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前，我在一所大学里读书，在老师讲授《资本论》第一卷劳动的二重性时，一种想法划过脑际：中国为什么没有这样一般化的“劳动”范畴和“价值”范畴。
20年前，我自己成为一名大学教师，在学校讲授《经济学说史》。我们的《经济学说史》教科书一般采取一种“后顾式”的写法，即将“劳动创造价值”作为立论的根据，去评判、剪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产生前的经济思想史，仿佛思想具有向一个方向自己发展的魔力。
大约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我读到了美国经济学家熊彼特的《经济分析史》，这本书《导论》中的一些话对我的教书生涯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科学分析不单是逻辑上前后一贯的一种过程，从某些初步观念开始，然后按照直线的方式往上面增添内容。它不是单纯地对一个实体的逐渐发现——例如像刚果盆地的发现那样。它宁说是与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前辈人头脑里创造的东西的一种永无休止的搏斗；同时，如果它有所“前进”的话，那是以一种纵横交叉的方式前进的；它的前进不是受逻辑的支配，而是受新思想、新观察或新需要的冲击以及新一代人的偏好与气质的支配。因此，任何企图表述“科学现状”的论述实际上是在表述为历史所规定的方法、问题和结果，只有对照其所有产生的历史背景来考察才有意义。换句话说，任何特定时间的任何科学状况都隐含它过去的历史背景，如果不把这个隐含的历史明摆出来，就不能圆满地表述这种科学的状况。
在熊彼特看来，经济学说史实际上就是研究人们对经济现象的了解是这样发生、改进以及怎样不断推到原有分析结构的。而人们对经济现象的观念既取决于当时的经济结构，又取决于当时的文化传承和整个制度结构。经济观念的成长就像一片热带丛林，而文化就是影响这片丛林的生态环境。因此研究经济观念的成长，需要一个文化向度。
人们常把1776年8月亚当·斯密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的发表视为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科学的诞生日。本书写到亚当·斯密之前，即经济科学的前史。在亚当·斯密之前，西方的经济观念依然和与整个社会文化粘连在一起，分析在不同文化背景下各种经济观念以及与这些经济观念相关的哲学、伦理学和宗教观念的演变，是一项值得重视的课题。
这本书主要从这样一个角度来考虑西方经济思想的发展历程。从古希伯来、古希腊、古罗马、基督教这些西方文化的基因中去寻找诸如“劳动”、“价值”、“看不见的手”、“交换”这些观念的历史和文化根据，从地理大发现、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科学革命、哲学变革中去寻找经济科学兴起的前提与方法，所以笔者将本书取名为“源与流——西方文化中经济观念的演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