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光慈已经认定吴似鸿为自己的人生伴侣。这既得到田汉和南国社一些朋友的支持，也得到了情似父子的亚东图书馆老板汪孟邹的赞同。他要加大向吴似鸿“进攻”的力度了。不过，经过这几年的磨难，他对爱情已没有从前的从容的心境和澎湃的激情了。不客气地说，他完全是以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来安排这段感情，但是那也是一颗付出真爱的心。就在他们去那家法国菜馆吃过后没几天，他给吴似鸿写了第一封求爱信：
乡姑娘：我要和你生活在一起。
光慈这封信极其简单，宛如一封电报。称她为“乡姑娘”，是因为他和田汉都认为她是一位朴素、诚实的农村姑娘。
可是，这封信却在吴似鸿心里激起巨大的波澜，把这个初涉世事的姑娘吓坏了。按理说，通过其间的接触，她对蒋光慈印象极佳：高大英俊，风度翩翩，不仅是个有才华的革命作家，在上海文艺界红透了半边天，而且见多识广，谈吐得体；更没有一般男子的浮躁粗暴，而是善解人意，待人彬彬有礼。但是，如今他要和自己“生活在一起”，一男一女生活在一起，不就明摆着要结婚吗？
“床上四条腿，读书胡日鬼”，再加上生儿育女，还怎么读书呀？可自己一心想的是大学毕业，毕业后找个工作做，苦尽甘来，多么自由自在呀！于是，吴似鸿立即给蒋光慈回了一封信：
蒋先生：我害怕。请你别讲那样的话，请你再别讲那样的话。
她不知道蒋光慈的住址。没办法，给他的信只好请亚东图书馆转交。汪孟邹看她在信封上写有“蒋光慈先生收”六个字，立刻叫她换了信封，重写成“陈资川先生收”字样。蒋光慈接信后，又写来第二封信，虽然多了几个字，依然像一封“电报”：
乡姑娘：
你别害怕！假使你和我生活在一起，我就可以写出伟大的作品。我写出伟大的作品，你也就伟大。
吴似鸿铁定了心拒绝他，于是回信说：
蒋先生：
你写出伟大的作品，那是你自己的伟大；我可不要别人的伟大，来当做我的伟大。我是要读书才来上海的。我的学业还没有完成，不谈别的。
第二天，吴似鸿到南国社玩。一见田老太太，老人就说：“吴似鸿哎！蒋先生可是个好人啊，人有本事不说，心儿也很细呢。你跟这样的人过日子，我算放心了。田先生也说，他也放心呢。”吴似鸿心里“咯噔”了一下，怎么田老太太也为蒋先生帮腔呢？于是她说：“我再有一年多大学就毕业了。现在结婚，一旦有了小孩怎么办？我害怕呀！”“那么快就有小孩吗？十月怀胎，十月怀胎，从怀孕到生小孩，要九个多月呢。再说，保不准还不会怀孕呢。”田老太太慈祥地说，“你翻过年，就二十四了，也到了该有孩子的年岁。乡下姑娘像你这样的年纪，孩子早就上学堂了。再说，你和蒋先生结了婚，他有钱养家糊口，你再不用啃大饼、饿肚子，这不更好念书吗？”
田老太太的话，字字在理，句句中听。似鸿心想：这些我怎么没有想到呢？但是，她还有自己的担心：“那么，蒋先生会让我读书吗？”“他怎么会不让呢？”田老太太说，“他为人最和气，最讲道理了。你要读书，是有理的事情嘛！”
