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德国历史学派在美国的直接承袭者，凡勃伦认为“制度是风俗和习惯长期积累的产物，是个人或社会对有关的某些关系，或某些作用的一般思想习惯”，政治经济学的任务就是研究人类经济生活中的各种制度，探讨它们的起源和演变。遵循凡勃伦—康芒斯制度学派和欧洲制度主义米尔达尔（G. Myrdal）的传统，瑞士经济学家坎普（W. Kapp）对历史—经验分析方法给予相当关注并将其作为方法论基点之一。还在他尚未完全转到社会经济学立场的20世纪40年代，就鲜明地提出，经济学的首门课程应当是跨学科框架内的“当代文明”，其次当推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作为社会经济学的重要代表人物波兰尼以睿智的经济史家眼光，从更为深厚的历史视角，审视了经济制度的漫长变迁轨迹，对近代以来西方市场经济神话予以深刻的揭露。在五十年代以前的著述中，波兰尼主要强调近代社会（即市场经济社会）在人类发展史上只是一个极其特殊的断代，它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历史发展所要经历过的必然阶段。波兰尼及其追随者强调“要在真正意义上历史地来把握近代社会与市场经济的本质，即是要洞见那潜藏在表层经济制度背后深层的本质”。
需要指出，西方经济学界自六十年代兴起的历史经济学或历史社会经济学，形成了以福格尔（R.W. Fogel）、道格拉斯（M. Douglas）.诺斯（D. North）、麦克洛斯基（D. McCloskey）和格瑞夫（A. Greif）为代表的新经济史学派。虽然其主要方法是新古典经济学方法论在经济史领域的直接延伸，但非常注重历史进程和历史事件对经济制度的制约及其影响作用，同时强调制度在解释历史进程中的作用。尤其是九十年代中期格瑞夫倡导的历史--比较社会经济学框架格外引人注目。一方面，他将博弈论引入经济史的研究，强调制度起源于积极的文化信仰，是长期历史自然演化的产物。另一方面，则强调诸多因素共同作用对经济制度变迁的内在制约，呈现出明显的向旧社会经济学回归的迹象。
在世纪转折之际，历史分析作为贯穿社会经济学框架主线的方法论价值至少包含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有助于反思近代工具理性及其对现代经济分析思维定势的影响，在历史演进与发展的长河中，把握经济制度变迁的由历史设定的内在轨迹。近代工具理性主义狂飙对人类思维方式上的影响，莫过于使人拥有某种超乎自然和历史演进规则的自我设计、自我膨胀的机械力。这一思维方式发展到极致，则是以近代的种种成就，轻视人类漫长历史中长期积淀的智慧，忽视人与自然在长期历史中形成的有机协调和天、地、人大系统中的内在平衡机制。强调历史分析视角将更有助于增强对历史进程、对未来、对人类生存环境的一种高度责任感，进而有助于反思西方发展模式的弊端及其仍在继续中的对发展中国家潜在的严重影响。近代工具理性思潮及其影响不过几百年，它不可能包括和穷尽对整个人类历史进程的认识。显然，应当还历史以本来面目，赋予历史分析方法在人类思维中应有的主导地位。
其次，以历史分析为基本构架，把经济制度的变迁和经济现象的表层纳入纵向历史发展的更深层面，无疑使我们得以明析制度演进的内在脉络和揭示在特定历史、文化、制度背景下经济演化的内在规律。强调历史分析作为社会经济学框架重要基石的方法论意义，或许正在于感悟历史变迁的内在轨迹：将西方各国的市场经济体制视为在特定历史条件和制度环境下近代社会历史自然演进中的一种突变的后果，而其未来的发展必然服从于自身历史演化的规律，即处于一种新的社会经济大转变的前夜。但对众多非西方国家来说，则更多体现在受外部经济和政治压力下，被动应战的选择结果，并非必然表现为在历史设定的制度背景下自发自然演化结果。在此意义上，以历史分析为主线的社会经济学框架，对于各国探索自身历史设定中的多元化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具有特殊的方法论价值
最后，强调历史演化与发展的多元化轨迹，摒弃西方中心论的思维定势，是历史分析方法的重要价值取向。时至今日，西方中心论的思维定势，仍在经济发展领域改头换面地（如全球经济一体化）、顽强地制约或限制多元经济发展模式的选择。如果我们不是仍囿于西方中心论的思维定势，而是客观地分析并承认各国、各民族在漫长历史进程中形成的各类经济制度和适应各国历史、制度文化环境下的非市场制度的合理性，承认探索各国多元发展模式的合理性和必要性。那么，我们将清楚地认识到，以经济霸权和强权为特征的西方中心论，强调用简单划一的标准衡量其他国家和民族经济的发展模式，试图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将其他国家拉向背离自身历史和制度条件决定的发展轨迹。在新的不平等的国际关系下，以更为隐蔽的方式或足以造成发展中国家生态环境的恶化及资源的巨大浪费为代价，来维持西方经济强国自身的繁荣与稳定。历史分析的重要意义正在于，它促使更多的经济学家和社会科学家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关注自身的历史进程和制度环境，关注对适合各国国情发展模式的探索。
（二）注重整体分析和跨学科研究是社会经济学的重要方法论原则
社会经济学区别于单纯经济分析的方法论优势在于，它强调从经济、政治、社会、历史及文化发展的整体分析和跨学科研究视角，探索经济制度的变迁轨迹和经济活动的内在制约因素。显然，社会经济学所强调的这一方法论原则更有助于从各种制度、各个学科及不同研究对象的交织点与会通处，透过纷繁复杂的经济与社会现象的外观，更好地揭示制度变迁的内在本质。遗憾的是，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框架，注重逻辑推理，注重若干假设条件下的数量经济关系的研究，通常将制度因素存而不论，并将对经济制度的分析局限于非常狭窄的研究领域。不仅如此，西方经济学的分析框架日益背离经济制度嵌入其中的社会、历史及文化土壤，孤军深入地向前发展，面对日趋复杂的社会经济问题的求解愈来愈束手无策。社会经济学和社会经济学方法再度引起普遍关注，从某一侧面反映出世纪转折之交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需要。
当我们关注社会经济学的演化历程，不难发现整体分析和跨学科研究是其遵循的内在精神和固有学术传统。罗雪尔认为，国民经济学“只有同有关国民生活的其他科学，特别是同法制史、政治史及文化史紧密结合起来，才能做到”。而施穆勒则是在深度和广度上对跨学科研究方法予以高度关注。他认为“对人类社会经济生活及经济发展的分析，不能局限于经济学，极力主张把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伦理学、历史学、人类学、地理与地质学、科学史和技术史等多种学科同经济学沟通起来，这样就能把经济学真正变成一门主要的社会科学”。立足于从伦理、心理、风俗、法律、组织制度及社会结构等多因素角度分析经济运行机制，是施穆勒分析框架的特点，亦是其对社会经济学的最重要的贡献。诚如熊彼特评价的那样“它们有可能显露出某种微妙的启示，隐含地表达出某种关于社会过程尤其是经济过程的理解，转达有关历史透视的某种思考”。应当说，施穆勒的跨学科研究框架，对经济思想史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凡勃伦、米尔达尔、坎普的社会经济学都不同程度的继承和发扬了他的跨学科研究传统，推进了社会经济学的向前发展。
米尔达尔社会经济学的一大特点即是强调跨学科研究这一方法论特质，“把经济学的研究重点转向制度学派方向上去显然意味着跨学科研究这个意义”，“在各个学科之间交叉地进行研究也会产生有益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