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蒋光慈虽然身历沉疴，但凭着一个共产党员对党、对人民事业的忠诚，依然积极参加了“左联”的各项工作，不辞辛劳地编稿、办刊物，夜以继日地写作长篇小说《咆哮了的土地》。可是，就在“左联”成立前后，蒋光慈的头上却一直悬着一把利剑：这剑的一面利刃，是中共党内“左”倾冒险主义对他的残酷迫害；另一面，则是国民党反动派对他的追捕和封杀。
蒋光慈生活在贫病交迫之中。
从1929年下半年到1930年上半年，不仅中国红色政权和红军的力量有了蓬勃的发展，而且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组织和群众工作也有相当的发展。随着革命力量的增长，党内存在的“左”倾思想和“左”倾政策，又有了某些发展。在这个基础上，随着时局对革命有利的变动，便出现了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左”倾冒险主义者认为，“工人只要暴动不要罢工示威”，“群众只要大干，不要小干”，并认为当时已经是具备了在全国“大干”（武装起义）的条件。
“左联”虽然是革命文艺团体，但从领导到成员，过去受“左”倾思想影响尚未根除，现在又逢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作祟。因此，他们都没有把组织和个人的活动局限在文艺的范围，而是以参加政治活动、进行革命斗争为第一任务。每逢节日、纪念日甚至相隔十天八天，“左联”都要搞游行示威，或飞行集会，或散传单、写标语，均以小组为单位。写标语还规定数量，有布置、有检查。这些示威活动，都是让革命者赤手空拳去和反动军警的枪弹、棍棒对峙，往往每一次都有革命群众被捕或牺牲。
这天，天气阴沉，阴霾密布。早餐吃罢，光慈对似鸿说：“今天有个集会。你跟随我一道到南京路去。你眼睛要活络点，要听我指挥。说不定，今天又有好看的了！”
似鸿见他皱着眉说话，而且话说得神秘兮兮的，便问道：“有危险吗？”
“危险？”蒋光慈冷笑一声说道，“那就看你的运气了！”
夫妻俩特别打扮了一番：蒋光慈身穿黑大衣，足蹬一双擦得贼亮贼亮的皮鞋，头上戴着一顶平时很少戴的黑礼帽，把帽檐压得低低的，罩在宽边的墨镜上。似鸿看他那装扮，心里不觉好笑，像个十足的黑道上的人物。似鸿呢，光慈要她身着白衬衣，再加黑色的背带裤，足穿一双红色的高跟皮鞋；头发解开，扎成了一个“马尾式”，在脑后面颠动；脸上轻敷了白粉，还搽了口红。看上去，既像一个大学生，又像一个善于调情的轻佻女子。
夫妻俩挽着胳膊，在南京路上缓缓蹀踱。这是上海的一条繁华街道，行人如织，有些路段甚至挨肩接踵。他们两人慢步走着，表面上还在说笑，内心却十分紧张。行至永安公司的东边，那里有一家坐北朝南的咖啡馆。光慈对那咖啡馆好像很感兴趣，挽着吴似鸿向咖啡馆的东边走一段，又走回来，向咖啡馆的西边走一段，又走回来，始终距离咖啡馆不是很远。
似鸿觉得有一股汹涌的暗流在涌动，一条“地下火龙”正在奔腾。行人喧闹，地火却在燃烧。
一会儿工夫，南京路上的行人突然汇成了人海，怒涛汹涌，黑浪滔天。“打倒军阀！”“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声，一浪卷过一浪。随即，从永安公司摩天高楼的窗口，纷纷扬扬，卷下一阵又一阵的红绿纸传单。警察的哨声，尖厉地划破天空；街上的无关的行人疾走狂奔，像大风裹挟着海浪卷向远方。