吴似鸿心思不定地离开南国社。路上，她心想：不管怎样，最好还是等毕业以后再结婚，现在绝不能松口！可是，等她回到学校，门房交给她一封信，正是蒋光慈来的。拆开一看，嘿呀，蒋光慈好像对症下药似地写道：
乡姑娘：
你和我生活在一起，你依然可以读书，并不影响你的学业。乡姑娘！和我生活在一起吧！
吴似鸿读罢信，有些生气地想：这位蒋先生真是的，好像不打胜仗决不收兵似的，怎么老是纠缠我呢？讨厌！
她下决心不给他回信了，来个彻底拒绝！
这天午饭后，吴似鸿把教室中的但丁石膏像捧到宿舍中，又拿来一只画架子，准备画但丁的木炭素描像。正当她凝望着石膏像准备开笔的时候，门突然被推开，蒋光慈匆匆走进来。他穿着一件黑色长袍，额头上有几粒闪光的细汗；眼镜后面的眼睛，调皮地眨动着，望着吴似鸿微笑，好像在说：“你躲到宿舍里，我就找不着你了吗？”
吴似鸿望着他，一时怔住了，也忘了招呼他，只是愣愣地傻笑。
蒋光慈看着宿舍左边的小桌上，还摆着吴似鸿中午吃剩的一碗冷饭和半碟豆酱，俯下身子仔细瞧了瞧，然后向吴似鸿问道：“这是你的伙食吗？”“这不是明知故问吗？”吴似鸿心想，“宿舍里没有第二个人，不是我的又是谁的！”但是她没有说。
蒋光慈见吴似鸿没有答话，望着她，笑道：“看来，你并不浪漫啊！”吴似鸿能领会蒋光慈这句话的意思：当时在大上海，像吴似鸿这样年轻、漂亮的姑娘，只要自己愿意，就会有人请吃饭的；而现在是寒假，空闲时间很多，吴似鸿居然没有出去闲逛，而是躲到宿舍里，吃着最差的饭菜，默默地作画，可见是一个极守本分、并不浪漫的人。这一点，似乎得到蒋光慈的特别好感。
他在一张空床边坐下，把吴似鸿拉到自己的面前，两手拍着她的臂膀，说道：“密斯吴！你好像有些躲着我啊！”
“没有呀，蒋先生！”吴似鸿看着光慈略显沧桑的脸，“我没有躲着你啊！”“我爱你！我真心真意地爱你！”蒋光慈似乎有点动感情了，眼睛也湿润起来。
吴似鸿没有说话。
“我们相爱是有基础的。这点，我反复考虑了。”光慈的两只大手，紧紧握着似鸿的一双小手，“从小处讲，我们都是农村人。老祖先都是种田的，心儿贴得近；从大处讲，我们是同志。我四处漂泊，以革命为业，一心求得祖国的解放、独立，一心求得人民脱离苦难。你呢，是一个进步青年，爱憎分明，追求光明。我们是有共同语言、共同心声的。”
吴似鸿觉得蒋先生这些话，又明白，又新鲜，听了心里很舒服。她不知道怎么搭言，所以仍是没有说话。
蒋光慈继续说：“我的妻子原来也是一位大学生，我们感情很深。可惜，她三年多前就去世了。密斯吴！这几年我碰到不少姑娘，但我总是感到不是十分的满意。这次我见了你，可以说是一见钟情，好像我们笃定要结这场美满的姻缘！”
“我也很平常啊，”吴似鸿这才开口说话，“还有人说我是个丑姑娘呢。”“不丑，不丑！在我眼里，你比西施还美呢。”蒋光慈一面抖着似鸿的手，一边急急地说，“密斯吴！嫁给我吧，和我生活在一起吧！我已经一个人漂泊了三年多了。我们结了婚，我写我的书，你上你的学，多好啊！”
说到这里，吴似鸿惊奇地发现：蒋先生的两只眼睛，竟滚下两颗硕大的泪珠。一面想到“蒋先生真可怜啊”，一面情不自禁地用柔指帮蒋光慈擦起泪来。
