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反战话语的内部结构
（a）防卫性话语。微观语义和报纸里反战话语的内部结构也清楚地揭示了其防卫性和回应性的特征。很多反战活动者明确指出“内部敌人”和/或“边缘怪异”框架所做的负面描述，并试图澄清和重新定义他们自身及其所传达的信息。以下段落来自一封读者来信：（1）不要再这样对待反战抗议者，好像他们才应该是我们军队对着开火的目标。作为来自社会各个角落的多元化群体，我们仅仅反对危及我们男女军人生命的这一场短视而达不到预期目标的战争……我们不是敌人，只是坏消息的传递者。
（2）不要污蔑我们，我们不会宽恕这种行为。不要因为我们想把不受欢迎的立场公之于众就将负责任的抗议者污蔑为“反美国，烧国旗的社会渣滓”，而揭露我们的总统在误导美国民众这一意见是这样让人如坐针毡，除非“睁着眼睛说瞎话”是美国方式。（San Jose，CA，Mercury News，2月2日）。在（1）的第一句中，作者明确提到“内部敌人”的刻板成见，并假设面对的读者持有同样的观点。这句开场白为整篇文章设定了防卫性和回应性的姿态。
第二句试图重新定义反战抗议者并澄清他们的观点。修饰的句子肯定了抗议者的多元化与包容性，清楚地回应了“边缘怪异”的框架。“仅仅”这个词是防卫性的，并明白地限定了反战立场的范围。作为对防卫性主题“我们支持军队”的反映，这个反战论述基于不要伤害军队这一依据，而非更具批判性的理由：美国中心主义方才显山露水，好像所关注的人类生命只限于美国士兵。另外，在这个句子的结构排列中，战争本身甚至都不是直接的反对对象，似乎只是提供了一种条件使人去关注偶然因战争而陷入危险的美国军人。“短视而达不到预期目标”两个批评战争的形容词与政治无干，它们所表达的恰恰是一种功利主义的批判。
（1）中最后一句有一个典型的语义特征——防卫性和回应性地使用否定词“不是”。这里，作者否认了强加在反战抗议者身上的敌人角色。同时，将自己定义成坏消息的信使的处理手法，淡化了反对派在政治舞台上积极的、不可缺少的作用。
（2）中重复同样风格，再一次明确回应了两个负面框架。这里，作者试图通过否认和差别化的方式为抗议者辩护，而这两者也是其他意见/社论版文章的常用手法。“不受欢迎”这一形容词意味着公开承认反战势力的少数派地位，它与很多挺战文章自信的姿态形成鲜明对比。对持有异议权利的辩护仅仅落在了由“除非”引导的句子中，它援引了带有民族主义色彩的“美国方式”，也从高度个人化的，以及似是而非的带有民族主义色彩的角度对战争进行批判（指责“我们的总统”，而不是“布什政府”或“美国政府”），并且仅仅只是一个“意见”。这句话无疑面向挺战者所写，显示了对他们发言是当务之急。
（2）中的结构排列也值得一提。这是典型的反战文章：在句子排列上，需要被驳斥的要点放在肯定性的论点之前。首先是让步，只有在那之后，通过过渡性的词汇“而”，肯定性的论点才出现。于是，相比其他的句子排列顺序，（2）的句式排列中，负面描述占据了更重的砝码。
（b）保留性话语。从我们已经引用的许多反战文章中可以看到，他们的笔调比起“内部敌人”和“边缘怪异”这两个框架火辣辣的诽谤中伤要安静平和许多。尽管像“绝对白痴”这样的词偶尔出现，绝对肯定的句子和高度情绪化的词语并不常见。反战抗议者有时使用更为模糊的“悲哀”、“沮丧”、“不安”等字眼来描绘他们面对战争和政治敌人的感受。一位反战团体发言人用如此不确定的语言为他们的立场辩护：“我想这里有些人认为我们反对美国。我不确定这是否是对这个群体的公平概括……这是误解，而我不知道怎样去改变……”（Burlington，NC，Daily Times News，1月28日；着重号为作者所加）。
这种更为平和的反战话语也表现在其他方面，譬如很多反战抗议者自愿承认他们对手观点的合理性，并理解、抚慰挺战情绪——“想要展示对敌‘统一战线’的渴望”，或者就像一个人不愿意承认所爱之人的酗酒问题。
（c）包容性话语。反战运动内部更富于战斗性的观点通常被疏离排斥，同时，很多反战文章做出相反的话语努力以求容纳：将其自身融入美国主流。在“内部敌人”框架里，作者们总是使用“我们”与“他们”的对立，对反战抗议者提出诸多问题，这些问题要么直接质问，毫不客气，要么带着自以为是、尖酸刻薄的语气，以及强烈的修辞色彩。与此相反，此处惯常的发言方式是呼吁和请求，词组“让我们”的频繁使用就说明了这一点。这个词组暗示着呼吁而不是命令和要求，它几乎是请求成为社区话语“我们”中的一员。
另外，这种呼吁总是以否定的形式表达。不同于“为什么他们不做X”或“他们应该做Y”这两个在“内部敌人”框架里常见的语义结构，这里典型的句法是“让我们不要做Z”，“让我们不要阻止抗议……”，“让我们不要选择丢弃权利和自由来获得关于战争的一致意见，它们是孕育这个国家的基础”。
在这两种情况下，被召唤的读者和说话的对象是那些批评抗议者的人——不是作者，也不是整个反战群体，因为这种呼吁对他们来说似无必要。因而，联系上下文中使用的“我们”，其话语目的明显是为了获得与说话对象团结一致的局面，也为了否定反战抗议者与其对手之间“我们”和“他们”的区分。
包容性话语还体现在描述反战抗议者时，对副词“也”的明确使用上，这旨在强调他们与被隐性地等同于挺战者的主流之间所具有的共同点，以争取在主流空间中占据一席之地。我们已经看到“也”在所引用的句子里的使用情况，如“战争反对派也谴责入侵”和“他们也支持美国”。以下是另一例子：“我们中抗议海湾战争的人也在行使自己的政治权利……我也有朋友被派往海湾”（Columbia，SC，State，1月9日；着重号为作者所加）。