混乱之中，蒋光慈从大衣口袋中掏出成把成把的传单，迅速地随着人流一路撒去。
全部撒完，便一闪身，像没事人似的挽着吴似鸿，推开咖啡馆的门，朗声招呼着老板：“老板！有座位吗？”
当光慈、似鸿坐在小圆桌旁，兴高采烈地品着咖啡的时候，有两个警察和两个暗探模样的人物，窜到咖啡馆里巡视检点。他们向光慈看了一眼，但万万没有想到，这个携着“小嫩嫩”品咖啡的大老板，会是一个撒传单的危险分子！
一会儿，街上又传来奔跑的脚步声和躁动的人声。光慈离开座位，挽着似鸿的胳膊，向咖啡馆的门口走去。但见街道上正涌起一堵“人墙”，人墙前面，一群警察正推着被捆绑的两男一女三个青年向前疾走。青年衣服破烂，满身是血，他们一面甩着盖在脸上的头发，一面高声怒骂……
蒋光慈回到家里，心情糟透了。他对像今天这样在南京路飞行集会这类的活动，心中十分痛惜。他神情凝重地对似鸿说：“现在群众还没有起来，武器也没有，条件尚不成熟，这样以卵击石，损失多惨重啊！每一次集会暴动，都有很多本来可以大有作为的青年直接暴露在敌人枪下。今天我们看到的那三个，坐牢是轻的，很可能要牺牲。”说到这里，光慈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我们应首先巩固乡村的苏维埃政权，扩大红色农村，然后以农村包围都市，再夺取城市的政权——我们一些同志从实际斗争中已经悟出的这条路，是正确的。可是，我们的另一些同志，就是不愿走。”
据钱杏邨回忆，蒋光慈在这一段时间里，就如何开展革命和斗争，常与“左联”党组织领导发生激烈的争论。可是，他面对的是一个组织，少数得服从多数。党组织要光慈抛弃自己的见解，无条件地服从组织。可是光慈坚持己见，不愿服从他认为是错误的东西，加之身体不好，难以支撑，后来游行示威、飞行集会这类频繁的活动，他就不能参加了。这更引起了党组织部分左倾者的不满，不知谁还下了指示，要光慈停止写作，调做群众工作；说他在家过着小资产阶级的舒适生活，必须到无产阶级大众中去经受锻炼。
另一方面，蒋光慈的中篇小说《丽莎的哀怨》发表、出版以来，一直遭到了非正常的文艺批评。这里面也包含着难言之隐。钱杏邨在《蒋光慈与革命文学》一文中，就曾指出：“最后说到左倾的一派。这一派里又有两个分支：一是真左倾的，这一种作家，对光慈当然是完全谅解；另一支却是假革命的，他们变为左倾，不是为文艺本身的生命，完全是为自己在文坛的地位，以及他所隶属的社团领导权而改变方向的。”加之当时革命群众中所流行的“从事文学活动不是革命工作”的错误认识，也给蒋光慈精神上造成了巨大的压力。“他觉得自己以全生命献给革命，自己的创作几乎遭到当局的全部查禁，而同志还是如此地不理解。他感到了深刻的悲哀。他的生活状态，完全地陷于了孤独的境地，形成了他的内心的无限的苦闷。”
苦闷得不到舒解，达到极点之后，导致蒋光慈对党采取了一种极不足取的做法——退党。
事情的起因是1930年秋天，蒋光慈和钱杏邨在上海吕班路万宜坊租了一幢房子。为了安全起见，凡与外人相见，都要邀约在咖啡店里。一次，钱杏邨通知蒋光慈说：“左联”要来这里开会。蒋光慈觉得，这样做是违背“左联”和地下工作规定的，因此断然拒绝，说：“一个屋子，本来是可以写作的，往往一开会就开倒了！”钱杏邨将蒋光慈的意思如实报告了“左联”的领导。几天之后，党组织的个别左倾负责人对蒋光慈说：“写作不算工作，要到南京路上去暴动！”蒋光慈愤然归来，经过好几天痛苦的思想斗争，终于写出了一份《退党书》。具体细节，吴似鸿回忆道：