几天后的一个下午，蒋光慈又来到吴似鸿的宿舍。这天，他穿着浅咖啡色的呢大衣，走进宿舍，见似鸿正趴在桌上写稿子，俯下身，有心无心地看了一番，笑道：“真用功啊！”吴似鸿停下笔，静静地望着他，笑一笑没有说话。
蒋光慈摘下她手中的笔，抓起吴似鸿的一只手，似乎早有准备，又似乎拉家常一样缓缓地介绍起自己的家乡、家世和家人，对于父亲，他说得更多一些。
接着，他又介绍起自己的经历和为人。
最后，他说：“看一个人为人如何，可以看看他交了什么朋友。瞿秋白你听说过吧？他在苏俄时，当过我的老师。他曾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我们是好朋友。说近一点的吧，田汉你是相信的。你也看到了，我和田汉也是好朋友。”
不错，田汉和田老太太都说过，蒋先生是好人，跟蒋先生结婚，他们放心。想到这些，吴似鸿露出亲切的目光。
蒋光慈接着说：“我选择你作为爱人，不是随便的、盲目的。你不是被国民党从绍兴撵到上海来的吗？你是穷人家的姑娘，了解穷人的疾苦。你立场明确，不与国民党政府产生瓜葛。我最看重的，是你追求进步。老实说，我是一名共产党员，我的作品都是在宣传革命。如果我被国民党抓到了，可能就要被杀头。我随时都处在危险之中。但是我感到，有你在身边，不仅我的工作能得到支持，形式更隐蔽，而且即使有一天我真的被抓住，你也一定能够完成我未尽的事业。而为了这些事业，你也愿意这样做。”说到这里，蒋光慈打住了话头，静静地望着吴似鸿。
吴似鸿不动声色地听着这些话，心头激起了巨大的波澜。她没想到光慈会这么了解她，他究竟是从哪些方面知道自己的个性的。
是啊，在南国社，吴似鸿曾参加田汉改编的话剧《卡门》的演出，对那个相貌美丽、性格倔强、坚持“不自由毋宁死”信念的吉卜赛姑娘卡门，吴似鸿既爱她又羡慕她啊！在绍兴女师读书时，当北伐军打进绍兴时，她在同学们的推举下，担任了绍兴妇女协进会的会长；当北伐军北上，旧势力反扑，她又被同学们推举为学生生活会的主席；如今在上海，她不也是宁肯挨饿，也不愿为国民党做事吗？自己同蒋先生本来就是一路人、一家人啊！
蒋光慈见吴似鸿不说话，揣不透她的心思，试探地问道：“阿鸿！你害怕了吗？你还敢爱我吗？”
“敢爱！”吴似鸿响当当地答道，把身子倾向蒋光慈，“蒋先生！我敢！”“啊！”蒋光慈紧紧地抱住吴似鸿，对于这个回答他已经等待了很久，现在终于等到了。
天更冷了，光慈为似鸿买了毛线衣、棉袄、外套、裤子和围巾，色彩都是似鸿自己选的，足足装了两大包。
蒋光慈望着两大包衣服，对吴似鸿说：“到我家里去！”年轻人的好奇心，使吴似鸿早就对他的“家”感兴趣了。听到他这一提议，她有些高兴地和蒋光慈各提一包衣服，登上了一辆黄包车。蒋光慈当时住在沪东区自来火街附近的广业里，租的是一幢普通的二层楼房。
车子停在楼房的后门。光慈下了车，一边敲着门，一边向楼窗喊叫：“六妈，开门！”不一会儿，一位穿戴朴素、干净的五十多岁的老太太把门打开了。她瞅了吴似鸿一眼，操着沉重的江北口音招呼蒋光慈道：“陈先生！你回来了！”
因为蒋光慈对外用名“陈资川”，所以六妈这样称呼他。三人上了楼。
