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一部分，我们想简要地交待一下在蒋光慈的身后事和他的三任妻子及其亲属的后续情况。
蒋光慈短暂的一生，是充满不平和遗憾的一生：他追求革命，是家乡皖西共产党组织的创建人，介绍很多同志参加共产党，而自己却被执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共产党人开除党籍；他追求文学，开一代诗风，领一代小说“模式”之先，但他的作品不仅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查禁，而且有的也遭到一些文人特别是同道作家的“围骂”；他追求爱情，却留下苦痛深深。他与第一任妻子王书英的婚姻时间，是以“天”计算的，前后不过十来天；与第二任妻子宋若瑜的婚姻时间，是以“月”计算的，前后不过四个多月；与第三任妻子吴似鸿的婚姻时间，有幸可以以“年”来计算，但满打满算，也“只有二十一个月”。
可是，人间自有公道存。蒋光慈所创造的辉煌业绩，是不会被人们遗忘的。
蒋光慈逝世后，钱杏邨、郭沫若、郁达夫、杨邨人、云涛等蒋光慈生前好友及同志分别写了纪念蒋光慈的文章，对他的为人和业绩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著名诗人柳亚子在《新文坛杂咏》里，为鲁迅、郭沫若、沈雁冰、蒋光慈、叶圣陶等几位文坛名流各赋诗一首。其中，咏蒋光慈的诗为：
痛史新翻鸭绿江，一篇短裤证行藏。
郑娘薄命张娘殉，野祭诗成已断肠。
远在蒋光慈逝世前后，蒋光慈及其作品就已经引起了中外学者和研究者的关注。
1929年春天，清华大学教授朱自清把蒋光慈的革命文学理论和革命文学作品列入《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之中，对蒋光慈的文学观点给予了肯定，对他的文学作品给予了称赞。
1931年6月初，蒋光慈被《中国简报》列入向国外系统首批介绍的十二位作家、诗人之中。
1936年，鲁迅在回答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提问：“左联创始盟员中的要人是哪些？最初几年中起重要作用的是哪些？”时，鲁迅毫不犹豫地回答：“鲁迅、郁达夫、郑伯奇、冯雪峰、蒋光慈（已故）、茅盾。”蒋光慈还被斯诺列为“革命浪漫主义派”作家第一人。
新中国建立后，蒋光慈的政治地位得到了肯定。1957年春天，经安徽省人民政府批准，蒋光慈被追认为革命烈士。此后，作为皖西地区党的创建人，他的革命业绩被陈列在“皖西革命烈士纪念馆”。
抗日战争期间，日军占领上海华界，要把上海公墓平掉改建飞机场，通知坟主迁移坟墓。亚东书局的汪孟邹先生，闻讯很焦急。后在一位地下党员、也是蒋光慈作品的忠实读者的帮助下，得以将蒋光慈的灵柩迁移到位于庙行的安徽同乡会公墓。汪孟邹先生一再叮嘱迁移人：“这是作家蒋光慈的灵柩。你一定要把七七七的标签指示在墓前，以便将来容易找到！”
1953年5月23日，上海市文联将蒋光慈灵柩由庙行公墓迁到虹桥公墓安葬。墓碑为时任上海市市长陈毅所题，上书七个苍劲浑厚的大字：作家蒋光慈之墓。“蒋光慈”这个名字，又重新见了天日。
蒋光慈的第一任妻子王书英，前文已经写到，后来作为蒋家姑娘，嫁给白塔畈附近忠厚勤劳的潘姓农民，与他儿孙满堂，耕读传家，活到了七十一岁。
她和蒋光慈生的儿子，忍痛抱给了平时情谊甚厚的干姐姐高启荣，孩子随养父倪贤扬姓，取名倪承相。
倪承相四岁时，养父倪贤扬病故。倪承相和高启荣立即陷入困难的境地，缺米少盐，连橡栗渣子都吃过。靠蒋家给的房、地，还有生母王书英以及蒋、王两家亲人的接济和照应，他们才得以支撑存活。
随着年龄的增长，倪承相逐渐明白了自己的身世。十八岁那年，有一次，生母王书英来看了他后，养母要他送王回家。路上，王书英终于告诉了他实情。倪承相百感交集，从此与蒋、王两家亲人的交往更加密切。倪承相的女儿倪忠溶在初中读书时，曾一度改名为蒋纯霞。1974年王书英病故时，倪承相同她在潘家所生的两个儿子一样，披麻戴孝，谢客、守灵。如今，倪承相作为蒋光慈之子已得到了县民政部门的核定，并定期享受有关待遇。
