表现农村劳动人民悲惨生活和顽强斗争的优秀影片，如《春蚕》（1933）、《渔光曲》（1934）等。这些电影向人们揭露了农村真实残酷的生存状况，一定程度上促使农民投入到革命的怀抱，在历史的洪流中迈出了有力的步伐。
新中国成立后，电影工作者们及时地把目光集中到新社会中的新农村，歌颂致力于改变家乡面貌的农村青年和英雄模范，并将其搬上大银幕，成为人们认识农村社会最为便捷、形象的途径。如苏里导演的《我们村里的年轻人》、《李双双》等。改革开放后，一大批歌颂改革的农村电影应运而生，然而大多表现的都是先进思想和落后思想的斗争，几经曲折，最终先进的思想获得胜利，很少涉及农民的内心世界。胡炳榴导演的农村电影三部曲《乡情》、《乡音》、《乡民》，则是以崭新的审美形态和反思意识来审视农村的变革，并开始注重营造温馨优美的画面语言。
从这“三部曲”之后，农村电影开始逐渐走近农民，探寻农民的内心，这种尊重创作对象的态度值得农村剧工作者学习和借鉴。农村电影真正地开始关注农民的内心世界，是从1986年根据贾平凹的同名小说改编的影片《野山》开始的，该片以陕南山村两家普通农民的换妻故事来表现改革对农民的心灵和生活上的冲击，以生活化的方式探讨农村的改革，这种模式引起了无数观众的共鸣。因此，陈雨田导演的“农村三部曲”采用同样富有人性化的表现模式获得了包括农民在内的广大观众的肯定。农村电影常见模式之一是：时代女性试图摆脱家庭的贫困并带领群众共同致富，在这个过程中她们不仅要与“坏人”作斗争，还要与丈夫或其他亲人周旋，她们既有执著、正直、无所畏惧的性格，也有女性温柔脆弱、重感情的一面。这一模式也被引用到了农村剧中，《当家的女人》和《圣水湖畔》都成功地塑造了这一类型的女主角。
毫无疑问，乡土小说和农村电影的繁荣为农村剧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可供借鉴的经验。
二、农村剧的概念界定
概念界定是件难事，任何一种概念的界定都让人在“顾此失彼”与“捉襟见肘”中左右为难。我们以为，较为科学的概念界定是各种思维、多种视角、差异审美间在最大限度的兼顾中妥协与折中的结果，获得学界普遍认同与首肯的概念往往内隐着一种平衡与中庸之美。围绕农村剧与农村的关系进行命名与界定的提法在学界比较混乱与多元，大致有这样几种情形：
第一种，从事农村政策研究的学者偏好将反映农村生活的电视剧命名为“三农”题材电视剧。这种概念界定有较强的“意识形态色彩”。意识形态即指“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形成的，人对世界和社会的有系统的看法和见解，哲学、政治、艺术、宗教、道德等是它的具体表现。意识形态是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在阶级社会里具有阶级性”。以“阶级性”特征笼盖下的思维结果其实是一个政治观念观照下的概念界定，显然无法涵盖“传统的宗法乡村”、“文化形态的乡村”、“独特民俗风情的乡村”、“文人还乡的精神的乡村”等今昔乡村的题中应有之义。
第二种，鉴于电视剧在文艺家族中的“老小”地位，人丁兴旺且势力庞大的文学工作者在“乡土文学”的惯性思维下将所有涉农电视剧命名为“乡土题材电视剧”。“乡土文学”的提法始于周作人，深化于茅盾与鲁迅之手。时隔近百年，这一概念在文学界有着深刻而广泛的影响。问题的关键是“乡土题材电视剧”概念与新时期农村和农民之间存在着极大的错位关系，它的“文化与精神内涵”远远盖过了现实内涵，乡土文化意识的色彩远远超过了新时期农村和农民生活的新特质。把这一缘自上世纪初的“定势思维”在今天不加辩驳地拿来命名当今电视剧与农村和农民的艺术关系未免老套和过时。况且，“乡土文学”的命名是在基于文学创作的事实层面去命名和界定的，是对乡村小说基本属性的一种提炼与概括。倘若无视涉农电视剧创作的事实层面与基本属性，而用简单的移花接木式的思路套用别种艺术标志性的名称，显然是不妥的。
第三种，比较有代表性的提法即是“新乡村题材电视剧”。这一提法是站在“新农村建设”的视角而作出的具有时代意义或当代性价值的一种界定，内含着与城市的交融和比照的意味，有意提升了乡村存在的角色与位置，弱化了“乡土”的民情风俗与地域色彩，而且在现代性步步紧逼中，将田园牧歌式的乡村作为一种诗意的家园，构筑了一个“采菊东篱下”的审美殿堂。但这一提法与电视剧类型家族本已建构的美学范式是不协调的，比如学界普遍认可的、成熟的电视剧类型如历史剧、言情剧等均是从“表现对象”的审美之维去命名和界定，而30年来涉农电视剧创作的“事实层面与价值层面”都宣示了它们反映和表现的重点既不是在城市的参照中乡村的既往历史与文化，也不是乡村的民情和风俗，更不是作为审美意味的诗意家园，而是着重呈现和反映农村的基本现状与农民的生存状态。鉴于此，“新乡村题材电视剧”的提法多半是基于新世纪文学创作的困境与使命而言的，不大符合电视剧的既有美学范式与涉农电视剧的创作事实。