当我在学校的时候，光慈已在家写好了退党书。我回家的一个晚上，光慈坐在椅子上，手执装在大信封里的退党书，对我说：“既然说我写作不算革命工作，我退党！”
我虽不是党员，但我一向崇拜党。他要退党，我不同意。我站到他面前，劝他说：“你已是在党的人，不要退党。你身体不好，不能去做群众工作，就不去做。你要写作，就管自己写好了，将来党会谅解你的。”
光慈不作声，把退党书放进抽屉中。我以为他给我劝住了。谁知当我返回学校时，光慈把退党书交给杏邨，要杏邨交给党组织。杏邨对他说：“你等一等，要退我们一起退。”杏邨把光慈的退党书搁在自己家里，没有立即转给党组织。但在光慈，一天不退党，就觉着跟着错误路线多一天，不如早日退党，像鲁迅那样，做个党外布尔什维克。光慈再三催促杏邨把退党书转交上去，杏邨没法，只好把光慈的退党书转给党组织，他自己则没有提出退党。
当时有退党的先例，如陈望道就是退党的。据冯雪峰回忆，1930年他曾经联系李立三和鲁迅在上海东亚酒楼见了面。李立三要求鲁迅写一篇宣言，支持“立三路线”的“英勇战斗”。可是，鲁迅不但没写，反而劝李立三不要急性打硬仗，要打持久战，即所谓“韧”的战斗、“堑壕战”。而蒋光慈就没有这样的“幸运”了。“立三路线”执行者怎么会让他“悄悄地”退党呢？他们要将他这个“活靶子”大张旗鼓地开除出党，以作为敢于抵制错误路线的同志的一种“儆戒”！
于是，在上海出版的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日报》1930年10月20日的第三版上就有这样一则消息《没落的小资产阶级蒋光赤被共产党开除党籍》，将蒋光慈被开除党籍的情况“抖搂”了出来。这则消息的最后一段说：
据熟知蒋光慈的人说：他因出卖小说，每月收入甚丰。生活完全是资产阶级化的。对于工农群众的生活，因未接近，丝毫不了解。他又并没文学天才，手法实很拙劣。政治观念更多不正确，靠了懂几句俄文，便东抄西袭，装出一个饱学的样子，而实际他所写小说，非常浮泛空洞，无实际意义。其动摇畏缩，决非偶然的事。他虽然仍假名做“革命群众一分子”，这完全是一种无耻的诡辩解嘲，他已经是成了一个没落的小资产阶级，显然已流入反革命的道路去。
事实上1930年9月间，经过党的六届三中全会，已经结束了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在党内的统治，但因其影响很深，在实际工作中尤其是在党的基层组织中，不仅未加清理，反而有愈加增长之势。这从当时的所谓《中央通知》、所谓《红旗日报》消息的语言和内容，都可看出全是“立三路线”所搞的那一套。至于对蒋光慈个人更是满纸充斥诬蔑陷害和不实之词。蒋光慈是1922年12月初入党的中央第一代党员，在革命斗争和文学活动中兢兢业业，无私无畏，赤胆忠诚，建立了有目共睹的丰功伟绩。而且，因为创作的革命主题，他的小说是当局主要查禁对象，这对他的生活来源是致命的打击，但他仍然不管不顾，坚持自己的革命创作路线。
但从善于斗争以及坚守党的信念这一方面来讲，他的做法无疑是不足取的。
1930年10月底的一天傍晚，吴似鸿从上海美专回家拿两件换洗衣服。她“通通通”地直奔上楼，掏出钥匙打开门，喜滋滋地叫道：“光慈，光慈！”
蒋光慈坐在写字台前，由于房屋幽暗，他开了台灯，灯光照着他的苍白的脸，显得有些惨白。吴似鸿见他头发未理，胡子没刮，摘去眼镜，眼睛凹陷，两个眼珠大得惊人，整个人显得一下子有几分苍老。她不禁问道：“光慈！你怎么了？”
