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攻江陵者，首吉安人。江陵遂怨吉安，日与吉安缙绅为仇。然亦未尝仇何公者，以何公不足仇也，特何公自为仇耳。何也，以何公“必为首相，必杀我”之语，已传播于吉安及四方久矣。至是欲承奉江陵者，憾无有缘，闻是，谁不甘心何公者乎?杀一布衣，本无难事，而可以取快江陵之胸腹，则又何惮而不敢为也!故巡抚缉访之于前，而继者踵其步。方其缉解至湖广也，湖广密进揭帖于江陵。江陵曰：“此事何须来问，轻则决罚，重则发遣而已矣。”及差人出阁门，应城李义河遂授以意曰：“此江陵本意也，特不欲自发之耳。”吁吁，江陵何人也，胆如天大，而肯姑息此哉?应城之情状可知矣。应城于何公，素有论学之忤，其杀人之心自有。又其时势焰薰灼，人之事应城者如事江陵，则何公虽欲不死，又安可得邪?
江陵此事甚错，其原起于憾吉安，而必欲杀吉安人尤错。今日俱为谈往事矣。然何公布衣之杰也，故有杀身之祸，江陵宰相之杰也，故有身后之辱。不论其败而论其成，不追其迹而原其心，不责其过而赏其功，则二老者皆吾师也。非与世之局琐取容，埋头顾影，窃取圣人之名以自盖其贪位固宠之私者比也。是以复并论之，以裁正于大方焉。所论甚见中蕴，可为何公出气，恐犹未察江陵初心，故尔赘及。
答耿中丞
昨承教言，深中狂愚之病。夫以率性之真，推而扩之，与天下为公，乃谓之道。既欲与斯世斯民共由之，则其范围曲成之功大矣。“学其可无术欤”，此公至言也，此公所得于孔子而深信之以为家法者也。仆又何言之哉?然此乃孔氏之言也，非我也。夫天生一人，自有一人之用，不待取给于孔子而后足也。若必待取足于孔子，则千古以前无孔子，终不得为人乎!故为愿学孔子之说者，乃孟子之所以止于孟子，仆方痛憾其非夫，而公谓我愿之欤?
且孔子未尝教人之学孔子也。使孔子而教人以学孔子，何以颜渊问仁，而曰“为仁由己”而不由人也欤哉?何以曰“古之学者为己”，又曰“君子求诸己”也欤哉?惟其由己，故诸子自不必问仁于孔子，惟其为己，故孔子自无学术以授门人。是无人无己之学也。无己，故学莫先于克己，无人，故教惟在于因人。试举一二言之。如仲弓，居敬行简人也，而问仁焉，夫子直指之曰敬恕而已。雍也聪明，故悟焉而请事。司马牛遭兄弟之难，常怀忧惧，是谨言慎行人也，而问仁焉，夫子亦直指之曰“其言也言刃”而已。牛也不聪，故疑焉而反以为未足。由此观之，孔子亦何尝教人之学孔子也哉?夫孔子未尝教人之学孔子，而学孔子者务舍己而必以孔子为学，虽公亦必以为真可笑矣。
夫惟孔子未尝以孔子教人学，故其得志也，必不以身为教于天下。是故圣人在上，万物得所，有由然也。夫天下之人得所也久矣，所以不得所者，贪暴者扰之，而“仁者”害之也。“仁者”以天下之失所也而忧之，而汲汲焉欲贻之以得所之域。于是有德礼以格其心，有政刑以絷其四体，而人始大失所矣。
夫天下之民物众矣，若必欲其皆如吾之条理，则天地亦且不能。是故寒能折胶，而不能折朝市之人，热能伏金，而不能伏竞奔之子。何也?富贵利达所以厚吾天生之五官，其势然也。是故圣人顺之，顺之则安之矣。是故贪财者与之以禄，趋势者与之以爵，强有力者与之以权，能者称事而官，者夹持而使。有德者隆之虚位，但取具瞻；高才者处以重任，不问出入。各从所好，各骋所长，无一人之不中用。何其事之易也!虽欲饰诈以投其好，我自无好之可投，虽欲掩丑以著其美，我自无丑之可掩。何其说之难也?是非真能明明德于天下，而坐致天下太平者欤?是非真能不见一丝作为之迹，而自享心逸日休之效者欤?然则孔氏之学术亦妙矣，则虽谓孔子有学有术以教人亦可也。然则无学无术者，其兹孔子之学术欤?
