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勇（1999）则从国际关系学的角度解释金融安全，他认为从概念的含义来说，安全本身是一个国际关系学的概念，它包括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客观上是指一种消除威胁的能力，主观上是指一种心理感受，即安全感。因此需要借助国际关系学的基本概念，结合经济学的特点来定义金融安全，并定义金融安全为：抽象地说，金融安全是对“核心金融价值”的维护，包括维护价值的实际能力与对此能力的信心这两个紧密相关的方面。至于什么是“核心金融价值”，梁勇认为可以从三个层次来理解。首先，“核心金融价值”是金融本身的“核心价值”，主要表现为金融财富的安全、金融制度的维持和金融体系的稳定、正常运行与发展。这意味着金融安全是金融本身的稳定和金融发展的安全，这也是对金融安全最普遍的理解和最常见的金融安全问题；其次，“核心金融价值”是受金融因素影响的国家的“核心价值”，表现为国家的经济、政治和军事等领域的安全受金融因素的影响（包括危害和维护两种情况）程度。这意味着金融安全是金融领域对国家经济、政治和军事等领域的安全的维护，即把金融的正常运行和发展看成是对国家安全的支撑。最后，“核心金融价值”是国际金融运行中本国的“金融价值”，其内容除了避免金融财富外流、外来冲击危及国内金融制度与体系进而危及经济、政治和军事安全外，主要是“金融主权”。这种“金融主权”是控制金融体系的力量，保持对国内金融运行和金融发展的控制。这是前两个层次的自然延伸，既包括金融本身的安全，也包括金融对其他领域安全的影响。
除此之外，郑汉通（1999）、雷家骕（2000）、刘沛（2001）及刘锡良（2004）等对都对金融安全的概念进行过界定，但含义并没有实质性的区别。
陈世渊和陈丹丹（2001）从公共产品角度分析了金融安全及国有银行产权改革。他们认为金融安全具有公共产品的属性，并具有外溢性，所谓外溢性是指某个个体的行为会影响到其他社会个体的利益。社会个体对金融安全有共同的消费需求，而个体又无法排除他人单独消费。这样，公共产品消费上存在的“搭便车行为”（free—rider）也同样存在于对金融安全公共产品的消费上。而金融的外溢性又加重了这种行为，使得金融企业广泛存在着过度经营（甚至是违规经营）行为，忽视对金融安全的维护（甚至是危害金融安全）。并认为造成这种状况的一个主要原因是我国金融体系的主体国有银行的产权制度不完善，这些问题可以通过建立排他性的国有银行产权、明确国有银行的产权界限、建立可分解、可交易的国有产权制度和保障国有银行产权的行为性等方面加以解决。
刘锡良和孙磊（2004）探讨了政府对金融安全的影响。他们认为金融是政府实现目标的重要手段，而金融运行状态构成了政府的政治约束，在利益的驱使下政府成为了决定金融安全状态的主导因素之一。政府既影响金融生存的环境，又直接作用金融体系、参与金融活动。在经济转轨过程中，中国的金融体系积累了巨大的风险，但中国的金融体系运行一直处于可控的状态之下，这种奇特状态的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政府的行为，中国金融体系存在的风险很多与政府有直接和间接地关系，但同时政府又利用多种手段和方式维护金融的安全。政府对金融安全的维护大体有两个方面：一是通过改善相关制度、构建监管体系进行日常监管、货币政策等方式将总体金融风险控制在危机临界点之下；二是建立救助和应急机制应对突发事件或外部力量的冲击。不少紧急情况的涉及面相当广泛，并超出了金融监管部门的处置能力范围，这时只能依靠政府的最高决策层进行处置。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爆发很大一部分在于政府的处置不当。
在较为微观的层面上，段忠东（2007）研究了资产价格与金融不稳定之间的关系，他认为资产价格、信用扩张和金融不稳定之间存在某种复杂的内在联系，研究资产价格与金融安全的关系，必须搞清楚资产价格和银行信用扩张之间的关系，这是研究资产价格波动通过银行信用引发金融不稳定的出发点。从历史实践和实证研究的结果来看，资产价格的大幅度波动和信用的快速扩张相互作用，是导致金融不稳定的重要原因。大部分的实证检验都支持资产价格的大幅度波动与信用的快速大幅度扩张相结合，导致了银行资产负债表恶化，进而引发了金融不稳定。
此外，国内对金融安全问题进行研究的有钱小安（2001）、张亦春（2002）、瞿强（2005）、郝俊香（2006）、刘刚和白钦先（2008）等，与国外的研究相比，这些研究更多的从中国的角度研究开放条件下的金融自主和金融稳定。