“没怎么呀！”光慈站起来，伸出两个手掌，使劲地搓着脸面。搓罢，向吴似鸿问道：“今天才礼拜三呢，你怎么回来了？”
“想你了嘛！”吴似鸿笑道，“我的家，我想什么时候回来，就什么时候回来。”
光慈似乎有几分感动，拍着似鸿的肩膀说：“阿鸿！叫六妈炒两个菜，今晚我想喝点酒。”
不一会儿，六妈从楼下端上来两碟菜，一碟是油汪汪、黄澄澄的炒鸡蛋，一碟是炕得两面焦黄、香喷喷的小干鱼，都很撩人胃口。六妈把菜放在写字台旁的圆桌上，说道：“陈先生！还有几个皮蛋，要剥吗？”
“不用了，”蒋光慈挥挥手，“您老歇着吧。”
蒋光慈从书架上拿下喝剩的半瓶酒，夫妻俩坐在桌旁对酌起来。吴似鸿从不喝酒，光慈只给她倒了半杯，算是作陪。
三杯酒下肚，光慈的脸红了起来。他抓起妻子的手，两眼直愣愣地望着似鸿，显得黯然神伤。憋了好一会儿，他终于控制不住自己，竟抽抽噎噎哭了起来。
似鸿惊得目瞪口呆，赶快问道：“怎么了？怎么了？”
原来光慈今天从外边买了一份《红旗日报》，看见了上面红色大标题标出的《没落的小资产阶级蒋光赤被开除党籍》的报道。虽然早有心理准备，但事到临头，他还是觉得痛苦难当。
他一边把那张米黄色的《红旗日报》递给吴似鸿，一边说：“他们把我开除了！”说着，眼泪像春潮一样地从眼眶内漫出，漫得脸上明灼灼一片。
似鸿接过报纸，浏览一下标题，顿时从高崖落下深涧，“你的退党书，不是放在抽屉里吗？啊？你还是把它交上去了？”
“是我催杏邨交上去的，”蒋光慈说，“我觉得同那些害党的人搅在一起，每时每刻都觉得不安生、不平静，每时每刻都觉得对不起人，也对不起自己的良心。”
“你既然是要求退党，他们为什么又将你开除了？”
“还不是出我的洋相！他们恨不得敲锣打鼓地告示天下：我们把蒋光慈开除了，开除了！”
吴似鸿头脑中油然闪起洪灵菲、戴平万在暗淡灯光下油印传单的身影，闪起那位女佣人平静深沉的目光，不由得对光慈的举动有些质疑：“光慈！你觉得这样一来，你就无事一身轻了？”
“不是，这两天我想明白了：同一些害党的人较真，是一回事；同我们的整个党组织脱离关系，又是一回事，”蒋光慈眼泪汪汪地说道，“阿鸿！我入党已经八年了，我舍不得离开党、离开这个大家庭啊！”
吴似鸿这时才发现，光慈面前的酒瓶，已经快干了。她站起来，收起酒瓶，并端过光慈面前的一杯酒，一仰头干了杯，刹时觉得头重脚轻，天旋地转，踉踉跄跄地站不稳脚跟。光慈见状，一把扶住了她。
夫妻俩歪歪倒倒地往床边走时，光慈忽然笑起来，声音平静地说：“阿鸿！酒醉心里明呢。我蒋光慈是打不倒的！我在退党书上说，要做一个实际的革命群众一分子。我决不食言。我的心永远在党。你看我的行动吧！”
第二天早晨天还没亮，吴似鸿在酣梦中被一阵细微的声响惊醒。她一摸身边，光慈已经起床了。她悄悄地下床向隔壁观望，蒋光慈正在台灯下急匆匆地写作。她看不清他的脸，只看到一只瘦骨嶙峋的手被灯光照得雪亮，随着被紧握着的笔的移动，白纸上似在翻江倒海。
蒋光慈忍受着巨大的精神上的痛苦，坚持向文学的高峰迈进。
1930年11月5日，蒋光慈完成了他一生中质量最高、篇幅最长，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创造了多个“第一”的长篇小说《咆哮了的土地》。为了躲避国民党军警、特务的追捕，写作地点他特地写上“于吴淞”。是的，他永远向往吴淞口大海的震天波涛。