蒋光慈的第二任妻子宋若瑜去世后，她的父亲被日本侵略者的流弹打死，母亲皈依佛门，1950年以后才病故。
上世纪90年代，作者去开封寻访宋若瑜遗踪时，发现当年商业繁华的大坑沿还在，宋若瑜的故居还在，她曾就读的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即今日的开封师范专科学校）还在，她的一些老同学还在……
更重要的是，随着历史烟尘的拂去，随着历史本来面貌的还原，宋若瑜的名字和她在“五四”时的业绩，更加鲜明地呈现在人们的面前。河南省的学生运动史、妇女运动史和教育史，都记载着宋若瑜在“五四”运动时的英勇表现，记载着她在教育园地的辛勤耕耘，记载着她冲破世俗封建婚姻的大胆果断……
就像蒋光慈非常喜爱的英国浪漫主义诗人雪莱曾经吟咏的：
音乐，虽然消失了柔声，
却仍旧在记忆里颤动
……
同样的，等你去了，
你的思想和爱情会依然活在世上。
蒋光慈的第三任妻子吴似鸿，我们想多写几句。她是一位作家、艺术家，她的一生跌宕起伏，坎坷不平，到晚年才过上平静的日子，享年八十三岁。
蒋光慈逝世的1931年，吴似鸿才二十四岁。孤身独处，贫苦无依，加之年轻多梦，寄情未来，她自然会寻觅自己的爱情和婚姻。但是，她所经历的三场婚姻，却均是幸福短短，遗憾长长。
1932年初，吴似鸿以苏虹的化名，参加了左翼美术家联盟，在美联任职的还有黄日东。黄日东祖籍广东，父母早亡，比似鸿小四岁，当时是上海美专的学生，全靠两位哥哥资助。这年暑假，黄日东要回山东老家去，中间要路过青岛。他约吴似鸿同他一道去，顺便在青岛养病。这时，黄日东向吴似鸿表示了爱情，似鸿以自己有肺病婉拒他。日东说，自己也有肺病，不怕传染，同病还可相怜呢。在青岛海滨，他们住了半个多月，过着相亲相爱的甜蜜日子。后来回到上海，吴似鸿先后参加了鲁迅辅导的野风画会和大地画会，同在上海美专读书的黄日东依然保持亲密的关系，以致吴似鸿怀了孕。1933年7月，吴似鸿生下了她和黄日东的孩子。此时，黄日东正在日本留学。1935年当孩子刚能呀呀学语时，黄日东因肺病死于日本。这个孩子在动荡的岁月，随母亲在艰难困苦中长大，解放后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
黄日东去世后，吴似鸿在“既空虚又悲哀”的情况下，认识了失学青年“老曾”。老曾的父亲是福建人，母亲是菲律宾人。他的母亲原是一个渔民的女儿，长得非常漂亮。他父亲到菲律宾做生意，认识了他的母亲。生下他以后，母子却被父亲遗弃了。他从小给人擦皮鞋，拾高尔夫球。直到他母亲去世，父亲才把他送到菲律宾大学读书。老曾因不满菲律宾的殖民主义教育，转学到上海读大学，并在学校参加革命活动，父亲知道后断绝对他的资助，当时是既失学又失业。
老曾虽然在经济上不能帮助吴似鸿，但是，他给她温暖和勇气，给她克服困难的信心。不久，似鸿去《妇女生活》月刊当编辑，老曾到一所中学去教英文，生活日渐好转。1936年春天，吴似鸿生下了她和老曾的孩子。1936年12月“西安事变”之后，吴似鸿参加了著名演员陈波儿为团长的“北上慰劳团”，由上海出发，经天津、北平到当时绥远省的百灵庙，慰问以傅作义将军为首的抗日将士。回到上海后，似鸿发觉老曾不赞成“国共合作抗日”，原来他参加了托派组织。似鸿和他干了多场“仗”，劝他立刻退出托派组织。但老曾态度坚决，不愿退出。1938年春，老曾的托派身份被他教书的学校知道了，就辞退了他。老曾在上海难以存身，只好跑到香港，投奔他的叔父去了。后来，吴似鸿应老曾之邀两次到了香港，但由于政治上的分歧，他们的婚姻彻底结束了。他们所生的那个孩子，也因肺炎死于香港。
1947年冬，白色恐怖笼罩重庆。当时吴似鸿在“文协”工作。原中央大学教授李葳，因在校公开宣传马列主义而被学校除名，暂时流落到文协存身。吴似鸿过去不认识他，只知他是搞翻译的。交往之中发觉他神经有些不正常，也就没有深交。接着，李葳经人介绍去西南学院教英文，彼此也就分手了。1948年春，吴似鸿经人介绍到四川江津县农村佩凤中学任教。这年秋季，学校不再聘她，她又到海棠溪的辅仁中学任教。这年寒假，似鸿因为收留一对从南京来的熟人夫妻暂住学校，被校长骂为“盗用校舍”而撵出校门。就在她和第一个儿子在社会上漂泊之时，正在化龙桥立人中学教英文的李葳来了，劝她母子以他“家眷”的身份住进立人中学。