蒋光慈摸出钥匙，一边开门，一边调皮地笑着对吴似鸿说：“今天，总算把这屋子的女主人请来了！”似鸿心想，我还只说敢爱你，并没有答应嫁给你，你就说是“女主人”，真叫人难为情。走入前楼间，但见摆有一张写字台、一张四方小桌、一只单人沙发、一只长沙发，还有并肩摆着的两个书架，书架上面搁满中外文书籍。
天已暗淡下来，光慈把电灯按亮。吴似鸿在长沙发上坐下，又细细地打量着屋子里的陈设；光慈坐在长沙发的靠手上，俯首向吴似鸿说：“这屋子我从来没有带其他女性进来过，你是第一个。”
“为什么呢？”
“许多女子靠不住。我不愿把住址告诉她们，更不用说带进屋子了。”蒋光慈说着，从地板上的竹篓里拿出两个颜色鲜艳的福橘，剥开一个递给似鸿，自己则吃另一个。
吴似鸿一边剥橘子吃，一边问道：“你同父母不住在一起吗？”
“我不同你说了吗，我的父母依然在安徽大别山下的农村小镇过活。”蒋光慈答道，“应该说我周围的亲人越少才越好，万一有个风吹草动，老人经不得惊吓，所以还是给他们寄点钱，让老人在农村生活安静些……现在有你，其实我也很矛盾，可能我们不要正式结婚会好些……这前后楼就我一个人住，六妈住在亭子间。”
吴似鸿又说：“嘿呀，你一个人竟住这么多房子。田先生家十多个人，也只住一楼一底，并不比这房子大多少。”“是大了点。”光慈解释道，“假如我单租一个前楼面，房东就会把后楼面租给别人，谁知住进来的是什么人呢？现在，房东住在一楼，我和六妈住楼上一层，清清楚楚。这样，别人就不会住进来了。”
啊，原来是这样！了解了他的心思之后，似鸿又把眼光集中到墙上挂的一幅基督的画像，问道：“你是信奉耶稣教的吗？”
“我什么教也不信。不，如果马列主义也是教的话，我就信仰‘马列教’、‘革命教’，”蒋光慈侃侃而谈，“挂这耶稣画像，是一种伪装，掩人耳目而已。不过，从心底说，我并不讨厌耶稣。他拯救受难的人，他向往光明。你看，他正仰着头，看着一片光明的前方呢。”
两人谈得很投机，很融洽，不觉夜已深了。吴似鸿猛一激灵，应该回学校了！可是，沪东区到法租界的距离很远，新华艺专的校址又在华界，回校要转两道车，似鸿一个姑娘家，在这深更半夜哪敢走呀！于是，她说：“蒋先生！你送我回学校吧！”
“这大半夜的，还回学校干什么？”蒋光慈说，“今晚你就睡在这里吧。你睡后楼我床上，我就睡这长沙发。”吴似鸿犹豫不决：“这，这……”“‘这’什么？反正你要住到我家来的。”
吴似鸿又把光慈打量一番，最后，盯着他的眼睛说道：“那么，今晚可不许碰我。”
“好，我不碰你！”蒋光慈宽厚地笑笑。
吴似鸿在六妈的关照下洗漱罢，来到蒋光慈的床前，想了一会儿心思。这后楼面的房门没有插销，她便简简单单地用一个小凳子把门抵上，然后便宽衣解带、心安理得地睡下了。
从少年时代起，她就有“择床”的坏毛病。新到的地方、睡到新换的床上，她总很难入眠。可是今天很奇怪，她觉得这就是她的家，这就是她的床，没有一点陌生的感觉。她感到前楼的灯还在亮着，隐隐地，她似乎听到蒋光慈翻书页的声音，还听到他小声地哼着什么歌曲。接着，她就沉沉地进入了梦乡。