自从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白色恐怖笼罩全国。在“弄文罹文网”、“积毁可销骨”的黑暗世道，蒋光慈一直生活在敌人的监视之下。每每他的作品一出版，便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监视和查禁。如《短裤党》刚出版，上海《泰东月刊》第一卷第七期，就发表了一篇署名“奇工”的文章，称“听说现在上海市党部大大的注意《短裤党》。”此文不仅攻击《短裤党》“是赤化的宣传品，是鼓吹暴动的作品”，而且对作者本人进行疯狂的攻击。诸如此类的文章，在报刊上屡见不鲜。《短裤党》难避罹网。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于1929年6月29日致函国民党政府声称：《短裤党》“内容专以煽惑工人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组织共产政府为事，显系反动宣传品”，亟须“悉数禁毁”。时隔六天，国民党反动当局发布第64号训（密）令：“严密查禁，以杜反动而遏乱萌”。于是，《短裤党》被禁毁。鲁迅在《且介亭杂文二集·后记》中，便曾开列已经逝世的蒋光慈被“中央党部禁止”的作品十一种。
蒋光慈的主要作品和《短裤党》已被查禁；未禁的，只剩几部诗集了。他的《咆哮了的土地》，原定由现代书店印行。可是，纸版刚刚打好，广告刚刚登出，就被国民党查禁了。可见，反动派对蒋光慈及其作品是多么仇视，他们编结的反动文网是多么严密！
这个时期，为了配合对共产党领导的各个革命根据地的军事“围剿”，国民党便在国统区尤其是上海进行了文化“围剿”。
1931年2月7日，“左联”革命作家李伟森、柔石、胡也频、殷夫、冯铿，在上海龙华被秘密枪杀。先后被害的，还有宗晖、洪灵菲、潘漠华、应修人等作家。诚如鲁迅所说：“去年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的成立，是一件重要的事实。……但也正因为更加坚实而有力了，就受到世界上古今所少有的压迫和摧残。”
作品被查禁，还是小事，禁了还可以再写，禁得住书，禁不住笔。国民党的最终目标是禁住那支笔，他们要的是取蒋光慈的性命，夺下那只笔。
蒋光慈在同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中，勇敢而无畏，谨慎而机警。他和吴似鸿结婚后，单所租的住房，就一再更换。先是住在沪东区的广业里，为了不和陌生人接触，光慈租了二层楼房的整个二楼的前后间。接着又在法国公园旁的环龙路上租了一间楼房。
接着，为了工作方便，也为了更加安全，光慈和钱杏邨合租了吕班路口斜对面万宜坊的一座三层楼。钱杏邨一家住二楼，光慈和似鸿住三楼，一楼客堂、厨房两家合用。
再后来，万宜坊的住所被国民党特务查抄了，光慈、似鸿在客栈中度过一夜，第二天在提篮桥附近租住了一间小房子，房租每月二十元。
可是因为房子的“二房东”原是白俄逃亡女贵族，经常骚扰光慈，所以他们又只得在虹口区大陆新邨邻近租了一间简陋房子，每月只要租金十五元。但是不久他们发现“二房东”是暗探，于是又搬到了裕德里一栋普通房子的楼面居住。每月房租也是十五元，房间里没有任何家具。
这哪儿是居家过日子呀！光慈和似鸿在大上海同敌人打起了“游击战”。