之所以提出“农村剧”这一概念主要是基于这样两个方面的思考：一方面是农村剧创作的事实层面，另一方面是农村剧创作的价值层面。一方面，从早期聚焦“心史重构”的《篱笆·女人和狗》、“改革之痛”的《新星》，再到洞悉基层腐败的力作《希望的田野》，电视剧“史”的脉络中清楚地告诉我们农村剧从诞生之日起就具有“天然的问题意识”——以反映和表现农村的变迁与农民的生存现状为己任。具体说，这种“问题农村剧”剑指诸如现代工业的横暴、城乡二元制的代价、户籍制度的枷锁、土地制度的藩篱、耕地的流失、离土的屈辱、国民待遇的尴尬、生存的艰辛、留守者的困惑、基层恶势力的凶残、人与自然的矛盾等问题。作为一种电视剧类型何以“立身”？农村剧因此巍然屹立。另一方面，农村剧30年的创作事实实质上内隐着三个价值效用：一是对农村的记录与反映，二是对现代文明与农村遭遇后的反思，三是独特的现实主义审美。也就是说，关注农村现实，记录农村底层人物的生存状态是农村剧的基本立足点；在反思中批判、在批判中走向引领与超拔是农村剧义不容辞的责任与使命；将“意识到的历史内容”与“较大的思想深度”紧密结合的现实主义审美追求永远是农村剧的“魂”。
基于这样两个层面去界定和命名，我们认为“农村剧”以其自身所蕴含的现实、文化与审美内涵，比“三农”题材电视剧、“乡土题材电视剧”、“新乡村题材电视剧”的提法更为妥帖些。
综上所论，以凝视农村发展变迁的基本现状，反映农民主体的思想情感、心路历程与命运轨迹，聚焦农村经济、社会与文化转型中的艰辛与酸楚为主要表现对象，秉承记录现实农村、批判并借助声音与光影等电子媒介予以生动影像观照的一种电视剧类型，即为农村剧。
第二节农村剧的发展简史
农村剧在改革开放前已有一些零星的创作，同时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逐渐蓬勃发展起来。在起步阶段即以极高的视野与情怀去积极关注改革开放的现实生活，反映现代性与农村遭遇后激起的思想嬗变与情感波澜，探索农民与农村奔向现代化的发展之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农村剧创作与时代变革紧密相随，制作者将镜头对准了农民现代化、农业产业化、农村城镇化的变革图景，深刻透视农村与农民从外在生活到内在精神的变迁脉络，借助影像艺术去记录与反映中国农村与新时代农民的命运轨迹与精神历程，以纪实性与艺术性兼容的审美追求谱写了一曲曲新时期中国农村与中国农民波澜壮阔的“山乡巨变”之歌。
农村题材电视剧的发展大致经历了这样几个时期：
一、初创期（1988年至90年代初）
随着改革的逐渐深入拓展，农村变革中的问题与矛盾愈加复杂，物质脱贫与精神落后的现象在农村愈加凸显，现实突围的诉求呼唤着农村剧艺术一并去思索和探讨农民的生存状态和农村的发展变化。在这样的背景下，涌现了一批直面农村改革环境与精神提升困境的作品，如《篱笆·女人和狗》（荣获1988年度第9届“飞天奖”长篇电视剧三等奖）、《一村之长》、《双桥故事》、《山不转水转》、《辘轳·女人和井》（荣获1990年度第11届“飞天奖”长篇电视剧三等奖）、《华西村的故事》、《艰难的抉择》、《古船·女人和网》（荣获1992年度第13届“飞天奖”长篇电视剧三等奖）、《黑槐树》、《女人不是月亮》、《山野》等。
初创期的农村剧创作成就以《篱笆·女人和狗》、《辘轳·女人和井》和《古船·女人和网》组成的“三部曲”最为引人注目。“三部曲”以改革开放以来北方农村大家庭的分化、新旧观念的张力引发的个体生命精神裂变与心灵苦痛为主要透视内容，对现代性历史进程中个体生命精神的焦虑、彷徨、挣扎、奋起等命运处境和欲望困境进行了深刻入微的剖析与呈现，是穿越民间的日常情感褶皱去触摸民族根性与时代脉搏的典范之作，对后来农村剧的创作具有示范性的意义与价值，堪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的“村史”、中国农民的“心史”，“三部曲”是中国农村剧创作史的一块界碑，更是一块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