第二天早晨，吴似鸿虽然醒了，但还没有起床。大概蒋光慈早起床了，因为听到六妈在问他说：“陈先生！少奶奶早餐吃什么呀？”蒋光慈答道：“你别叫她‘少奶奶’，叫她‘吴先生’吧。她在大学读书，平时住在学校里；现在学校放假，她就回家来住了。早餐不必预备，我们到外面去吃。你只管自己吃！”
这番话，吴似鸿听了心里十分熨贴。
她迅速地起了床，洗漱出门。蒋光慈望着她，笑着问道：“昨天买的新衣服，怎么不穿呀？”“等两天再穿吧！”
“今天到你们的学校里，把你的铺盖卷搬回家里，怎么样？”似鸿一下红了脸，无声地默许了。
两人来到街上，吃了早点，租了一辆出租车，到了新华艺术专科学校，将吴似鸿的铺盖卷、一个破箱子和书籍、稿件、学习用品等装进网篮里，一起搬上了汽车，运回广业里。车到光慈租住的房子的楼下，六妈下楼来要帮着搬扛东西，被光慈阻止了，由他一件件将东西搬上楼去。
等汽车开走，吴似鸿也走上楼来。她张望了一下，不见自己的铺盖，于是问光慈：“我的铺盖呢？”“我把它放在六妈住的亭子间里，叫她帮你拆洗缝补一下。”“那我今晚盖什么呢？”“今晚我们盖新棉被呀！”光慈从柜子里拿出一床红色印花被面的被子，放在似鸿昨晚睡的那张床上，“我早就从先施公司给买来了。今晚，我可不再睡沙发了。”光慈试探地看着她，似鸿还是红着脸低着头。
吃了午饭，光慈又单独出去，买回了一张小一点的写字台，放在自己的写字台对面，好像他要和似鸿当面办公似的。随着蒋光慈的紧张忙碌，随着时间的悄悄流逝以及夜晚的临近，吴似鸿心头越来越紧张。
小时候在绍兴老家，她看过多少新娘乘坐的花轿、多少闹洞房的热闹场面啊！那时候，在自己的稚嫩的心灵深处，也幻想过自己长大了做新娘的情景！可是，如今，在这上海高楼大厦的一个小小的角落，难道就这样不声不响地做起了新娘？娘啊，你远在绍兴，你和兄嫂正在筹备过春节吧？你知道你小女儿心里害怕吗？娘啊！
吃过晚饭，光慈和似鸿又谈了一会儿心，谈得既投机又融洽，房间里春深似海。快要睡觉的时候，吴似鸿忽然说：“蒋先生！我要和你演戏！”“演戏？”蒋光慈大为惊讶，“演什么戏呀？”“演《南归》，田先生写的《南归》！”
原来1929年夏天，南国社准备在上海、南京等地演出。田汉赶写了一个剧本，名为《南归》。这是一出诗剧。内容写一个人唤“春姑娘”的农村姑娘，她家来了一位从北方来的姓辛的诗人，两人恋爱了。诗人有事回北方去了，春姑娘十分想念他，老是抱着诗人留下的一双破皮鞋，呼唤着：“破鞋呀！破鞋呀！”
后来春姑娘的母亲，把她许配给了一个青年农民。
当诗人再度从北方回到南方的时候，春姑娘见到了他，情不自禁地抱着他热情呼喊：“啊，辛先生，我想你想得好苦啊！”可是，诗人知道春姑娘已经许配给了别人，便又走了。当时，田汉安排吴似鸿演春姑娘，陈凝秋演诗人，左明演妈妈，张慧灵演青年农民。这出戏反映了人类心灵中最原始，最朴实的情感，台词充满诗意，演员们又很卖力，所以演出效果很好，场场都爆满。尤其是吴似鸿演的春姑娘，她抱着诗人鞋子时声泪俱下的呼喊，真实感人，博得观众的一致好评。进入角色，吴似鸿真实体会到一个姑娘等待久别恋人的震撼心灵的痛苦。
