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蒂芬·茨威格在《人类群星闪耀时》一书中感慨道：“一个人生命中最大的幸运，莫过于在他的人生途中，年富力强时便发现自己生活的使命。”白手起家，用十几年的时间成就新东方精彩的俞敏洪，无疑是在年富力强时就发现自己生活的使命的幸运儿。
产业化规避个人英雄主义
新东方刚创立的时候，整个出国考试培训市场鱼龙混杂，教学水平良莠不齐，而且由于出国考试是短期培训，创办者大多也是目光短浅、急功近利。几年过去了，许多竞争者销声匿迹、退隐“江湖”，唯独俞敏洪和他的新东方异军突起，挺立潮头。
“产业化”是让新东方能够从小到大，由弱到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经营思路。在20世纪90年代，民办教育产权不清晰，法律地位脆弱，新东方开始进入英语培训市场这一潜力巨大的产业，这个市场当时总值约60亿人民币，潜在市场总值为100亿人民币以上，到2005年，总值已经达到200亿人民币左右。按照俞敏洪的说法，新东方的目标是占据该市场的20%，也就是新东方每年靠英语培训所得的收入为40亿人民币。这就是产业化带来的规模效应，这就是产业化的力量。
有人曾经将“疯狂英语”创始人李阳与俞敏洪的运作模式进行比较。李阳是疯狂英语的创始人，他在中国掀起了一场学习英语口语的狂飙运动。他最新的身份是“奥运英语总教头”，在中国最近十几年的英语培训市场上，“疯狂英语”这个英语培训品牌堪称奇迹。同是英语培训者，李阳凭借自己独创的喊话式英语学习法，也曾经在大学校园里流行过几年，但是李阳的疯狂英语却没有带来和新东方一样的财富，而新东方却以产业化、集团化的优势长时间傲然挺立。
是否将英语培训产业化，是他们之间的主要区别。
就连李阳自己都反思疯狂英语的商业模式，他说：“新东方有数千全亚洲最顶尖的英语老师，而我只是一个老师，差得太远了！”李阳以个体化的身份对抗庞大的集团军，显然心有余而力不足。
什么是产业化？
产业化是一个集合概念，它是指具有某种同一属性的企业或组织的集合，形成社会普遍承认的规模程度、通行法则，并在全社会范围内达到通变，从而完成从量的集合到质的激变，真正成为国民经济中以某一标准划分的重要组成部分。
英语培训是教育行业中具有明显产业化特征的组成部分，它具备充分条件：从20世纪90年代的出国热，到后来人们在职称、晋升、学习中对英语的多样化需求，以及中国加入WTO等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为英语培训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大好环境。据统计，2007年我国有5万多家外语培训机构，他们演化出繁花似锦般的教学手段，让传统英语教育产生分工，产品链逐渐建立，成为知识经济时代新的主导产业。
俞敏洪顺势而为，创办新东方。他本人也并非未卜先知，他总是依靠“比别人多做一点，比别人做好一点”的朴素创新思维往前推进。别人收费360元，他就收180元。而且他的老师与学生在课堂上互动性非常好，课堂总是充满欢声笑语。
俞敏洪认识到，培训学校虽然很多，但是普遍没有做大，主要原因就是对个别教师过分倚重，依赖性太强。所以俞敏洪需要找更多的合作伙伴，帮他提高英语培训各个环节的质量。这些人不仅要专业知识过硬，而且要和俞敏洪有共同的办学理念。他首先想到加拿大的徐小平、美国的王强等人。他相信这些人在思维和能力上能够担当起办好新东方的使命，他们的合作也会坚固和长久。
徐小平、王强、包凡一、钱永强等人陆续加盟新东方，他们分别在出国咨询、基础英语、出版、网络等方面各尽所能，为新东方学生建起了一条顺畅的英语领域的通道。比如有学员报了俞敏洪的出国考试培训班，他可以领取由包凡一出版的学习教材，还可以就出国相关事宜咨询徐小平，同时可以参加钱永强负责的“在线教育”进行学习。这既适应了学生的多样化要求，也体现了新东方的产业链模式。
在俞敏洪和他的团队的不懈努力下，新东方取得了很大的发展。2000年，俞敏洪及领导团队成立了东方人投资有限公司，向教育产业化运作迈开了一大步。同年，新东方与联想合作，由联想注资5000万，新东方出品牌资源，各占50%股份，成立了联东伟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专门从事新东方远程教学。这是新东方与外界第一次的正规合作，新东方的教育理念与教育精神通过现代化科技以更快的速度渗透进社会。
