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善与恶的困惑：什么是对的
佛教讲究善恶轮回，因果报应。其实，在现实生活中，这种所谓的“因果报应”只不过是心存感激的受惠者对施惠者的一种报偿而已。对他人施与善行，往往能收获别人更加丰厚的回报。明智的父母应懂得让孩子奉献自己的爱心，帮助别人。因为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
我们为别人付出的时候，本身就体验到了生命的快乐和富足。善良的回报在哪儿都是相通的。正如哈佛教授珍妮·玛蒂尔所说，人们每做一件好事的时候，都会在内心产生一种愉悦。其实，这就是爱心和善举给我们的回报，这种回报正是人生中最宝贵的东西。
道德的力量究竟有多大
带“剑”的契约对于保证合作关系是有效的，但是在更多的情况下，我们根本找不到或者不值得用“剑”也就是法律来保证合作。那么在这时，有没有其他办法来达到均衡呢？答案是肯定的。
有一群猴子被关在笼子里，从笼子上方垂下一条绳子，绳子末端拴着一个香蕉，上端连着一个机关，机关可以开启水源。猴子们发现了香蕉，纷纷跳上去拿这个香蕉，当猴子拿到香蕉时，相连的绳子带动了机关，一盆水倒了下来，尽管够到香蕉的猴子吃到了香蕉，但大多数猴子被淋湿了。
这个过程重复着，猴子们发现吃到香蕉的猴子是少数，而其余的大多数猴子都被淋湿了。于是，每当有猴子要去取香蕉，其他的猴子就会主动地去撕咬那个猴子。久而久之，猴子们产生了默契，再也没有猴子敢去取香蕉了。
在这里，猴子间产生了“道德”。猴子们认为取香蕉的后果对其他猴子不利，因而取香蕉是“不道德的”，于是它们便会主动地惩罚“不道德的”猴子。
与法律一样，道德也是对某些不合作行为的一种惩罚机制。这种机制的出现使得人类从囚徒困境中走出来。道德感自然地使人们对不道德的或不正义的行为谴责或者对不道德的人采取不合作，从而使得不道德的人遭受损失。这样，社会上不道德的行为就会受到抑制。因此只要社会形成了道德或不道德、正义或非正义的观念，就自动对行为产生了调节作用。
但是在日常生活中，单纯依靠对手的道德自律来达成合作是不保险的。霍布斯在《利维坦》中对人类在自然状态中的人性描述是令人胆战心惊、不寒而栗的，它是西方性恶论最为系统的体现，也是最为有力的表达。
显而易见的是，当人们生活在一个没有公共权力慑服他们的时期，他们就处在所谓的战争状态中。这种战争是每一人对其他人的战争，因为战争不仅存在于战役或战斗行动当中，而且也存在于用战争进行争夺的意图普遍被人们所信奉的一段时期之中。因此，战争的性质就必须要考虑到时间的概念，就像考虑到天气的性质一样，因为正如恶劣天气的性质不在于一两阵暴雨，而在于一连许多天下雨的倾向一样：战争的性质不在于实际的战斗，而在于整个没有任何保障的战争时期的那种人所共知的战争意图……这种人人相互为敌的战争状态还会产生一种结果，那就是没有任何事情会是不公正的。正确和错误、正义和不正义的概念在这里根本就不存在。没有公共权力的地方就没有法律：没有法律的地方也就没有不正义。暴力和欺骗是战争中的两种主要美德。
从霍布斯所代表的性恶论来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相互敌对的，每一个人与每一个人之间的关系都是对立的、对抗的。正因为受到这一思维的影响，人性本恶影响了西方几千年之久，直到今天，西方的政治和社会设计中，人性邪恶依然是一个潜在的前提和基础。
良心：每个凡人的上帝
在人的内心世界有这样一对永恒伴侣：天使与魔鬼。天使与魔鬼总是如影随形，它们之间的厮杀与搏斗是永无休止的，而且务必要搏出胜败输赢，胜利者将会成为人性的主管者，失败者必将退居幕后，重整旗鼓。正是有了天使与魔鬼的争斗，才得以划分出善与恶的界限。
