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里士多德用这些话奠定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区别和基础，从此一条源远流长的价值理论之河由此展开。亚里士多德还力图弄清“5张床＝1间屋”的等式后面均平、一致的东西是什么。有时，他将其归结为需要；有时，他将其归结为劳动；有时，他又将其归结为货币。这些观点构成以后若干个世纪中思想家们众说纷纭的热点。亚里士多德的伟大功绩在于提出了问题，正如马克思所说：“亚里士多德在商品的价值表现中发现了等同关系，正是在这里闪耀出他的天才的光辉。只是他所处的社会的历史限制，使他不能发现这种等同关系‘实际上’是什么。”32
亚里士多德真正关注的并不是交换过程的经济同一性，而是交换应有的伦理正义性。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正义就是守法和公平。他认为正义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与一切善行有关的整体正义；二是与名誉、货币、安全等的利润为动机的部分正义。部分正义一方面表现为在荣誉、财物以及合法公民人人有份的东西的分配过程中的均衡问题，一方面表现为在人们的交往过程中提供是非标准。而后者再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人们自非自愿交往中的行为准则，如盗窃、抢劫、谋杀、诱骗为证等等以一方为非自愿开始的行为；一种是人们在自愿交往中的准则，如买卖、借贷、抵押、出租等等以相互自愿开始的行为。在第一种情况下，需要采取惩罚和其他剥夺其利得的方法，恢复均等关系。在第二种情况下，需要寻找不均等事物之间的合适比例，如先考虑不同生产者如建筑匠和鞋匠间各得其利的公正问题，再考虑若干双鞋交换若干房屋的问题，使当事人利得大致相等，这样既考虑公正，又考虑价格。这些观点是在中世纪有着巨大影响的“公平价格”理论的基础。
亚里士多德还是西方世界的第一个货币理论家。他对货币的起源提出了较具体的分析。他认为货币是在交换过程中自然产生的。随着长途贩运的出现，需要一种中间媒介，这种媒介本身的材料是重要的。“凡生活必需品往往是笨重而难于运输的，大家因此都希望有某种本身既属有用而又便于携带的货物作为交换余物及购取所缺货物的中介货物。于是人们发现铁、银以及类似的金属合乎这种要求。起初这些金属就凭大小轻重来计值；最后，为了免除大家分别秤量的烦劳，每块既经秤量的金属就各个加上烙印，由这种烙印表明其价值。”
早在亚里士多德以前，柏拉图就曾论述过货币的交换手段之职能，但他又指出：仅就交换手段而言，货币仅仅是一个符号。亚里士多德继承和发展了老师的观点，他进一步指出，货币只是一种虚拟的物品，其流行有赖于习俗的信用。这大概是西方最早的货币非金属论。关于货币的职能，亚里士多德在其师的基础上，增加了两个：一是价值尺度的职能，金钱的作用，如同一个权衡一样，使其他的东西的价值可以衡量出来，使它们得以均平；二是贮藏手段的职能，而这种职能正好是致富艺术的前提。
亚里士多德的经济分析在他的整个分析结构中处于次要地位，而伦理和正义居于主导地位。他论证货币的虚拟性质是为了说明依靠货币致富是反自然的，就像寓言中的米达斯一样，贪婪地祈求获得点金的本领，但在如愿以偿的时候，凡是他所触及的物品都成为没有实用价值的金子。米达斯端起碗，碗里的饭菜变成金子；米达斯抚摩心爱的小狗，小狗成为金子；最后，在米达斯的深情拥抱中，他的女儿也变成金子。这样，追求货币的结局必然是拥有许多金子而无法在社会中生存。
货币作为交易手段的自然目的是为人们带回过良善生活的必需品，货币作为价值尺度的自然目的是交易所必需的公平性质，货币作为贮藏手段的自然目的是为了将来的交换。所以：
最为可恶的是高利贷，人们这样讨厌它是极有道理的，它是用金钱本身来牟取暴利，而不是通过金钱的自然目的来获利。因为金钱本来是用来交换的，而不是用来增加利息。利息这一词意味着以钱生钱，它可以被用来指钱的繁殖，因为子钱类似于母钱。这就是在所有致富的方式中高利贷何以最违背自然的原因。
在柏拉图看来，城邦起源于职业分工。而在《政治学》中，亚里士多德则认为城邦起源于“这样的结合体，他们一旦相互分离便不可能存在”，比如由于种族的延续而存在的男人和女人的结合即家庭等等。这里，家庭在自然历史意义上先于城邦。同时，“人天生是一种政治动物，在本性上而非偶然地脱离城邦的人，他要么是一个超人，要么是一个鄙夫。”因此，亚里士多德对取消家庭和妻子公有的理想持完全否定的态度。亚里士多德认为：把“自己的”和“他人的”混淆起来，从“这是我的”变为“这是我们的”，将引起巨大的混乱。妻子公有会带来的子女公有，每个子女可以是任何父母的子女，其结果，任何父母可以不管任何子女；子女不知谁是自己的父母，父母并不知谁是自己的子女，近亲的结合与柏拉图的优生学相矛盾。在公妻制的条件下，几个男子若垂青于一个女子，内讧就会压倒友爱，平静的城邦就会滋生叛乱。
亚里士多德认为城邦不应该是同质性的，而应该是多样性的。人性也是如此，没有人天生是农夫，也没有人天生是武士。虽然一个人只做一项工作，可以做得更好，但这并不说明这个人只能做这项工作，大自然赋予人的潜能是多样的。
一个城邦一旦完全达到了这种程度的整齐划一便不再是一个城邦了，这是很显然的。因为城邦的本性就是多样化，若以倾向于整齐划一为度，那么，家庭将变得比城邦更加一致，而个人又要变得比家庭更加一致。因为作为“一”来说，家庭比城邦为甚，个人比家庭为甚。所以，即使我们能够达到这种一致性也不应当这样去做，因为这正是使城邦毁灭的原因。
亚里士多德反对公有制而拥护私有制。他认为私有制起源于个人的本性，即起源于人对自己的天赋之爱：“人们一旦感觉某一事物为他自己所有，他就会得到无穷的快乐；因为自爱出自于天性，而并非徒劳地赋予人们的情感，尽管自私应当受到责难，但自私并非是真正的自爱，而是一种过度，就像守财奴对金钱的喜爱一样；所有人，或者说，几乎所有人，都喜爱金钱以及其他这一类东西”然而，亚里士多德区分了正义的利己主义和非正义的利己主义，认为前者倾向于中庸，“在自己与别人，或是别人与另外一个人之间分配美善的东西的时候，他决不会把可喜的东西为自己分得太多，为别人分得太少。”而后者总是“不按着公道的比例来分配，所以把有害的事多给了别人，有益的事少给了别人。”因此，亚里士多德认为，国家中存在的恶不是由于没有实行财产公有，而是由于道德的堕落。柏拉图的办法无异于建议用一种单一的调子来代替整首交响乐，或用一个节拍代替整首音乐的旋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