此后，新东方逐步完善对英语培训市场的细化，它在几乎每一块市场都占有一定份额，在每一个领域都有专业人士负责。到2001年，新东方已建立了比较完备的出国考试培训、基础外语培训、出国留学服务教学体系和其他相关产业体系，市场拓展到中国20多个主要中心城市，奠定了新东方在中国外语培训市场的霸主地位。
这种快速的发展模式，让人对教育产业化的力量和潜力惊叹不已。俞敏洪解释说，教育产业化绝对不是说把一所学校产业化赚钱，一些教育领域的东西，比如像新东方这样的短期培训、教育咨询、教育产品以及教育管理、教育信息、教学设备这些东西都是教育产业化的重要内容。如果归纳产化的意义，可以分为两个方面，第一就是教育要为学生提供人生价值观念，教育本身不管是公立教育还是私立教育都要造就人才。第二就是在教育行业没有潜力的前提下通过教育整合获取更多的财富来源，不一定是从学生身上获得，而是从资本市场上获得。
正如俞敏洪所说的那样，2006年新东方在美国上市，从一家粗放型的外语培训机构发展成为一家能够接纳国外投资、与国际接轨的集团公司，这正是新东方产业化的体现。俞敏洪也表示，上市所融得的资金，同样按照新东方的产业化思路，将被投入扩展产业化发展的计划中。
依照对产业化思路的运作，到2006年，新东方在全国已经拥有34所分校，而且它已经进入了职业教育领域、出版和杂志行业，同时还进入了远程教育行业。跟联想合作的远程教育成为全国最大的英语教学网站，软件开发公司已经开发30多个软件，销售额超过2亿元。2008年3月，俞敏洪透露，新东方将在北京建设一所占地500亩的私立大学，预计投入8亿元，筹款20亿元以上，建立基金会，用来运营资本补贴学费。俞敏洪想把它建成一所最多可招收5000名本科生，以经济、法律、商学、哲学、宗教等专业为主的小型大学，招生主要面向农村孩子。
2008年10月25日，首届新东方教育论坛召开，俞敏洪在会上再次提及这个计划。他说，真正意义的民办大法应该和永立大学一样是非营利的，而且拥有比永立大学更丰富的资金，教育质量和永立大学一样好。以此衡量，中国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真正意义的永立大学。尽管如此，俞敏洪对未来前景仍表示乐观。他说：“这个世界上失去什么都不可怕，唯一可怕的是失去信心的人，失去你的勇气。”
“千里打飞的”，立业要靠诚信
在俞敏洪的自传《永不言败》一书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感人的故事：
2005年6月17日，俞敏洪和他的家人在加拿大温哥华，准备乘当天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的飞机回北京。起飞前两个小时，航空公司突然打电话通知俞敏洪：因为天气的原因，当天航班取消。
老俞一听就急了，因为第二天他在北京安排了两个会议和一场学生讲座。如果改变归期，将使上千学生因为他的缺席而改变他们的安排，这是老俞最不希望发生的事情，所以他的第一反应就是一定要想办法当天回北京。
于是，他立刻打电话到加拿大的航空公司查询，虽然国航取消了，别的航空公司说不定会有航班，可是查询的结果是：加拿大航空公司的座位已全部订满，并且很快就要起飞。失望之余，他又迅速查询了加航飞往上海和香港的飞机，也都是满员。眼看明天到达的希望落空了，老俞十分失望。朋友们纷纷劝他说：别再折腾了，好好休息一下，明天再走吧。老俞想也只能这样了，便沮丧地坐上汽车，离开了机场。
车行半道，老俞忽然想起看到过的一篇报道，说中国东方航空公司将于近期开通从上海到温哥华的航班，但他忘了是哪一天开通。不管怎样，这是最后一线希望，于是他让朋友立刻掉转车头回到机场。查询后发现这一天恰好是飞机首航的日子，而且离起飞还有两个多小时。事不宜迟，俞敏洪马上跑到国航的值班柜台，要求他们给他签票到东方航空的飞机上。工作人员一脸为难，因为两个航空公司之间没有联营关系。老俞苦苦哀求，反复陈述他必须回去的理由，终于打动了工作人员。
经过了十几个小时的飞行，俞敏洪一家终于回到了上海。他们拖着行李从上海浦东机场坐车赶往虹桥机场，坐最晚的一班飞机回北京，到家已是后半夜了。虽然累得筋疲力尽，俞敏洪却感到心里的一块石头落地，因为第二天，他可以准时面对等待着他的同事和学生了。