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系统论述金融安全和资产价格波动关系的研究并不多。国外这方面的研究更重视经济基本面的分析，强调经济基本面的失衡是诱发资产价格泡沫及出现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但这忽视了在经济基本面没有严重失衡的情况下，单纯投机性资产价格泡沫及可能的崩溃对金融系统的冲击，并且忽视发展中的经济体所关注的方面、如金融主权等。国内对金融安全的研究更多是从政治经济角度，研究内外经济体的金融矛盾，而忽视了对金融体系的基本结构、运行效率等内部金融安全问题研究。本选题力求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更全面深入的分析这方面的问题，并将关注的角度集中在资产价格波动对金融安全可能的影响上。
1.4.2研究方法
选取适当的研究方法可以充分有效的对相关问题进行研究，从而能够更深入的揭示问题的实质，实现研究的目标，本文主要采用以下方法进行研究：
（1）分位回归分析方法。传统的最小二乘法是一种均值回归方法，它的回归结果反映的是样本点平均的变化趋势，能够有效的说明事物总体的变化，但并不能有效说明事物不同部分的变化特点；分位回归将样本区分为不同的分位点，不同分位点的回归主要反映分位点附近样本的变化特点，从而能够更有效的反映样本的局部特征。本文使用分位回归方法研究股权再融资上市公司和其它公司相比的行为特点。
（2）数据包络分析法（DEA）。DEA是一种相对效率评价法，实际属于能够处理具有多输入、多输出系统的多目标决策方法，它的优点是将非线性的效率评价问题通过等价变换转化为线性优化问题，从而可以使用线性规划工具求解不同决策单元的相对效率评价值，不需要像参数方法那样给出具体的函数形式，这大大的简化了问题的处理，也极大的提高了数据处理规模。本文使用该方法分析中国银行业经营的效率变化。
（3）向量自回归模型（VAR）。VAR模型及相应的脉冲响应函数能够较好的反映外生冲击在一段时期内的持续影响及作用特点，从而有利于分析因素对未来事物的潜在影响。本文使用该方法分析股票价格、信贷资金、国际资本流动的相互作用机制及特点。
（4）对比的分析方法。事物的对比既包含同一时期不同主体的比较，也包含同一主体不同时期的比较，还可以在不同主体、不同时期相类似的事件之间进行对比。可以看到，金融安全事件主要发生于国外，中国由于相对封闭的金融体系及严格的政府控制，使金融形势处于相对平稳状态，但开放和市场化是中国金融发展的必然趋势。因此，本文使用了对比分析的方法进行中外情况的对比分析。通过中外对比，一方面可以明确我们的发展方向，另一方面可以使我们达到类似状态下时，可以进行更有效的控制，从而维护国家金融体系的安全。
1.4.3技术路线
本文的研究遵循如下的研究路线：
1.4.4本文的创新点
（1）资产价格的正反馈交易模型是Delong等提出的资产价格泡沫形成的解释模型，该模型的缺陷是相对固定两类参与人（理性交易者和正反馈交易者）的市场参与比例，并不能真实反映泡沫形成过程中，参与人比例的变化，本文重新构筑正反馈交易模型以使模型更具现实说服力。异质正反馈交易模型的演绎结果发现，单纯正反馈交易者整体分析能力的提高并不能抑制资产价格泡沫，在一定条件下甚至会对资产价格泡沫的膨胀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这是本文的一个创新点。
（2）将分位回归分析引入到中国资本市场上市公司行为特征的分析中。分位回归是近来刚兴起的一种统计分析方法，在资本市场的分析应用并不多见。它克服了传统最小二乘法的单一分析结果缺陷，能够刻画事物内部不同层次的特征及状态区别。本文使用这种方法发现，处于最高分位点的少数上市公司股权再融资后能够维持原有的业绩水平，而多数上市公司的业绩表现相对于未融资公司来说出现下降，即不同盈利水平上市公司股权再融资行为具有异质性，而类似其它研究还未发现这样的应用及相应的结果。
（3）本文另一个创新点是在评价银行效率时，将数据包络分析方法应用在银行时间序列数据分析，这在银行效率评价中尚不多见，并且在指标的选取和其内涵界定上不同于现有的研究，即将包含净利息收入的营业收入作为银行的产出指标，而不是多数研究采用的贷款余额。研究结果发现，无论是国有银行，还是股份制银行，其在1994年以来的效率变化都经历了从最初下降到最终恢复并改善的过程，同时也表明市场化进程有利于银行效率的提高。
（4）在金融安全研究框架下，构筑了资产价格、银行信贷及国际资本流动的VAR模型，探讨这些相关事物的相互作用对于中国金融安全问题的影响，类似的研究处理并不多见。实证结果发现了现阶段在中国，这些因素相互作用存在与其它国家不同的特点，即在目前条件下，国际资本流动和银行信贷并不是当前股票价格泡沫产生的主要推动因素，利率对于资产价格泡沫的抑制作用具有滞后性。虽然如此，未来在中国股市全流通及金融日益市场化的条件下，应该对资产泡沫膨胀与破裂所可能产生的破坏性影响保持足够的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