■新闻框架和美国的战争主导叙事
我们以上的分析说明，即使在国家卷入战争、局势紧张、情绪激昂、反对意见在国会无处可寻这样严重的政治封闭情形下，美国报纸仍然为不同的反战意见提供了一定的表达机会。这种机会的存在对赫尔曼和乔姆斯基(1988)的“宣传模式”论（propaganda model）做了某种程度的修正，此模式认为美国媒体与精英利益紧密联系。
另一方面，“将报纸视做独立的政府批评者”这一自由/多元主义看法遭到更大挑战。报章话语存在明显的结构性主导模式。由于处于防御性地位，和平运动被迫回应“内部敌人”和“边缘怪异”两种强势框架，被迫更多地辩护自己的合法性地位而不是提出对战争的实质性批判。
主导的新闻框架，和与之伴随的和平运动的自我防御表现，在一定程度上是多种因素合力的结果，包括众所周知的五角大楼控制新闻记者获得信息的能力，以及对来自海湾的图像画面的操纵能力。和平运动自己也没有好好出牌，它的很多组织都还沉浸在仲夏的忧郁消沉之中，或仍然固执地关注着逐渐消失的冷战，因而在萨达姆于1990年8月大胆入侵科威特时反应缓慢。很多左翼人士最初以为美国的反应是防御性的且受国际认可，因而并没有反对（Gitlin，1991a）。而和平运动对中东问题的历史性回避，纷至沓来的多重压力，政治分歧和组织性分化，都进一步阻碍了它自身的发展。运动中一些团体采取的行动和立场（反犹主义，对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及其暴力和破坏的后果漠不关心）几乎就是自我边缘化的过程（Gitlin，1991b）。上述都有助于解释在本研究中受访的精英媒体记者们的判断：和平运动是“微不足道的”，被“边缘人群”领导的，从根本上不能提供有效的反对意见，因而不值得做进一步的报道。
但在极大程度上，和平运动被许多不可抗的因素所限制。仅仅责怪运动自身的缺点或媒体的宣传角色是远远不够的。很多记者和读者身上自觉迸发出的对和平运动的恶意，暗示了和平运动反对的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文化模板（a cultural template）——美国人通过它来解释战争经历。这个模板通常被国家和政治经济精英的权力所强化，但不能简化为精英权力。倘若我们首先大略勾勒一番，而后考虑与此模板相联的三种主要反战话语，那么这个模板（Keen，1991：19）——或原型（Galtung，1987：1）、或主导叙事（master narrative）——的重要性就变得愈加清晰。
我们可以对这一主导叙事在非常宽泛的层面上进行勾勒。它根植于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中的神话（myths），它讲述的是与上帝/真主有“契约”或“特殊关系”的民族，在被放逐之后定居于希望之乡、重新开始的故事。这些神话“深深内化于文化之中而被视之理所当然”，组成“一个民族形成所需的社会宇宙观的原始素材，这些假设嵌入意识形态与结构的深处，并从未被质疑”（Galtung，1987：1）。这个文化模板或原型的一个版本是将美国定义为最接近上帝的希望之乡，这已经构成了美国民族认同定义中必不可少的部分。与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比，作为民族认同的“美国精神”较少根植于共同的种族、历史或文化，相反，它更多根植于意识形态——粗糙的、占有欲强的或竞争性的个人主义行为准则、英雄神话，以及“美国建国”或“美国是道德和民主榜样”这样的观念，“一览众山小的民族，正确的民族，会将民主带到全世界，把光明撒向人类的民族”（Darnovsky等，1991：483；又见Keen，1991）。
这样的文化模板对美国人看待世界地缘政治有什么意义？对戈尔通(Johan Galtung)来说，文化模板暗示了一个对全球政治与道德地缘空间的摩尼教（Manichean）的建构。处于中心的美国代表了善，它定义了自由市场经济的价值和制度，竞争性选举，和对犹太教与基督教所共有之上帝的信仰。处于这个道德合法性等级下一层的是美国的盟友——西方民主资本主义国家，其次是处于道德边缘地位的第三世界。在这个道德秩序的另一端，紧靠着恶魔撒旦的是美国的对立面：仇恨西方的与放弃资本主义、上帝和选举的国家（Galtung，1987：5—9）。当然，40年冷战中，被认为是“邪恶帝国”的苏联恰恰构成了这样的敌对势力。
这种全球空间的建构也流淌出其他相关的信念。美国不仅有权利也有义务像上帝一样全知全能、慷慨行善。没有其他国家或国家之上的实体被允许代替美国扮演上帝一样的角色，这个角色意味着不需要对任何人负责，并且拥有最终决定权。鉴于道德的等级秩序，其他国家的美国化是世界的自然状态。美国外交政策可以被正确地理解为在全球责任和孤立之间做出选择。美国外交政策的另类选择必须与这个隐含的契约相符；让契约明了化(如Galtung所做那样)会让它变得荒谬可笑因而会削弱它(Galtung，1987：9—10，13—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