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寻求这种普遍性和确定性，苏格拉底发明了“辩证法”。亚里士多德说：“如若某种知识和思想果然存在，那在可感事物之外，就应该存在着某种不变的本性。因为，不会有不断流变着的东西的知识。苏格拉底投身于研究伦理上的善时，首先寻求对它们做出普遍定义……有两件事情公正地归之于苏格拉底。归纳推理和普遍定义，这两者都与科学的始点相关。” “美德即知识”，既肯定理性知识在人的道德行为中的决定性作用，又肯定理性知识运用的最高目的就是“善”与“正义”。所以，苏格拉底要求道德与知识相统一，知与行相统一，并且这种统一一方面表现为由于认识自己的无知，表现为人的认识不断超越的无限过程，一方面表现为人的个体善行不断超越特殊性走向普遍性的过程。这是苏格拉底对自己也是对他人揭示的前所未有的挑战：从外在的征服到灵魂的探险，从个体的行为到城邦的正义。苏格拉底说：
正义和一切其他德行都是智慧。因为正义的事和一切道德的行为都是美而好的；凡认识这些事的人决不会愿意选择别的事情；凡不认识这些事的人也决不可能把它们付诸实践；即使他们试着去做，也是要失败的。所以，智慧的人总是做美而好的事情，愚昧的人则不可能做美而好的事情，即使他们试着去做，也是要失败的。既然正义的事和其他美而好的事都是道德的行为，很显然，正义的事和其他一切道德的行为，就都是智慧。
这种灵魂的探险与自然的探险根本区别在于，后者一般不涉及伦理、善等问题，有纯客观的性质，而后者与人的目的和价值有关。一位学者指出，与自然哲学家相区别，苏格拉底把哲学的起始问题变为终结（目的）问题，即把事实转变为意义。显然，这里也蕴含着一个巨大的矛盾，即事实真理和价值真理的矛盾。直到今天，人们还在这个矛盾中困惑、探索，并由此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学说。
上述矛盾表现在经济思想中，用当代经济学的语言来说，就是所谓规范经济学和实证经济学的矛盾。而在古希腊，经济学尚未形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经济的问题是和别的社会问题联系在一起，尤其是和政治学、伦理学联系在一起的。依据一定伦理观念的价值判断，对经济问题进行分析，这是当时经济思想的主要倾向。
苏格拉底完成了从自然到心灵的转变，这种转变突出了人生价值的问题。在苏格拉底看来，人生最主要的目的是道德的生活，是伦理的生活，是理性的生活。这里的道德、伦理和理性超越了利益和欲望的特殊性，成为一种自在自为的“逻各斯”。财富、劳动、技艺都应该服从这个主要的目的。黑格尔说：
苏格拉底的原则就是：人必须从他自身去找到他的天职、他的目的、世界的终极目的、真理、自在自为的东西，必须通过他自身而达到真理。这就是意识复归与自己，…….真理是被设想为间接的，为产物，为通过思维而建立起来的。……动物没有宗教，但是有感觉；精神的东西只属于思维，只属于人。
在雅典的法庭上，有人指控苏格拉底引用赫西俄德的诗句：“劳动不是耻辱，耻辱是懒惰”来蛊惑人心，因为这句诗仿佛劝导人们什么事都可以做，正义可以弃之脑后，只要有利可图就行。苏格拉底反驳说，他的意思是只要那些做好事情的人才是真正地在工作，才是真正有用处的工人。他把那些从事赌博或做坏事的人称为懒惰之人。
苏格拉底尽管强调人生价值，但并不反对财富，他认为为了成就最高的善，普通公民应有必需的生活资料，但是他反对过多的财富，提倡节制：
因为一个不能自制的人并不是损害别人而有利于自己，是一个贪得无厌的人，掠夺别人的财富来饱足自己的私囊那样，而是对人既有损对己更有害。的确，最大的害处是不仅毁坏自己的家庭，而且还毁坏自己的身体和灵魂。
与其他奴隶主阶级思想家相区别，苏格拉底并不轻视劳动，他引用赫西俄德的诗句：不朽的神明却把劳力流汗安放在德行宫殿之前。具有重要意义的是在西方经济思想史上，他第一次提出了强迫劳动和自由劳动的不同性质。在苏格拉底看来，前者是为了生活所迫，是一种痛苦的选择，后者是德行使然，是一种幸福的选择，这种劳动会使心灵获得有价值的知识，会使人建立起美好和高尚的业绩。
随着哲学从自然到心灵，古希腊的经济思想就从天上到人间。苏格拉底从来就不把人看作单独的个体存在，而把个人当作社会的成员，社会成员结成家庭和城邦。因此，在苏格拉底看来，对人的善良生活之探索，必须从社会的角度出发。因为任何事物本身无所谓善恶之分，只是在和其他事物相联系时才有善恶可言。这样，苏格拉底就改变了赫西俄德的从单个孤立的人分析经济现象的做法，把古希腊的经济分析推向更加广大的空间。这逐渐成为古希腊经济思想的一种传统，以城邦国家为中心而不是以个人为中心。显然，这样就大大开阔了经济思想的视野。
在经济思想史上，“认识你自己”既要人们认识自己的能力和职责，忠于职守，恪尽本分；又要认识自己的欠缺，和其他人协调均衡，以建立巩固的城邦。苏格拉底在更高的层次上论述了社会分工与协作的必要性，并给这种技术合理性披上了一件伦理外衣。
公元前399年，由501人组成的雅典陪审法庭，以比反对票多80票的优势判处苏格拉底死刑。在法庭上，苏格拉底为自己作了光照千秋的申辩，同时拒绝了他的朋友和学生们为他作越狱的准备。因为在他的信念中，他与雅典城邦从来就不是对立的，而是不可分割的，因此逃亡，离开雅典，就失去了自身的价值。在最后的陈述中，苏格拉底对审判他的人们说：
我的儿子们长大以后，诸位，如果他们在你们看来关心钱财或别的东西胜过关心德性，你们要惩罚他们，像我烦扰你们一样烦扰他们；如果他们实际不是什么而以为是，你们就要谴责他们，就像我谴责你们一样，告诉他们没有关心应该关心的，自以为是他们按品行所不是的。如果你们这样做，我和我的儿子们从你们得到的就是正义的。不过，是该走的时候了，我去死，你们去生。我们所做的哪个事更好，谁也不知道，除非是神。
苏格拉底之死是一场悲剧。然而这并非只是苏格拉底个人的遭遇，而是雅典的悲剧，希腊的悲剧，它不过是借苏格拉底表现出来而已。苏格拉底为了雅典城邦的长存提出了新的原则，“这是那令人识别善恶的知识之树上的果实，是来自自身的知识，也就是理性，——这是往后一切时代的哲学的普遍原则。”这不可避免地要和已经衰朽的，但仍为大多数雅典公民的传统信仰相冲突。雅典人杀死了他们最优秀的儿子，最伟大的公民，也就宣告了自己灭亡的命运。
苏格拉底经历了雅典全盛的顶点和衰落的开端。在兴致勃勃和朋友们的哲学讨论中，苏格拉底安详地迎来了自己的最后时光。他平静地、没有丝毫厌恶地把一杯毒药一口气喝光。一方面他的生命走到终点，一方面他的精神走上永恒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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