天使，即指一个人的“良心”；魔鬼，即指一个人的恶意。良心的力量是很奇妙的，它看使我们背叛，使我们控诉，使我们战斗。在没有外界证人的情况下，良心会追逐我们、反对我们。正如尤维纳利斯所说：“良心就像用一根无形的鞭子在随时随地抽打我们，充当我们的刽子手。”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长篇小说《罪与罚》中就描写了一个关于罪恶与惩罚的故事：在彼得堡贫民区一座公寓的五层楼斗室里，住着一个穷大学生拉斯柯尔尼科夫。他原在法律系就学，因交不起学费而被迫辍学，现在靠母亲和妹妹从拮据的生活费中节省下来的钱维持生活。他已经很久没有交房租了，近来，房东太太不仅停止供给他伙食，而且催租甚紧。迫于生活的压力，拉斯柯尔尼科夫杀死了房东太太。此时，房东太太的异母妹妹外出返回，拉斯柯尔尼科夫在慌乱中又杀死了她。
拉斯柯尔尼科夫杀人后，因内心处于痛苦的矛盾冲突中而无法摆脱内心的恐惧，他感到自己原先的一切美好感情都随之泯灭了，这是比法律惩罚更严厉的良心惩罚。所以他怀着痛苦的心情来到索尼娅处，受到索尼娅宗教思想的感召，向她说出了犯罪的真相与动机。在索尼娅的劝说下，他向警方投案自首。
拉斯柯尔尼科夫被判处8年苦役，来到了西伯利亚。不久，索尼娅也到了那里。一天清晨，两人在河边相遇。他们决心虔诚地信仰上帝，以忏悔的心情承受一切苦难，获取精神上的新生。
罚是良心对人的真正的谴责，尽管拉斯柯尔尼科夫杀人的一个动机是生活所迫，但依然无法逃脱良心的谴责。良知让拉斯柯尔尼科夫重新皈依上帝，完成了从罪到罚到救赎的全过程。
自然界存在着对立规律，如斑螫身上分泌一种自身毒液的解毒素。人类社会同样如此，即使人在作恶时感到乐趣，良心上却会适得其反，产生一种憎恶感，引起许多痛苦和联想，不论睡时醒时都在折磨着自己。
伊壁鸠鲁说：“坏人无处藏身，因为他们躲在哪儿都不安宁，良心会暴露他们。”良心可使我们恐惧，也可使我们坚定和自信。一个人能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经过许多险阻而步伐始终不乱，就是因为对自己的意图深有了解，自己的计划光明正大。
有一次，西庇阿在罗马人民面前被指控犯了一桩大罪，他不但不要求宽恕或向法官求情，而且还对他们说：“好啊，你们还不是靠了我才有权审判每个人，如今竟要起我的脑袋来了。”
又有一次，人民法庭起诉西庇阿，他却绝不声辩，只是侃侃而谈：“来吧，我的公民们，去向神祇拜谢，也是在今天这样的日子，让我战胜了迦太基人。”说完，他便大步向神庙走去，只见所有人都跟在他后面，其中包括他的起诉人。
还有一次，人民法庭应加图的要求，传讯西庇阿，要他对安蒂奥克省的一切开支作汇报。西庇阿为此事来到元老院，从袍子下抽出账册，说这本账册把一切收支原原本本记了下来，但是他没有同意把它转交给法院档案室保存，说他不愿意自取其辱，然后在元老院当着众人的面亲手把账册撕成了碎片。
西庇阿在面对众人的指责与批判时仍能保持镇定，坚持己见，最大的原因在于他对自己所做的事情无愧于良心。良心，是人的道德情感的试金石。人活着，无论遭遇多大的磨难和挫折，都并不可怕，最可怕的是良心遭到谴责。一个人做了错事、坏事，或许可以逃过别人的眼睛，甚至能够逃过法律的制裁，但是唯一逃不过的是良心对自己心灵的谴责。
当今社会中，人们对于财富的追求往往达到癫狂的地步，人的生命为财富所劫持，而其他的一切则成为了附属，生命在社会的进步中被异化。然而良心不是儿戏，谁能使一个人开脱掉自己良心的责备呢？良心是每个凡人的上帝，是性善的一种表现。
政治与道德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游戏
1527年4月21日，马基雅维利在临终时给陪在身边的朋友讲述了一个他做过的梦，在梦里，他看见一伙衣衫褴褛、形容邋遢的人。他问他们是些什么人。他们回答说：“我们是品德高尚、受到祝福的人，正在去往天堂的路上。”
不久，他又看到一群服饰端庄、形貌高贵肃穆的人，在严肃地谈论一些重大的政治问题。这些人中，有他认识的几个伟大的哲学家和史学家，如柏拉图、普鲁塔克、塔西陀等。他又问他们是些什么人，正往哪儿去。他们回答说：“我们是被诅咒下地狱的人。”
讲完这个梦后，马基雅维利说：“我更乐于待在地狱里，在那里可以跟古代世界的那些伟人讨论政治。我可不喜欢待在天堂里，在那群受到祝福而品德高尚的人中间简直是煎熬。”
这个梦就是著名的“马基雅维利之梦”。
在马基雅维利的梦里，那些以立功或立言的方式创建过、英明地统治和革新过共和国的伟人，并没有获得在宇宙中的哪个光明的地方享受永恒幸福的奖赏，而是被罚入地狱，因为他们在成就一番使自己变得不朽的事业时，已经违反了基督教的道德标准。
