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前总统鲍里斯·叶利钦在他的《总统马拉松》一书中讲到他为什么解除普里马科夫的总理职务：
大概是在1999年1月，社会舆论基金会作了一项很有意思的社会调查：20世纪的俄国领导人中谁对国家命运产生的影响最大？调查结果令人非常失望：列第一位的是勃列日涅夫，第二位的是斯大林，第三位的是列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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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特别是1998年秋天危机之后的这一年来，社会内部对稳定的渴望大大增强，人们拒绝接受任何变化。
总统力图加快改革步伐和政治进程。在这样的背景之，总理仿佛成了保持这种外部稳定和平静的最主要因素。他也这样来回答社会和公众的呼声：“给我们安宁！”
？？我是否有权退让到一旁，是否有权让普里马科夫逐渐夺取政治主动权，把国家带回政治的“昨天”？对于俄罗斯来说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吗？
我坚信没有任何好处。从道德上、政治上和人性上来讲，我都没有这个权利。我历尽艰辛把国家和人民从排长队及物质匮乏中拽了出来，现在一下子又要把一切都还原，这简直就是罪过。
同普里马科夫第一次不愉快的交谈发生在1月份。当时，他提议杜马讨论最近一年，即从现在到选举之前这段时间内政治和解计划。这份计划的实质是什么？
总统保证不再解散杜马，不要求政府辞职；杜马有权终止弹劾程序，不表示对政府不信任。政府无权向杜马提出对自己不信任的问题（宪法中有这样的规定）。它看上去就像宣布总统彻底放弃权力的文件。
在提出协定的同时，普里马科夫还同国家杜马议长根纳季·谢列兹尼奥夫讨论了关于总统任期结束后如何对其进行保障的法案。这样一来就好像是我在为自己要求什么似的。你们想通过这样的法律那就通过吧——我一直持这种观点，可它跟限制全权有什么关系？把它们相提并论，不仅从法律看上去显得不够完善，而且简直就是对我这位现任总统使绊儿。
普里马科夫带着这份文件到医院来看我。“叶夫根尼·马克西莫维奇，”我说，“怎么可以提交削弱总统全权的议案？怎么能够不同我商量，甚至在我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就同杜马和联邦委员会对它进行讨论？
这到底该如何解释？”
普里马科夫有些发窘。他解释说：“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我这样做也是为了您的利益，为了整个国家和社会的利益。对不起，我没有征得您的同意，我立即把它撤回？？”
谈话进行得不太愉快，但它却是非常必要的。出门的时候，普里马科夫对我的助手们嘟囔了一句什么话，好像是说我没有正确理解他的意图。
？？普里马科夫的想法也可能是真诚的。但在当时那种情况下，我考虑的却是另一桩事：怎么能够如此从容地就毁掉宪法的基础？从总统制共和国到议会制共和国——政权的变革怎么可以进行得如此悄无声息？
我仍旧把普里马科夫当做‘自己的’总理。我清楚地记得，我们费了多大的劲才说服他走马上任。
？？在担任所有职务期间，普里马科夫对我都很忠实。他彬彬有礼，细致周到，非常贴心。在1991年以后上台的一大批年轻政治家当中，我和他是苏联时期留下来的真正的‘老古董’。他总能用一种不会令人生厌的方式让我明白，他非常理解我。而且他从不挑起任何冲突，并有意与克里姆林宫的一切斗争和幕后瓜葛划清界限。起初，普里马科夫总是待在位于亚谢涅沃的对外情报局不声不响地工作，以后又到了坐落在斯摩棱斯克广场的外交部。他首先关心的是自己作为职业政治家的声望。而且他知道，我因此对他评价很高。
对我来说，在任命他担任总理时，这些经验和知识正是决定性的因素。
为什么我要这么详细讲述这些？我只是想让读者更全面地了解我们的关系：要知道，在任命普里马科夫的时候，我甚至都没有想到，仅仅再过几个月我们之间的隔阂就会像堵墙那么厚。
无论多么难以置信，对于中产阶级、大众传媒以及许多政治家和所有杜马党团的大部分人来说：“从不斤斤计较”而且“善于联合”的普里马科夫逐渐变成了一支重要的兴奋剂。他自觉或不自觉地把反对市场化和自由化的力量团结在自己的周围，有意无意地侵犯了言论自由，这不可能不让记者们着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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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跟他讲话，可是他不听我的。我不知道是不可能听还是不愿意听。有时我很想对他说：“叶夫根尼·马克西莫维奇，清醒一些吧，现在已经是另一个时代了！”但是？？我怕他难受，让他觉得受了侮辱。
可能我的错误就在这里。
1999年春天，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还发生了一件具有特殊意义的事情：在政府会议上，司法部长帕维尔·克拉舍宁尼科夫通报了有关大赦的问题。他说，此次大赦将在5月份实行，按照惯例，大赦期间将释放一些没有被判重刑的刑事犯。总共将有9万4千人从关押地释放出来，重获自由。
司法部长的话出人意料地被叶夫根尼·马克西莫维奇·普里马科夫打断了，“这是人道主义精神的体现，是完全正确的。”他说。“但这样做的目的应该是为了腾出地方给那些因经济犯罪而将要被我们关押的人。”
肯定很多人都记住了这句话。那个春天，许多俄罗斯公民都开始收拾箱子。显然，这位觊觎全民族领袖角色并且深受欢迎的总理还死死地抱着苏联式的陈规不放。
？？我真的感到很难过：这不是个错误，它简直就是普里马科夫的悲剧。他把自己以及我们所有人都赶进了死胡同。