公既深信而笃行之，则虽谓公自己之学术亦可也，但不必人人皆如公耳。故凡公之所为自善，所用自广，所学自当。仆自敬公，不必仆之似公也。公自当爱仆，不必公之贤于仆也。则公此行，人人有弹冠之庆矣。否则，同者少而异者多，贤者少而愚不肖者多，天下果何时而太平乎哉?
又答耿中丞
心之所欲为者，耳更不必闻于人之言，非不欲闻，自不闻也。若欲不闻，孰若不为。此两者，从公决之而已。且世间好事甚多，又安能一一尽为之邪!
且夫吾身之所系于天下者，大也。古之君子平居暇日，非但不能过人，亦且无以及人，一旦有大故，平居暇日表表焉欲以自见者，举千亿莫敢当前，独此君子焉，稍出其绪余者以整顿之，功成而众不知，则其过于人也远矣。譬之龙泉、太阿，非斩蛟断犀，不轻试也。盖小试则无味，小用则无余，他日所就，皆可知矣。
阿世之语、市井之谈耳，何足复道之哉?然渠之所以知公者，其责望亦自颇厚。渠以人之相知，贵于知心，苟四海之内有知我者，则一钟子足矣，不在多也。以今观公，实未足为渠之知己。夫渠欲与公相从于形骸之外，而公乃索之于形骸之内，哓哓焉欲以口舌辩说渠之是非，以为足以厚相知，而答责望于我者之深意，则大谬矣。
夫世人之是非，其不足为渠之轻重也审矣。且渠初未尝以世人之是非为一己之是非也。若以是非为是非，渠之行事，断必不如此矣。此尤其至易明焉者也。盖渠之学主乎出世，故每每直行而无讳，今公之学既主于用世，则尤宜韬藏固闭而深居。迹相反而意相成，以此厚之，不亦可乎!因公言之，故尔及之，然是亦哓哓者，知其无益也。
与杨定见
此事大不可。世间是非纷然，人在是非场中安能免也。于是非上加起买好远怨等事，此亦细人常态，不足怪也。古人以真情与人，卒至自陷者，不知多少，癨有一笑为无事耳。
今彼讲是非，而我又与之讲是非，讲之不已，至于争辩。人之听者，反不以其初之讲是非者为可厌，而反厌彼争辩是非者矣。此事昭然，但迷在其中而不觉耳。既恶人讲是非矣，吾又自讲是非。讲之不已，至于争，争不已，至于失声，失声不已，至于为仇。失声则损气，多讲则损身，为仇则失亲，其不便宜甚矣。人生世间，一点便宜亦自不知求，岂得为智乎!
且我以信义与人交，已是不智矣，而又责人之背信背义，是不智上更加不智，愚上加愚。虽稍知爱身者不为，而我可为之乎?虽稍知便宜者必笑，而可坐令人笑我乎!此等去处，我素犯之，但能时时自反而克之，不肯让便宜以与人也。千万一笑，则当下安妥，精神复元，胸次复旧开爽，且不论读书作举业事，只一场安稳睡觉，便属自己受用矣。此大可叹事，大可耻事，彼所争与诬者，反不见可叹可耻也。
复京中友朋
来教云：“无求饱，无求安。此心无所系著，即便是学。”注云：“心有在而不暇及，若别有学在，非也。就有道则精神相感，此心自正，若谓别出所知见相正，浅矣。”又云：“‘苟志于仁矣，无恶也。’恶当作去声，即侯明挞记，第欲并生，谗说殄行，犹不愤疾于顽。可见自古圣贤，原无恶也。曰‘举直错诸枉’，错，非舍弃之，盖错置之错也。即诸枉者亦要错置之，使之得所，未忍终弃也。又曰‘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只此一亲字，便是孔门学脉。能亲便是生机。些子意思，人人俱有，但知体取，就是保任之扩充之耳。”来示如此，敢以实对。
夫曰安饱不求，非其性与人殊也。人生世间，惟有学问一事，故时敏以求之，自不知安饱耳，非有心于不求也。若无时敏之学，而徒用心于安饱之间，则伪矣。既时敏于学，则自不得不慎于言。何也?吾之学未尝到手，则何敢言?亦非有意慎密其间，而故谨言以要誉于人也。今之敢为大言，便偃然高坐其上，必欲为人之师者，皆不敏事之故耳。
夫惟真实敏事之人，岂但言不敢出，食不知饱，居不知安而已，自然奔走四方，求有道以就正。有道者，好学而自有得，大事到手之人也。此事虽大，而路径万千，有顿入者，有渐入者。渐者虽迂远费力，犹可望以深造。若北行而南其辙，入海而上太行，则何益矣?此事犹可，但无益耳，未有害也。苟一入邪途，岂非求益反损，所谓“非徒无益而又害之”者乎?是以不敢不就正也。如此就正，方谓好学，方能得道，方是大事到手，方谓不负时敏之勤矣。
如此，则我能明明德。既能明德，则自然亲民。如向日四方有道，为我所就正者。我既真切向道，彼决无有厌恶之理，决无不相亲爱之事，决无不吐肝露胆与我共证明之意。何者?明明德者，自然之用固如是也。非认此为题目，为学脉，而作意以为之也。今无明明德之功，而遽曰亲民，是未立而欲行，未走而欲飞，且使圣人“明明德”口契紧一言，全为虚设矣。故苟志于仁，则自无厌恶。何者?天下之人，本与仁者一般，圣人不曾高，众人不曾低，自不容有恶耳。所以有恶者，恶乡愿之乱德，恶久假之不归，名为好学而实不好学者耳。若世间之人，圣人与仁人胡为而恶之哉?盖已至于仁，则自然无厌恶，已能明德，则自能亲民。皆自然而然，不容思勉。此圣学之所以为妙也。故曰“学不厌，知也，教不倦，仁也。”“性之德也，合内外之道也，故时措之宜也。”何等自然，何等不容已。今人把“不厌”“不倦”做题目，在手里做，安能做得成，安能真不厌不倦也?