吴似鸿住进立人中学后，上至校长，下到工友，都以为她是李葳的家眷。事实上，他们分住三间房子，并没有同居。李葳在这一时期，脾气的确好一些，有时似鸿写稿子，他帮着誊抄；似鸿有什么事情，他也帮着做做。时间长了，李葳就提出要和似鸿同居。开始似鸿不同意，主要是因他个性不好，与一般文人不同，所以拖到了三十八岁了还没有结婚。这段时间，似鸿照顾了他的生活，又没有重言厉色批评过他，所以他就以为她爱上他了，提出了同居的要求。似鸿不仅没有感到丝毫的幸福感，反而感到万般的痛苦。后来，作家艾芜劝似鸿说：“李葳追了你两年了，和他结婚了吧！”似鸿说，他神经不大正常。艾芜说，他是因为年纪大了没有结婚，有点变态，结了婚就会好的。不少朋友也劝说，李葳是教授，又是作家，而且没有结过婚，虽然有缺点，但可以将就，结了婚对两人都有好处。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吴似鸿也没了主意，觉得朋友们的话也都有道理，加上李葳盯得很紧，似鸿终于同他同居了。
谁知同居之后，李葳的本性全部暴露出来了。他脾气很坏，而且有封建意识，似乎似鸿整个人都属于他了，不许似鸿与外界接触，怕她爱上别的男子。似鸿十分苦恼，但又无可奈何，变得精神忧郁，沉默寡言。1949年11月下旬，重庆解放。接着，重庆军管会派了诗人田间，将吴似鸿、李葳等人接到了重庆。当天，他们见到了刘伯承、邓小平。1950年3月，似鸿的产期到了，在作家、《新华日报》记者邵子南的帮助下，顺利住进了医院，生下了她和李葳的儿子。似鸿在西南文联当了几个月的供给制干部，但非常想念上海，想念绍兴的老母，便去与西南文联负责人作家沙汀商量。沙汀很同情她，为她解决了路费，吴似鸿和李葳一起到了上海。两人在上海意见不合，李葳不仅限制似鸿人身自由，还不允许她写作，于是几乎天天吵架。似鸿不愿过这种生活，一气之下抱着孩子到了杭州，自此在浙江省文联工作。李葳呢，则继续在上海游走，脾气越来越坏，动辄骂人。一次，他竟把上海作协负责人之一的某著名作家打伤了，引发刑事犯罪，被判刑十年，送到安徽白湖农场服刑。这时，吴似鸿才和他正式办理了离婚手续。李葳刑满后到了东北老家；“文革”期间，他跳海自杀。
宋朝诗人陈与义在《观雨》一诗中说：“海压竹枝低复举，风吹山角晦还明。”这诗颇含一点儿哲理。诗中的“海”，指暴雨。雨大而猛、势如海倾那样大的暴雨压向竹子，怎么样呢？竹子暂时低一下头，暴雨过后又恢复原状，昂然直举天空；诗中的“晦”，指阴暗。风吹云聚，山角隐没，怎么样呢？风息云散后，山角重又复现。这就是说，一切艰难困苦都是暂时的。我们今天重述了蒋光慈与三任妻子的故事，更加体会到这两句诗的内涵。
遗憾的是，我们的笔过于笨拙，不能尽情地把他们的故事更逼真生动地表现出来。
我们研究蒋光慈，已有三十多年了。其间曾撰写过《蒋光慈传》《蒋光慈评传》《蒋光慈·宋若瑜》《蒋光慈与读书》等，从不同侧面宣传蒋光慈其人其作，而运用传记文学体裁梳理、书写他的情感历程，这还是第一次。
这里所写的主要人物，如蒋光慈、王书英、宋若瑜、吴似鸿以及他们早年的亲人、师友、同学等人，大部分都已经作古。因此，这是一部追记性的传记文学作品。既是“文学”当然就有虚构。但是，我们敢于负责任地说，这些人物的人生经历以及他们所经的历史事件，都是真实的。
最后，感谢上海宏图华章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领导和编辑的独具慧眼和辛勤劳动。由于蒋光慈过去戴着“中国无产阶级文学的奠基人之一”的桂冠，披着“中国革命文学的开山祖”的红色袈裟，为一般人所误解甚至不喜欢，以为他是一个思想僵硬、感情贫乏的人。这真是一个“历史的误会”，也是一个“历史的遗憾”。上海宏图华章的同仁深谋远虑，拂去历史的烟尘，为恢复蒋光慈及其妻子们的原貌提供了极其有利的条件和非常好的机会。这是蒋光慈幸矣，文学历史幸矣。
作者
2007年6月22日于六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