有一天，蒋光慈在街上行走，被两个暗探盯上了。光慈一看他俩那歪戴帽子、见人斜视的神态，就知道是什么货色了。他们大概认不准蒋光慈，要跟踪到住处再下手。他疾走，那两个人也在后面小跑跟着。在街道拐弯处，光慈跳上了一辆电车，那两个人也跳上那辆电车，还有意无意地同光慈坐到了一起。光慈下了电车，又跳上一辆公共汽车，那两个人也跳上那辆汽车。光慈眼看甩不掉这两个“尾巴”，心里很急，就在汽车快要进站、速度减缓的刹那间，光慈从大开着的车窗跳出车外，迅速钻进一家大商场，然后走出商场后门，甩掉了这两个鬼东西。到家里，他累得满身是汗，几乎站不稳脚步了。虽在马路边的水泥地上跌破了膝盖，但总算还是成功脱险。
然而并不是每一次都能这么幸运。住在万宜坊的时候，特务们终于找到蒋光慈的住处。
一个星期六的晚上，似鸿从学校回了家。吃过晚饭，夫妻俩想透透气，便秘密地出去看了场电影。散场回家，已是十点多钟了。刚走到万宜坊的大门口，钱杏邨忽然从大门后面的黑暗中闪出身来，轻声说：“千万不要进屋。刚才捕车来过了，抓了个空。车子虽然开回去了，但特务们还在你们的屋里等你们回家呢。快走，你们赶快走吧！”
光慈和似鸿猝不及防，来不及说一句话，转身就走。夫妻俩一起走到四马路，开了个栈房作为避难之所。
这家客栈的住客，大多是中下层人物。他俩住在楼下刚进门的一间，周围格外吵闹。从玻璃窗望出去，可以见到旅客进进出出。到了夜里，时有妓女被男住客叫进栈来。拉胡琴的，唱小调的，打麻将的，喝酒猜拳，搅得人难以安宁。
事实上，夫妻俩也难以合眼。什么也没有带出来，赤手空拳的两个人，今后如何生活呢？还有一千元的存折，正躺在家里储藏室的壁缝中，必须要想办法拿出来；还有光慈的照片也得取出，否则，特务们会拿着他的照片，到处通缉他；另外还有一批藏着的文件，也万万不可丢失……似鸿心想，光慈是万万不能回去的，特务们张网要捕捉的正是他；唯一的办法，只有自己冒险回家。她想等特务们出去吃午饭时进屋去。
第二天，将近中午时分，吴似鸿平息了一下心情，镇静地向屋子走去。一路上，她一直琢磨：假如屋里有陌生人，她就故意问一句：“这里住的是姓王的人家吗？”对方当然会说：“没有姓王的人家。你是谁？”自己就笑着说：“哟，我找错门牌了。对不起呀，先生！”然后，转身就溜走。
谁知进了万宜坊，只觉静静的。没有见到杏邨一家人；自己的侄子吴天湘原住在这里，现在也不知跑哪儿去了。只见杏邨家的女佣人，正在厨房里烧饭呢。似鸿见机会难得，迅速地直上二楼，房门洞开着，屋里没有人。似鸿快捷地把要取的东西取出，塞进衣袋里，冲下楼，夺门飞奔而出。
回到客栈，但见光慈仰脸躺在床上，两手托着后脑勺，好像一只浮在波涛里的大船。一见似鸿，他从床上跳起来。
似鸿一面喘着气，一面把存折、照片和文件等递给光慈。光慈一把搂住妻子，激动地说：“阿鸿，你终于回来了……好样的！”
蒋光慈的收入原来还可以，他在亚东、现代、北新、泰东四个书局出书的版税维持一家人的生活还是绰绰有余的。一般人以为，他收入不菲，家里又没有孩子，手头一定很宽裕。可是，光慈见不得人家有困难。每当他领取版税时，总是说：“呵呀，这么多呵！”然后见这个有困难就给这个几张，见那个有困难就掏几张给那个。
吴似鸿曾问他：“你的钱都花到哪儿去了呢？”
光慈说不出话。掐指算算，除负担老家父母的生活外，大部分还是接济、支持周围的甚至远在日本的朋友了。这方面，他慷慨大方得很。有一次，钱杏邨来到蒋光慈的房里说：“有一位同志刚从监狱里出来，没有衣服穿，你有没有多余的衣服？”蒋光慈立即打开衣橱，拿出一套呢制的西装递给杏邨：“送给他穿！”杏邨拿着那套西装下楼时，在楼梯上又高声喊道：“衣袋里还有二十块钱呢！”蒋光慈连忙跑到楼梯口，说道：“那就也送给他用吧！”蒋光慈和钱杏邨是战友，也是朋友。钱杏邨有四个孩子，家里比较困难，蒋光慈在经济方面大力支持他；他们合租房子时，杏邨的房租一般都由光慈代付。光慈的“仗义疏财”，有时还被人利用，以致做了“冤大头”。有一次，一位同志的太太向光慈诉说家里困难，要向他借一百元钱。光慈很同情她，当即送她一百元。不料那位太太用那钱新买了一件皮大衣，被光慈看到了，她居然像没事人一样，脸也没有红一下。