圣人只教人为学耳，实能好学，则自然到此。若不肯学，而但言“不厌”“不倦”，则孔门诸子，当尽能学之矣，何以独称颜子为好学也邪!既称颜子为学不厌，而不曾说颜子为教不倦者，可知明德亲民，教立而道行，独有孔子能任之，虽颜子不敢当乎此矣。今人未明德而便亲民，未能不厌而先学不倦，未能慎言以敏于事，而自谓得道，肆口妄言之不耻，未能一日就有道以求正，而便以有道自居，欲以引正于人人。吾诚不知其何说也。
故未明德者，便不可说亲民，未能至仁者，便不可说无厌恶。故曰“毋友不如己者”。以此慎交，犹恐有便辟之友、善柔之友，故曰“赐也日损”，以其悦与不若己者友耳。如之何其可以妄亲而自处于不闻过之地也乎?故欲敏事而自明己德，须如颜子终身以孔子为依归，庶无失身之悔，而得好学之实。若其他弟子，则不免学夫子之不厌而已，学夫子之不倦而已，毕竟不知夫子之所学为何物，自己之所当有事者何事。虽同师圣人，而卒无得焉者，岂非以此之故欤?吁，当夫子时，而其及门之徒，已如此矣。何怪于今?吁，是亦余之过望也，深可恶也。
又答京友
善与恶对，犹阴与阳对，柔与刚对，男与女对。盖有两，则有对。既有两矣，其势不得不立虚假之名以分别之，如张三、李四之类是也。若谓张三是人，而李四非人，可欤?
不但是也，均此一人也，初生则有乳名，稍长则有正名，既冠而字，又有别号，是一人而三四名称之矣。然称其名，则以为犯讳，故长者咸讳其名而称字，同辈则以字为嫌而称号，是以号为非名也。若以为非名，则不特号为非名，字亦非名，讳亦非名。自此人初生，未尝有名字夹带将来矣，胡为乎而有许多名，又胡为乎而有可名与不可名之别也!若直曰名而已，则讳固名也，字亦名也，号亦名也，与此人原不相干也，又胡为而讳，胡为而不讳也乎!
甚矣，世人之迷也。然犹可委曰号之称美，而名或不美焉耳。然朱晦翁之号不美矣，朱熹之名美矣：熹者，光明之称，而晦者，晦昧不明之象，朱子自谦之号也。今者称晦庵则学者皆喜，若称之曰朱熹则必甚怒而按剑矣。是称其至美者则以为讳，而举其不美者反以为喜。是不欲朱子美而欲朱子不美也。岂不亦颠倒之甚欤?
近世又且以号为讳，而直称曰翁曰老矣。夫使翁而可以尊人，则曰爷曰爹，亦可以尊人也。若以为爷者奴隶之称，则今之子称爹、孙称爷者，非奴隶也。爷之极为翁，爹之极为老，称翁称老者，非奴隶事，独非儿孙事乎?又胡为而举世皆与我为儿孙也邪!近世称知反古者，至或同侪相与呼字，以为不俗。吁，若真不俗，称字固不俗，称号亦未尝俗也。盖直曰名之而已，又何为乎独不可同于俗也?吾以为称爹与爷亦无不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