正如我前面所讲，我们国家正在经历的过程令人忐忑不安，这当中发生了一些让人觉得莫名其妙的刑事案件。在审问和搜查商人的时候，特工机关的一些工作人员直言不讳地告诉他们，说他们将会因为前些年的事而遭到报复。几乎整个俄国商业以及该领域的精英们都在为自己的前景担忧。对待经济改革这个主要问题的看法不尽相同，这将会使国家面临分裂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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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普里马科夫继续当权，那么社会两极化的趋势将越来越明显，它将被分裂为两个极端对立的阵营。
持续这个过程无异是在慢慢地向过去苏联式的领导手段复归。在这一背景之下解除普里马科夫的职务可能会导致一场真正的国内危机。
事情变得十分清楚，像我先前计划的那样一直等到秋天是完全行不通的，更何况等到2000年。
3月份我任命亚历山大·沃洛申为总统办公室主任，取代了尼古拉·博尔久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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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里马科夫得知这一决定后很不高兴，甚至对我有些不满。过了一阵他终于忍不住了：“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你为什么要解除博尔久扎的职务？”我回答说：“他不称职。”
顺便说一句，我是请沃洛申自己告诉普里马科夫有关解除博尔久扎职务、任命新的总统办公室主任一事的。他打电话给普里马科夫说：“叶夫根尼·马克西莫维奇，我是沃洛申。总统让我从今天开始担任办公室主任。”
我还想再说一遍，这件事让普里马科夫非常难过。所以，从一开始他们两人的关系就没能协调好。对于总理来说沃洛申完全就是个外人。
俄罗斯是一个非常情绪化的国家，一个容易感情用事的国家。我们就是这样的人，无法改变。有时，在政治中人们的这些情绪和感情会以最奇妙的方式交织在一起。
例如，在俄罗斯，无论当政的人持何种政治立场，他总会招致激烈的批评，有时甚至是毫无理由的仇恨。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俄罗斯的国家领导人（这里是总理）又能够聚集各种不同的力量，自然而然地成为强大的政治中心。
在担任总理半年的时间里，普里马科夫肯定感到了这种趋势。作为总理，他觉察到了自己的政治前景，他可以领导某种新的社会运动向2000年的选举迈进。
可是，我很不满意这种趋势。尽管普里马科夫诚实、正直、忠于总统，但他根本就不是那个能够去竞争2000年总统宝座的总理。按照我的看法，俄罗斯需要由另外一个人来扮演这个角色；这个人必须属于另外一代，具有另外一种思维方式和气质。
普里马科夫自觉不自觉地把太多的红色收集到了自己的政治色谱里。
顺便说一句，正是那些热衷于把普里马科夫同总统隔绝开来、并且在我们之间设置政治堡垒的人该对他突然被解职负责。早在3月19日久加诺夫就号召利用罢工委员会和群众舆论来保卫政府。（插一句，事实上普里马科夫经常向他征询意见。我不再干预，倒是愿意什么也不过问。）他们计划5月份再掀起一次激化政治矛盾的运动，即杜马关于弹劾的决定性投票。
他们特意把这次表决安排在5月份。他们有可能认为，处于弹劾程序中的总统如履薄冰，未必敢解除总理的职务；他们也有可能是想挑起总统和政府之间的公开冲突，引起大规模的混乱，在联邦委员会里对我发起新一轮的攻击。无论如何，正是杜马的弹劾加快了整个进程，因为对于我来说现在问题已经非常简单：在投票前还是投票后解除普里马科夫的职务。
无论我对普里马科夫有多好，我都没有权利用国家的未来去冒险。
实际上，有关解除他职务的决定在4月中旬就已经事先决定了。
在这方面所迈出的第一步是任命谢尔盖·斯捷帕申为副总理。
按照宪法，只能任命担任副总理职务的人为代总理。普里马科夫的副手中没有一个人具有让我满意的品质。
对待内务部长谢尔盖·斯捷帕申，普里马科夫非常平静。而且，斯捷帕申还是政府中普里马科夫惟一以“你”相称（表示彼此关系亲密——编者注）的人。他认为斯捷帕申对自己构不成危险，所以同他相处得比较融洽。
从这个时候起，报刊上便开始争论，总统看中了谁作为普里马科夫的接班人——是经济部门领导人阿克谢年科，还是强力部门领导人斯捷帕申。
我当时也产生过由一种不确定感所引起的不安。这种感觉的产生只有一个简单的原因：我仍然不能作出决定，谁将成为下一任总理！而且直到最后一天都不能作出决定。
事实上我不可能同任何人讨论这个问题。它应该是出人意料的，更为重要的是，它应该是非常准确的决定。
最奇怪的是事实上我已经作出了选择，那就是联邦安全局局长弗拉基米尔·普京。可是现在我还不能把他推上总理的位置，还为时过早？？
5月12日是个阳光明媚的日子。我准备到克里姆林宫上班。像往常一样，我们全家一起吃早餐。我想，当妻子今天打开电视时，将会获悉普里马科夫离职的消息。她一直很尊敬他。
我直视着她的眼睛。在临出门时我突然对自己说：“不要感到不安，不要难过，一切都会好的？？”
同普里马科夫的告别仪式进行得异常简短。我告知他被解职了，并感谢他所做的工作。
普里马科夫迟疑了一下。“我接受您的决定。”他说。“按照宪法您有权这样做，可我认为这是一个错误。”
我又瞥了普里马科夫一眼。遗憾，真的非常遗憾。
这是我所见过的最值得尊崇的解职，也是最英勇的。从政治意义上讲他是一个非常有才能的总理，一个大人物。
普里马科夫低着头，迈着沉重的步伐走了出去。我把斯捷帕申请进了办公室。
一段时间过去了，但我先前的看法一点也没有改变。尽管在我和普里马科夫的关系中有过各种各样的艰难时刻，但我仍然很尊敬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