因此，她有些恶作剧地想，结婚那天，一定要抱着新郎，也这么热情呼喊一番。蒋光慈细细地听了剧情介绍。吴似鸿叫他演诗人，这倒也当之无愧，他本来就是诗人。台词呢，当春姑娘抱着诗人呼喊时，诗人并没有多少台词。
行，蒋光慈为了不拂新娘的雅意，就答应演诗人。
蒋光慈站在后楼的中央，身穿大衣，戴着眼镜，梳着西式头发，不用化妆，就是一位诗人。吴似鸿穿着小袄，脖子上还围着一条白毛巾，扮成村姑模样。她慢步走近“辛诗人”，细细地打量着他，突然张开双臂，抱紧诗人的脖子，痛苦而又热情地呼喊道：“啊！辛先生，我想你想得好苦啊！”蒋光慈也乘势抱紧吴似鸿，学着京腔道白，随意编着台词：“啊，春姑娘！你已是别人的妻子了，就不用再想——了吧！”说着，两人都哈哈大笑起来。
蒋光慈脱去大衣，里面是白衬衣上罩着一件棉背心；他也叫吴似鸿脱去小袄，里面穿着一件淡黄色的在灯下显得色彩柔和的毛线衣。他一把抱起姑娘，两只手臂托着她的全身。似鸿是第一次这样被一个男子托着，又温暖，又兴奋，又害怕。她用一只手臂攀着他的脖子，咯咯咯地笑着。
光慈托着似鸿，在地板上来回走着，把脸埋在她的颤动、丰满的乳房上，说道：“我们是一家人了！自今日起，不要喊我‘蒋先生’了，喊我‘光慈’，我也不再喊你‘密斯吴’了，就喊‘阿鸿’吧。”走了一会儿，光慈脱去棉背心，似鸿也脱去毛衣。光慈仍旧托着她，姑娘体态毕现、凹凸有致地躺在他的手臂上。他把脸在她的乳房上搓揉着，叹道：“好香呀！”
又走了一会儿，他对似鸿说：“阿鸿！你知道吗？这就是《赤恋》中的爱情。”吴似鸿当然不知道《赤恋》了。光慈的书架上就有，她后来才读了。原来《赤恋》是一部中篇小说，作者是苏联的柯伦泰夫人。她既是作家，又是外交家，曾担任过苏联驻挪威的大使。她这部小说的女主人公是一位共产党员，能干，漂亮。她领导女工进行革命工作，在群众中很有威信。
她有肺病，他的丈夫为有这样一位妻子而感到光荣，晚上在家常常托着她在地板上走来走去。光慈每读到此，总会生出无数感慨。
光慈走累了，身上出了汗，但兴致不减。似鸿躺在他的手臂上，只觉房间冷嗖嗖的，时间躺长了也很难受，于是小声喊道：“蒋先生，快放下我！”“你喊我什么？”“噢，光慈，光慈！”似鸿一面改口喊着，一面在他手臂上伸胳膊缩腿。
“好，放下！”他把她往绵软的被子上一抛，笑道，“《赤恋》演出，到此结束！”吴似鸿赶忙钻到被子里。
看见光慈关注爱怜地看着自己，似鸿伸出胖乎乎的小手，按掉了床头的电灯。刹时，房间漆黑一片，只有喁喁、幸福的低语声。
整整一个礼拜，蒋光慈和吴似鸿没有出门。蒋光慈忙着写作，吴似鸿则从他的书架上拿下已翻译成中文的苏俄文学作品，从托尔斯泰、屠格涅夫、陀斯妥耶夫斯基到高尔基，一本又一本，看得津津有味。烧饭、洗衣等家务，一应自有六妈料理。他俩完全处在新婚的喜悦、幸福之中。写作、看书累了，他俩就在家里玩“拉黄包车”的游戏：蒋光慈站在前面，吴似鸿俯在他身后、头顶着他的背；他的两手拉住她的两手，他在前面走，她头顶着在后面推。这样不停在房间里转圈，“拉”几圈笑一阵，再“拉”几圈再笑一阵。有时，蒋光慈坐在椅子上，像抱孩子似地将吴似鸿抱着坐在自己腿上，一面抖着腿，一面教吴似鸿唱《国际歌》，或者他听她唱好听的南曲儿。——他们的这种“坐腿”渐渐成了习惯，一直到蒋光慈生病住院没有力气的时候。