其实，为了准时赶往现场，而不惜“千里打飞的”，这样的事不止发生过一次。
2006年6月29日，合肥新东方学校将举行盛大的开业庆典，俞敏洪应邀讲演。在晚上的6点30分，俞敏洪还要准时出席在福建农林大学举办的一场公益讲座，俞敏洪的计划是参加完合肥的开业庆典后，马上飞往福建。
可是，老俞在28日的下午，听到了一个不好的消息：从合肥飞往福建的航班被取消了。这时的俞敏洪心里只有一个念头，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及时赶到福建！
于是，俞敏洪马上指示新东方的工作人员都参与到查询航班的队伍中来。老俞在合肥做演讲的时候，合肥新东方学校、福州新东方学校两边的工作人员都在网络上搜寻着可能的航线。
在没有直达航班的情况下，只能采取转机的形式，当时有这样几条线路是开通的：合肥、杭州、福州等，工作人员精确地计算着：合肥飞杭州，杭州飞福州？不行，起飞的时间赶不上！合肥飞上海，上海飞福州？不行，讲座赶不上……最后，唯一可行的线路确定了：让老俞先从合肥飞深圳，再从深圳飞厦门，接着从厦门飞福州——这样的行程不亚于国际航班，再加上当时38.7摄氏度的高温天气，老俞要经受的辛苦可想而知。
所有新东方的工作人员都在密切关注着航班的动向和俞敏洪的行程，福州新东方学校的人员派出专车在机场等候，老俞一下飞机就把他火速送到福建农林大学。
晚上6时，俞敏洪准时出现在福建农林大学的讲台上，所有人心中的大石才落下。老俞还来不及擦去脸上的汗、喝上一口水，一路奔波的他稍稍有些疲惫，但一看到那么多双渴望的眼睛，他的状态马上又恢复了。
其实老俞完全可以打个电话过去说明一下自己的情况，没必要“千里打飞的”，但是老俞不想因为自己的缺席而影响到他人。在他的行为准则里，有一个“信”字支持着他，给予他力量。
“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这是李白《侠客行》的诗句，形容承诺的分量比大山还重，极言诚信的重要。
中国是个有五千年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诚信一向是中国人引以为豪的美德，“人无信而不立”。诚信是一切道德赖以维系的前提。古语曰：索物于暗室者，莫良于火；索道于当世者，莫良于诚。也就是说最好借助于光亮在黑暗中取物；而只有诚信，才能取信于天下。
是的，一个人做人做事的成功根本，只有依靠“诚信”二字。你先对别人有诚信，别人才会反过来对你有诚信。人一旦不讲诚信，在社会上就无立足之地，什么事情都做不成，因为没有人会相信他了。
同时，“诚信”不仅是立人之本，更是一个企业的立业之本。一个企业，好声誉就是其最响亮的招牌，只有做到诚实不欺、恪守信用，才能获得更多客户的信赖，获得社会的认可，企业才能走得更远、更稳。千万不要为了一点点眼前的利益，而丢失掉最宝贵的诚信，否则就会像下面故事中的人们一样失去更多的财富。
故事是俞敏洪讲给学员们听的，目的就是告诉他们别冒险用“抛弃诚信”去换取金钱，否则只会失去更多。
在山东有一个小村庄，种出来的蕨菜质量特别好，有一家日本企业前来大量收购。渐渐的，这个村庄就发展成为向日本出口蕨菜的生产基地，也成为当地的唯一经济来源。
刚开始，村庄里的老百姓都是将蕨菜放在太阳底下晒干了以后打包运到日本去，后来由于放在太阳下面晒干需要两天时间，很多老百姓想赚更多的钱，等不及蕨菜晒干，就把蕨菜收回家以后用锅烘烤。在锅里烘干来得快，一会儿的工夫就好了，但是烘烤的蕨菜和太阳晒干的蕨菜是有着本质区别的，两者表面上看是一样的，但是烘干的蕨菜用再多的水也泡不开。
日本的这家企业发现了村民们的“作弊”，很生气，便挨家挨户下达通知说：千万不要用锅炒，一定要放在太阳底下晒，不然就没办法合作了。
大部分的老百姓都遵守了日本企业的要求，把蕨菜放在太阳底下晒，但还是有一些人把蕨菜偷偷地放在锅里烘干。日本企业在抽样调查后发现了仍然有烘干的蕨菜存在，于是断绝了跟这个地区的全部蕨菜交易，这个村庄失去了经济来源。现在，村庄里的老百姓依然在贫困中挣扎，因为再也没有日本企业来收购他们的蕨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