马基雅维利是意大利著名的政治思想家、外交家和历史学家，也是一位深受文艺复兴影响的法学思想家。马基雅维利认为，政治就其实质而言是一种争权夺利的斗争，是与道德无涉的。政治的统治手段和措施应该同宗教、道德和社会影响完全区别开来，除非它们能够直接影响到政治决策。一项决策是否过于残忍、失信或不合法，在他看来是无足轻重的。
道德关乎个体，政治关乎集体或者国家，政治和道德其实是个体和群体之间的关系。道德依靠人的自觉性，是不能强迫的，它只能对个人起作用，而且没有后续的惩罚措施。而政治则不同，软绵绵的道德根本不适合政治，政治必须是冷酷无情的，而且还要有强大的国家机器作保障，正如霍布斯所说：“不带剑的契约不过是一纸空文。”
所以说，政治是属于公共领域的，道德则是属于私人领域的，二者间形成了一种通过与对方的对立来反衬自己的“镜像”关系：一个人成为一个好的统治者往往意味着他必然被私人领域的标准定义为一个恶棍；而若将私人领域的行为准则运用于公共领域则不啻自取灭亡。他指出：运用力量和权术不必受道德的束缚。合乎道德时自然受人赞扬，但是，在政治上，无须问什么是正当的，什么是不正当只应问什么是有益的，什么是有害的。当合乎道德的事有害于国家利益和君主个人安全时，就不应去做。当不道德的事对国家和君主有利时，都应毫不犹豫地去干，不要有任何顾忌。
做人君的如欲保持地位，必须知道怎样去行不义之事。政治应该和道德分开。如果把政治和道德比喻为游戏，两者的游戏规则是大不相同的，如果在政治领域遵循道德的规则，或者在道德领域奉行政治的规则，是必然会遭到挫败的。
政治和道德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游戏，遵守着不同的规则。但是，它们在人类的文明进程中都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而且缺一不可。如果人人都能实现自己的自由，而且不妨碍别人的自由，我们也许就不再需要政治。但是，这只是理想，每个人的“为所欲为”必然会波及和影响别人。这时候，政治就需要出面，让人们建立起契约，而且要用强有力的国家机器保证人们都遵守契约，从而保证大多数人的自由。纵观各国的政治发展史，那些只注重政治压制的国家是多灾多难的，因为往往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反过来说，仅仅有道德也是不够的，道德不仅仅是疲软的，而且还会成为欺世盗名的工具。
政治把所有的人都想象成不守规矩的，认为人性是恶的，所以要靠强制手段；道德把每个人都想象成善的，认为人性是善的，每个人靠自我修养就能自律。历史证明，政治与道德相辅才能相成，缺少任何一方面都不能在维持社会秩序和保障个人自由两方面同时达到成功，正所谓，“文武之道，一张一弛”。
受到惩罚只是运气不佳吗
于连出生于小城维埃尔的一个木匠家庭，父亲是一个自私的木材厂老板，两个哥哥都是粗俗之辈。瘦小清秀的于连崇拜拿破仑，但是他看到拿破仑的时代已经终结，为了尽快飞黄腾达，便只得从事神职工作。凭着超常的记忆力，他被市长雷纳尔选作家庭教师，但与雷纳尔夫人产生了感情。后来为了避免事情败露，他不得不到贝尚松神学院学习。之后受人推荐，他来到德拉穆尔府任秘书，得到了德拉穆尔小姐的爱情。正当他以为自己将要获得成功时，雷纳尔太太告发了他。愤怒的于连疯狂地在教堂开枪打伤了雷纳尔太太，他也因此被判死刑，结束了自己的一生。
于连是司汤达的小说《红与黑》中的主人公，人们往往把于连的悲剧归于他不幸的命运，事实上并非如此。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于连为了跻身上流社会，不得不去伪装，甚至做出违心之举，这与当时黑暗的社会环境是有一定的关系的。但是，最后他为了维护自己的社会地位而去杀人，这只能说是其个人道德沦丧、堕落的表现。
在现实生活中，有的人在做了错事、恶事后往往都会把自己的恶行归于命运的不幸或是运气不佳，如果是这样，岂不是所有的犯罪行为都可以得到赦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