新婚夫妻总要见人的呀！虽然现实不允许他们办婚礼，但光慈已分别向六安和绍兴的亲人报告了结婚的喜讯，这样还不够，他觉得还应该让文艺圈内的好朋友们知道，蒋光慈和吴似鸿已经结婚了！这天，蒋光慈先去先施公司买了两只火腿。火腿很精致，外面还有粉红色的绒布套子。他抖着火腿向吴似鸿说：“阿鸿！今天我们看田老太太去！”说着，还把一张十元的钞票塞进她的大衣口袋，给她零用。
吴似鸿一听说要到南国社去，显得特别高兴。他们走进南国社的后门，见田老太太正在厨房里忙碌。光慈迎着老人走过去，把两只火腿递给她：“老太太，请你吃火腿！正宗的金华火腿呢。”田老太太高兴地接过火腿，望着一对新人说：“呵呵，你们来了！今天一定要在我家吃饭呐！”说着，便去准备小菜。
光慈和似鸿走进客堂，见到有好几个社员正坐在那儿谈天。郑君里见他俩进去，故作惊讶地说道：“哟！新姑爷、新姑奶奶到‘娘家’回门来了！”有几人还开玩笑地拍起了巴掌。蒋光慈嘻笑着向众人点头致意。
他见田汉不在客堂，便上楼找他去了。吴似鸿留在客堂，发觉今天气氛不对。往常，她是“大众情人”，每到南国社大家都欢迎她、亲近她，同她开玩笑，今天“物”有所主了，姑娘成了妇人，有了丈夫，大家自然不敢造次，只有被大家尊为“大姐”的康白珊，一如以往，搂着似鸿的腰，向她问长问短。
中饭很简单，吃的是糙米饭，就着一碗颇有湖南特色的又油又辣的咸菜。大家吃得却很香，因为菜辣而发出“丝丝哈哈”的声音。田老太太走进客堂，轻声把田汉叫到门边，小声说：“寿昌！晚上没有小菜钱了，你有吗？”田汉把手伸进衣袋，半天没有抠出钱来。田老太太说话声音虽轻，但大家都听到了。蒋光慈用手捅了一下吴似鸿的大衣口袋，暗示她把钱拿出来。似鸿心领神会，立即走向老太太：“我有钱，我有钱！”说着，把口袋中的十块钱掏出来递给田老太太。
又吃过晚饭，蒋光慈向田老太太道了谢，然后对似鸿说：“我们去看看康大姐！”
康白珊是和田汉同时的日本留学生。回国后，她和丈夫都从事革命工作。不幸，丈夫被捕牺牲，她也被关进监狱。1929年暑假，田汉带领南国社去广州演出，设法把康白珊保释出狱，一起来到上海。康大姐会缝纫，就帮南国社做幕布、做服装，也帮社员们缝补衣服。南国社的社员们都很尊重她。蒋光慈早就和康白珊相熟，也深深佩服她的为人。
到了康大姐家附近，光慈就开始喊起来，康大姐就住在南国社附近，听到光慈和似鸿的喊声，她赶忙走出门外、堵在门口，不想让这对新夫妻看到她生活艰难而难受。蒋光慈看到她穿着单薄，似在寒风中瑟缩，心中不忍，他对似鸿说：“阿鸿！你把毛衣脱下来，让康大姐穿吧！”康大姐上前一步，一把按住似鸿欲脱大衣的手：“这怎么行，这怎么行呢？天虽冷，我咬咬牙也就挺过去了！”
蒋光慈拉开康白珊，吴似鸿乘机脱下大衣，接着又脱下毛线衣，披到康白珊的身上：“大姐！我家里还有呢。”
见大姐不想让他们看见屋里的简陋，他们便在门口叙话。过了会儿，吴似鸿有些冷，便拉着光慈往回走。康白珊目送着他们。