可是蒋光慈自己生活非常节俭。他不抽烟，不嗜茶，偶尔喝点酒。除了伙食、看病、买一点营养品以及购买书报外，他没有多用过一分钱，甚至连衣服也一件穿很久。
一次吴似鸿问他：“你怎么都没件绸衬衫？”
“哈，我没有的东西多着呢……”
自从《咆哮了的土地》被查禁以后，所有的书局再不敢出版蒋光慈的作品。有关书局同蒋光慈结算了一下，总共得了版税一千多元。
如今，这是他们最后的一笔钱了！蒋光慈把它全部存入银行，拿回来一个存折，交给吴似鸿，要她保管。他怕钱在自己手里又会很快花光。吴似鸿把存折插进储藏室的壁缝中，这就是吴似鸿冒着极大的风险，进屋抢取的那张存折。
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是维持不了多久的。这天夜里，光慈翻来覆去睡不好觉。天快亮时，他对似鸿说：“阿鸿！我现在不能出去工作，这点钱也只够维持几个月了，你快去找工作做吧！”
吴似鸿能到哪儿去找工作呢？
以前的熟人，有的断交，有的找不到地址。南国社早被国民党查封了，田汉等人转入了地下，根本找不到踪影。章锡琛呢，似鸿不好意思再去麻烦他们。想来想去，似鸿想到了夏丏尊。他是浙江上虞人，日本留学生，曾任开明书店总编辑、编辑所长，社会关系多，去求他给自己找个工作吧。似鸿跑到夏丏尊那里，说明原由。夏丏尊笑着说：“蒋光慈的太太，怎么会没有饭吃呢？”他根本不相信吴似鸿有困难。
后来，似鸿又去找一位同学，她丈夫是一家工厂的工程师。可是，他们因她是蒋光慈的妻子，而不敢给她介绍工作。
光慈了解似鸿找工作的困难，于是又建议说：“阿鸿！你把过去发表过的作品，收集起来出版，拿点版税聊度眼前的难关吧。”
这个主意倒不错。于是，似鸿把过去发表或未发表的作品，全部拿出来，由蒋光慈编选。光慈选了两篇小说《毛姑娘》《罗娜》和两篇散文《巴西米亚女郎日记》《还乡记》，编成一部《流浪少女日记》，拿到北新书局出版。
当时，北新书局的总编辑是赵景深。他把这部稿件留下，说看看再说，后来就一直没有消息。直到1934年，吴似鸿从北新书局拿回这部稿件，由叶灵凤介绍，才由现代书局出版。
看《流浪少女日记》不能立即奏效，蒋光慈又把自己当年在东京翻译的苏联作家里别津斯基的《一周间》，拿到北新书局，署名华维素出版。这次他把版权全卖了，一次拿了二百元。然而二百元又能维持多久呢？
贫病交迫，衷心郁郁，蒋光慈受着空前的折磨。郁达夫1933年3月写的《光慈的晚年》一文中写到“一九三一年的春天，忽而又在上海的街头，遇着了清瘦不堪、说话时老在喘着气”的蒋光慈，他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
他告诉我说，近来病得很厉害，几本好销的书，又被政府禁止了，弄得生活都很艰难。他又说，近来对于一切，都感到了失望，觉得做人真没趣得很。我们在一家四川路的咖啡馆里，坐着谈着，竟谈尽了一个下午。因为他说及了生活的艰难，所以为他介绍了中华书局的翻译工作。
中华书局的翻译工作，蒋光慈没有去成。他在漫漫的黑暗中挣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